自然災害與近代中國

自然災害的發生,有它的隨機性、偶然性和突發性。迄今為止,還沒有哪一個國家對其進行極為準確的預測,但這種周期性變化的本身即說明其背後還是存在著一種規律性的特點,有一定的脈絡可循;換句話說,自然災害並不是某種外在於我們這個世界的偶發性力量,實際上是這個世界自然變動的一部分。我們需要把不確定性重新帶入歷史中來,把災害當作歷史的一部分,當作歷史演進不可或缺的基本動力之一。

以近代中國為中心的災害演變大勢

記得1991年,我到南方一所著名高校拜訪一位著名的中國近代史研究大家。他對我說的一番話可以說是當頭一棒。我當時請教的問題主要是洋務運動時期的災荒和上海紳商的義賑,結果他很堅定地說道:「我讓我的學生有兩個問題不要碰,一個是災荒,一個是義和團。因為災荒的發生沒什麼規律,你從中得不到什麼有價值的理論提升,而義和團嘛,則是對近代化的頑固抵制。」他這樣說並非沒有道理,在那個時代,災荒史的研究少之又少,國圖裡就找不到幾本這樣的著作。但我還是受到很大刺激,暗暗下定決心,一定要把災害弄出個規律來。

今日回想起來,我可以毫不誇張地說,這樣的規律已經找到了,當然它的發明者不是我,而是建國以來從事這方面研究的來自自然科學領域的眾多學者。他們藉助於現代科學方法,依靠中華民族幾千年流傳下來的豐富史料,給我們大體上描繪了中國自然災害的變動趨勢和演化規律,進而以此為基礎,對未來的災害情勢進行預測。

我自己半個世紀的親身經歷,也能感受到其間氣候和災害的變化,從中大約辨別出比較明顯的階段性特徵,真所謂「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此種周期性變動,很可能與美國海洋科學家斯蒂文·黑爾發現的拉馬德雷現象有關。據研究,作為太平洋上空高壓氣流的一種變動過程,它包含兩個交替出現的階段,即「暖位相」和「冷位相」,這兩個階段與厄爾尼諾及其反面拉尼娜現象又有著非常密切的聯繫,相隨而來的往往是颱風、地震、瘟疫、大規模的流行病等一系列巨災。

比如20世紀以來的100多年,大致可以分為四個階段,即1889年到1924年,1925年到1946年,1947年到1976年,以及1977年到2000年左右。不同的階段,氣候的冷暖變動不一。其中1889年到1924年是比較寒冷的時期,1924年到1945年則相對溫暖。尤其是抗日戰爭時期,從氣象學和氣候史的角度來看,是近代中國一段非常難得的好時期。從1946年到1976年,氣溫又趨於下降。這裡所說的氣溫變化,不是我們在每一個白天黑夜具體感覺到的冷暖溫差,而是一種統計學意義上的年平均氣溫。這種氣溫如果提高或降低兩度或以上,往往意味著氣候類型發生了變化。

如果我們將視野拉長,也就是從一個更長的歷史時期來考察氣候和災害的變動,又會出現什麼樣的情況呢?對1800年以來全球氣溫變化的統計顯示:從1900年,也就是義和團運動爆發的那一年,年平均氣溫開始較大幅度的下降,到1910年達到最低谷,此時正值辛亥革命時期,不久清朝滅亡,民國建立。之後,雖稍有波動,卻穩步上升,故此整個20世紀,完全可以看做是一個氣溫上升的階段。由此反觀19世紀,同樣也有小幅的波動,但總體上顯然處於氣候相對寒冷的時期。這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清末自然災害群發期」,或者氣候學界所說的明清小冰期的第二個階段。因為從這一時刻一直往前追溯,比如明中葉,你就會發現有一個更大的氣候變化周期在發揮作用。這就是明清小冰期的第一階段,大體上始於1620年,結束於1720年左右,此乃明代滅亡、清朝入關以及康熙統治初期。大約從康熙二十九年開始,氣候逐漸變暖,雍正朝更是風調雨順,一直到乾隆前中期,氣候都非常好。當然,這並不意味著如此康乾盛世就沒有饑荒,沒有災害,只是其發生的比例相對較小而已。一直到乾隆末年,接近18世紀末期,19世紀初期,如前所述,中國的氣溫又開始出現波動,大水、大旱、大震相繼出現。所以從距今400多年的時間來看,我們就會發現這樣一個更大規模的周期性變動:明末清初,氣候變冷;從康熙的後半期、雍正朝,以及差不多整個乾隆朝,氣候相對溫暖;然後從乾隆末年到嘉慶、道光、咸豐、同治和光緒,又是一個氣候寒冷的階段。如果再放長一點,也就是從中國五千年文明的歷史來看,我們同樣會找到另一種更長的氣候變化周期或災害周期,這就是「夏禹宇宙期」,「兩漢宇宙期」(確切地說,應是「東漢魏晉南北朝宇宙期」),以及「明清宇宙期」。也有學者把「清末災害群發期」與明末清初區分開來,稱之為「清末宇宙期」,也有一定的道理。

毫無疑問,自然災害的發生,的確有它的隨機性、偶然性和突發性,迄今為止,還沒有哪一個國家對其進行極為準確的預測,但這種周期性變化的本身即說明其背後還是存在著一種規律性的特點,有一定的脈絡可循;換句話說,自然災害並不是某種外在於我們這個世界的偶發性力量,實際上是這個世界自然變動的一部分。我們需要把不確定性重新帶入歷史中來,把災害當作歷史的一部分,當作歷史演進不可或缺的基本動力之一。

當然,自然變異的周期性與自然災害的趨勢性上升並不是互不相容的。在這一問題上,我和復旦大學的葛劍雄先生以及他的弟子有過一場爭論。他並不否認災害的周期性變化,但對災害次數日漸頻繁、災害區域不斷擴大這一學術界通行的觀點提出挑戰。他認為,有關中國災害發生的歷史記載相隔時間很長,從春秋到現在已經好幾千年了,而歷史記載的特點是「詳今略古」、「詳近略遠」,即時代越往前記載越少,越往後記載越多;在空間上,距離政治中心越近,記載越多,反之越少,甚至沒有留下任何記錄。所以我們從歷史記錄中看到的災害次數的增多,災害區域的擴大,是由文獻記載的特點造成的,並不代表歷史事實就是如此。我剛才也多是從自然界的周期性變化來分析災害的演變大勢,但並不否認,除了周期性震蕩之外,也應看到另外一種變化,即趨勢性的變化,兩者糾合在一起,呈現的就是周期性上升趨勢,其間並無矛盾之處。

理由何在?首先,凡是記載於中國歷史文獻的,絕大部分都是對國計民生有重大影響的災害,而非隨時隨地發生的各類災害,故而遺漏的可能性相對較少。第二,以往對中國歷史自然災害的判斷都是以官書、正史為主要依據,其間不能排除葛先生所指的問題,但必須搞清楚的是,這樣的官書、正史,基本上是當時人和時隔不久的學者撰寫的,其落筆時間並不像我們今人與之相隔的那樣長,我們不能把古人著史與今人閱史的時間混為一談。事實上,早期的很多歷史著作,如孔子作《春秋》,司馬遷撰《史記》,都是當代人寫當代史,其書寫時間與實際史實發生的時間,並不像我們想像的那樣長。第三,除了正史之外,歷朝歷代多多少少還是有其他文獻可以作為旁證,尤其是明清以後,各地的方誌多得是,檔案和文獻浩如煙海,從中可以相互印證,儘可能得出符合實際的結論。即便是方誌多了,文獻多了,也不代表所記錄的災害就越多。因為我們通過這些檔案和文獻的記載可以發現,其中對災害的記載,有的時候多了,有的時候少了。所以用文獻來解釋災害分布的時空差異有它一定的道理,但絕對不是否定中國災害逐步增長的理由。

這裡面還涉及一個人與自然關係的問題。就災害的影響而言,不同歷史時期人口規模不一,其活動範圍大小不一,因而同等程度的災害,其所造成的影響,不可同日而語。先秦時代災害少,但由於人口總體規模小,活動範圍有限,故而對當時的人類而言,其危害程度相對而言,要比今天大得多。死亡一千萬人的大饑荒,在先秦時代可以消滅中國文明好幾次,而在光緒年間,則只能延緩人口增長的態勢。這是其一。其二,就災害的成因而論,早在1920年代,竺可楨先生就以其對直隸永定河水災的討論,非常圓滿地解答了葛教授的疑問。他說:直隸水災為什麼在16、17、18世紀以後越來越多?不是因為它靠近都城,也不是文獻記載有問題,畢竟三個世紀的記錄都是同一處,而且始終處於天子腳下,而是因為人口越來越多。宋元時期,永定河周邊的人口很少,即使河水很豐盛,也不見得形成洪水,更不見得對人造成危害,因為那裡根本就沒有人去住。但是後來這個地方人口越來越多,同時不停地開墾沿河的土地,離永定河越來越近,而且為防止水患,又不斷地築堤建壩,將河水束縛在狹窄的河道之中。災害自然越來越多。故此,災害的形成有兩個原因,一方面是自然界的力量,另一方面則是人對自然界的改造帶來的後果。它是人和自然的相互糾結的產物。1950年代譚其驤先生對王景治河之後黃河的所謂「八百年安瀾」給出的解釋,遵循的實乃同一邏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