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及總統塞西治國曆程之崛起

成功者往往隱忍而善於等待，在幕後看盡權力的遊戲，因此可以後來居上，塞西也是如此。自「1·25」革命以來，6年間埃及更換了三任領導人，但塞西執政後延續了軍人傳統的強權政治也並未有效解決埃及社會矛盾和獃滯的經濟發展。他也在讓他的人民等待，讓他們在對解決問題遙遙無期的期待中耗盡耐心。塞西其人如何？他對軍方、媒體、警察持何種態度？他如何解決埃及的經濟困難？本文全文編譯自何偉發表於《紐約客》「來自開羅的信」系列的最新文章Egypt"s Failed Revolution，此篇為第一部分。

何偉，圖片來自知乎

「成功者善於等待」

說話輕柔溫和，是現任埃及總統阿卜杜勒·法塔赫·塞西給他人的印象，這很容易讓人忘記他是通過一場軍事政變上台執政的，並且在這場政變中他屠戮了穆斯林兄弟會支持者上千人的性命。一位歐洲的外交官告訴我：「他跟人講話時不像一般將軍，不會給人夸夸其談或者華而不實的感覺。」另一位美國的官員感到塞西讓她想起了一些白宮中的政治家：「有些政治領導人總是高談闊論，另一些同樣有傑出的才能，卻不會像他們一樣恨不得蓋過所有人的聲音。」她認為塞西的姿態平靜矜持，他講話時反而有更強大的氣場和力量將別人帶入，並讓他們思考他想要傳遞的信息以及其中隱含的深層含義。

革命的挑頭者往往大膽而雄辯，但最終得到權力的卻是相對不顯眼而且更加審慎之人，過早的鋒芒畢露會付出代價，許多情況下，成功者更善於等待。2011年2月，在解放廣場的民主示威運動將穆巴拉克趕下台時，塞西只是埃及軍事情報局負責人，並不為公眾所知。

埃及總統塞西

圖片來源：搜狐網

2006年，他在美國賓夕法尼亞州的陸軍戰爭學院受訓，但他的成績也比不過頂尖的美國軍官。美國前任中情局局長萊昂·佩內塔在埃及解放廣場運動時任美國國防部長，他說他想不起來塞西有任何的特殊之處能夠引起他的注意。

2013年，查克·哈格爾接替佩內塔就職於五角大樓，說起塞西，他也表示美國軍方對塞西的認識並不多。另一位美國官員則告訴我，有關塞西生平經歷的信息都寥寥無幾：「人們對他的妻子和孩子了解的很有限，我認為這不是什麼巧合，這是塞西特意在他身邊營造的神秘氣氛。」

2011年1月，埃及民眾在首都開羅進行集會要求總統穆巴拉克下台

圖片來源：中新網

穆巴拉克執政近三十年都沒有指定繼任者，而他本人卻被一場缺乏領導和組織的革命拖垮了。之後，權力便被移交給了埃及武裝部隊最高委員會，這個委員會想要把埃及轉變為由公民政府執政，塞西是委員會中最年輕的成員。穆斯林兄弟會在此次革命後被解禁，有人說塞西在與穆斯林兄弟會的秘密會談中商定他要在委員會擔任領導角色。穆斯林兄弟會與埃及軍方的關係一直很緊張，但解放廣場民主運動後，他們在一系列選舉中的勝出使他們逐漸掌握權力，穆兄會與軍方的對峙也在被重新布局。一位同時聯繫過軍方和穆兄會的美國國務院高級官員告訴我，塞西是當時軍方派去與穆兄會談判的人，他說：「塞西的目的是影響、控制並且順利推進埃及向公民社會轉變的政治進程。」一位歐洲的外交官認為如果穆兄會不過多干涉軍方事務，軍方會允許穆兄會在民主政權和公民社會中與之「共存」。

塞西是一位虔誠的穆斯林，這一點幫助他取得了穆兄會領袖的信任。而軍方也想要保持與穆兄會談判的結果，在地位不受威脅的前提下與之共存，至少剛開始是這樣的，2012年6月穆兄會領導人穆爾西贏得總統大選時，軍方並沒有干涉。但穆爾西執政後不久就開始對權力布局重新洗牌，他命令軍方一系列重要人物辭職，並且任命塞西為新一任國防部長。埃及年輕的革命者們支持穆爾西消解軍方權力的舉動，而且受到塞西上任的鼓舞：57歲的塞西取代了一個76歲的老將軍，這意味著有見識的年輕人將有更多的機會得到政府的重用。

2012年11月，穆爾西頒布了新的總統令，賦予總統新的臨時權力，可以不受任何法院的管轄，甚至還可以解除穆巴拉克時期的檢察長以及任命新的人選，他解釋稱這是為了伊斯蘭憲法的順利推行。這一舉動成為穆兄會政治生涯的轉折點，許多原來的革命支持者們紛紛轉身，接下來的半年裡反抗持續進行，一些國家機構包括警察都拒絕再為穆爾西政府工作。埃及國內政治危機嚴峻的時候，塞西與美國國防部長查克·哈格爾展開了一系列對話，哈格爾在2013年3月訪問了開羅，並第一次會見了塞西。兩個人的交談很默契，因為哈格爾是一位授過勛的越南老兵，塞西認為他懂軍事，能理解戰爭和威脅意味著什麼。

埃及的政治危機有增無減，哈格爾成了美國政府中唯一與塞西溝通交流的官員。哈格爾說他倆通過不下五十次電話，差不多一周一次，每次通話都在一個小時以上。許多人都認為埃及軍方一直想要推翻穆爾西政權，但哈格爾深信塞西最開始並無此意。一些外交官贊同他的觀點，一位見過塞西數十次的歐洲外交官告訴我：「他不是那種覬覦權力，覬覦總統寶座的人。」政變的動力產生於國內政治動蕩最嚴重的時期，「數百萬人告訴一個身處高位的軍官，只要採取行動他就可以改變一個國家，」奧巴馬政府時期的一位高級官員告訴我，「這就是塞西的處境，如果換做是我，我不知道我會怎麼做。」

2013年6月的最後一天，大約一千四百萬民眾涌到街上抗議政府，我問哈格爾塞西當時態度如何，哈格爾記得塞西說：「我該怎麼辦？我不能袖手旁觀，我不能辜負我的國家，我是如今唯一可以拯救埃及的人，我必須負起這個責任。」

2013年7月，埃及民眾聚集在開羅解放廣場要求穆爾西辭職

圖片來源：中新網

直到政變的前一刻，穆兄會仍然相信塞西是和他們站在一起的。「我相信當塞西領導軍變推翻政府統治的時候，穆爾西一定驚呆了。」一位美國國務院高級官員告訴我。7月3日，穆爾西被監禁，塞西走到電視鏡頭前宣布埃及將成立一個臨時政府，直到國內穩定下來可以舉行總統大選並且通過新的憲法為止。之後的幾個月，塞西受到了埃及民眾熱烈的歡迎，但他依然默不作聲，很少在公開場合露面，也從未加入任何政黨。在2014年春天他參加總統競選時，他甚至連宣傳平台都沒有，他不參加自己的競選集會，對自己的個人生活隻字不提，四個孩子和妻子鮮為公眾所知，他的Youtube官方頻道甚至連他的出生日期都弄不清楚。

但自從當選總統，他卻在無意中揭示了他個人生活和埃及政治體制中不為人知的一面，超出了所有人的預料。「塞西解密」(SisiLeak)是一系列非公開錄製的視頻和音頻資料，塞西談論了許多敏感議題諸如對媒體的操控和與海灣國家的現金交易。埃及違反人權的現狀比穆巴拉克時期還要嚴重，經濟也處於危險的邊緣。在過去的一年半里，一架俄羅斯客機在西奈半島上空墜毀，一位義大利學生在開羅被謀殺，民眾抗議埃及將兩座紅海島嶼主權讓與沙特，這些都顯示出埃及革命與民主政治運動的失敗與失落。而塞西的隱忍、沉靜以及他對國家的奉獻讓他在埃及革命中走上了權力的巔峰，但這些特點也同樣限制了他真正改變這個國家的可能性。

「塞西解密」中較早拍攝的一個視頻，顯示2013年10月塞西在一次軍方閉門會議上的講話，他說：「整個國家已經被撕裂了，我們現在正在經歷重建。」他在視頻里重重的嘆了一口氣，他的眼睛機敏警覺，卻是讓人難以置信的溫柔。他是一個個子很小的男人，有點禿頂，縮著脖子，穿著一套軍隊制服，肩章上有星星的圖案和兩把交叉的佩劍。在他前面擺著兩盒手紙、一列五顏六色的花還有一些擦手的濕巾，這種奇怪的擺設和布景讓人想到「奧茲國的巫師」效應——只看到窗帘，而對窗帘後的男人視而不見，似乎他是隱形的。塞西輕輕地說：「我們必須要闖過重建國家的難關，成果已經初現了。但是你們不能指望所有的問題都能夠被解決，也不能指望再回到埃及過去的狀態，那個你們都籍籍無名的時候。」

「撤掉報道！」

去年11月，塞西啟程去倫敦進行了國事訪問，會見了當時還是英國首相的卡梅倫，受邀同行的還有一些埃及的社會名流，包括曾經在議會競選中領導過支持塞西團隊的，已退休的軍情局將軍薩邁赫·賽義夫·亞扎爾。在飛機上，亞扎爾告訴我此行的目的主要在經濟上。在非阿拉伯國家裡，英國是埃及最大的投資國，「英國在石油貿易方面有很大興趣，我們也會討論一下進出口方面的話題。」

就在四天前，一架搭載俄羅斯遊客的飛機在西奈半島起飛不久後墜毀，機上224名乘客全部罹難。早在2014年，以西奈為根據地的一個伊斯蘭極端組織宣誓向極端組織ISIS效忠，外界紛紛猜測墜機事件是極端組織所為，但是埃及最初給出的報告說空難是由於技術故障，並非極端組織所為。這份報告打消了埃及人對旅遊業會受到更多損害的擔心，因為在「阿拉伯之春」後，埃及旅遊業昔日的輝煌就一去不返了。不過亞扎爾告訴我，空難不會影響此次倫敦之行。

2015年11月，俄羅斯客機在埃及西奈半島墜毀

圖片來源：中新網

英國駐埃及大使約翰·卡森也在同一架飛機上，他並不怎麼關心塞西此行的經濟目的，我去找他的時候他正在讀一份卡內基基金會的簡報，題目為「埃及加劇的伊斯蘭暴動」。他提到近兩年來在西奈半島上已經有超過700個埃及士兵被殺害了，「已經超過了我們在阿富汗戰爭里失去的士兵總數」，差不多有450個英國士兵在阿富汗戰爭中陣亡。

空難發生的三天後，卡森了解到英國專家認為飛機上一定被與ISIS關聯的恐怖組織安裝了炸彈，才導致墜毀。卡梅倫已經給塞西打電話陳述了此事，但這些信息依然沒有被公開。幾個月後，卡森告訴我，儘管埃及沒有理會專家的分析，但英國及時對這場危機採取了行動。就在我們飛往倫敦的同時，英國專家們就已經乘機飛往埃及西奈南部的沙姆沙伊赫國際機場進行緊急安全評估。我們在倫敦降落後不久，所有往返於英國和沙姆沙伊赫的航班都被停飛，滯留在西奈南部的一萬七千英國遊客還不知道何時被安全送回。

而對於塞西的訪問來說，這個時機再糟糕不過了。就在塞西倫敦訪問的第一天早上，《獨立報》發表頭條新聞，赫然寫著「埃及旅遊業對遊客的吸引力極有可能被空難摧毀」。而他抵達的當天，我在晚上八點走過他下榻的東方文化酒店時看到，警察拉起了警戒線，酒店門口聚集了幾十個抗議示威的埃及人，他們高喊著與當年革命者在解放廣場抗議同樣是軍人出身的穆巴拉克時相同的「下台」口號(Down! Down with military rule!)。

在酒店裡面，塞西的政府代表全都待在酒店精緻典雅的The Rosebery Lounge餐廳中，豪華的落地英式飄窗前站滿了全副武裝的軍官，商人們圍桌而坐，用阿拉伯語相互交談，埃及政府的報道團隊也在一旁等待著當晚的新聞簡報。我的座位挨著一位來自埃及一家私人報紙Al-Masry Al-Youm的記者法西雅，她覺得媒體記者不會有多少機會問有空難的問題，「我們來這就是個擺設」，她說。

法西雅快四十了，她有著黑頭髮，是一個精力充沛的女性。在開羅解放廣場運動後，她大部分時間裡都在總統報道團隊工作。她告訴我在穆爾西當政時，媒體與總統發言人互動還是很常見的，但是塞西當選後只召開過一次新聞發布會，記者們問的問題還是政府已經擬好的。「他們選了三個埃及記者，告訴他們問哪些問題」，法西雅說三位記者都向她確認了此事，她為此還寫了一篇文章，「但之後的三個月他們禁止我踏入總統府！」她笑的很大聲。

政變後，塞西希望得到媒體的支持。許多記者都對穆兄會感到不信任和懼怕，穆爾西被罷黜後，他們鬆了一口氣。塞西解密中有一段關於這個時期的視頻，一位穿著制服的官員向塞西問如何處理好與媒體的關係，「在我看來，埃及的媒體控制在二十到二十五個人的手裡」，他說，「這些人都可以聯繫到，而且我們不必宣揚出去。」事實上，塞西與媒體關鍵人物的會面也並沒有像那位官員說的那樣秘而不宣。

政變後的最初幾年，塞西與一些知名的編輯或脫口秀主持人的談話經常被上傳到視頻網站Youtube上。在一次會面中，塞西要求記者們不公開發表敏感信息，而是把它們交給當局，「如果你們掌握了有關敏感議題的信息，為什麼不悄悄的交給政府呢？」在埃及，總統對於媒體的控制一直都建立在私人之間的談話上，網路並沒有限制，也沒有正式的審查。

在穆巴拉克時期，媒體言論並沒有明確的界限，施加威脅或給予獎賞，是政府用來維持與媒體微妙關係的手段。革命發生後，對媒體的壓制隨著穆巴拉克的垮台一起倒塌，埃及媒體享受了兩年半的新聞自由，之後他們對塞西一直都很支持。直到這次倫敦之行，媒體開始對政府提出了異議，最近他們發出了一系列關於亞歷山大洪水和公共設施管理糟糕的報道。

塞西的發言人終於在酒店Rosebery餐廳露面，並且與包括法西雅在內的媒體記者單獨會面二十分鐘。事後法西雅告訴我，她是唯一一個問到空難的記者，但發言人並不想回答。發言人說：「我們希望能把關注的焦點落在此次國事訪問上。至於飛機失事我只能說，在埃及，我們不會在調查結果出來前對任何事情下定論。」法西雅認為發表一些敏感信息還是有可能的，因為塞西對媒體並沒有什麼正式的官方的管制。「比如像這件事情，其他記者並沒有跟進我的問題，但他們記錄下了發言人的回答，也許過不了多久他們就會開始問同樣的問題。」會後，來自國有新聞機構的記者們開始爭論到底要不要把發言人對失事飛機所講的話發布出去，法西雅說她會的，這樣其他人就會做同樣的決定。

我問法西雅她會不會報道酒店門口的抗議，她笑了一下，把臉埋在手裡，很無助的樣子。報紙的編輯覺得這樣做風險太大，還是不把這些情況寫出來比較好。過了一會兒，他們又作出了其他決定：報道抗議活動，但要取一個更合適的副標題，突出那些支持塞西的示威者，而把反對者全都跟穆兄會扯上關係。法西雅告訴我這在媒體是很常見的：「有時候我們的報道發出去會接到來自總統辦公室的電話讓我們『撤掉報道！』。」

在倫敦接下來的幾天中，不管外界調查結果如何，埃及政府都堅持空難與ISIS無關。在西奈，俄羅斯的調查員檢查出飛機有爆炸的痕迹，ISIS在西奈的組織宣布對此事負責，說他們此行是為了報復俄羅斯在敘利亞對ISIS的空襲。但是塞西政府依然拒絕接受這種說法，在英國宣布飛機停飛的第二天，埃及外交部發表了一則措辭強烈的聲明，譴責英國沒有跟埃及商量就進行單邊行動，儘管雙方的高層其實已就此事有過直接的溝通交流。

塞西離開倫敦的當天，我又見到了亞扎爾，他說埃及的政府代表對英國命令停飛的決定感到很生氣，「他們至少應該等到訪問結束。」他的話並不合情理，作為一名情報官員，他應該清楚當有關公民安全遭到恐怖組織威脅的信息出現時，西方政府會立刻做出反應。我問起一位報道國事訪問的埃及記者對此事的看法，他認為是英美兩國聯合起來密謀想要摧毀埃及的旅遊業，他說這是對總統的「羞辱」。

埃及官員以脾氣火爆出名，他們的驕傲有時候甚至會影響政策的制定，「我有很多次看到政府官員大聲咆哮，甚至攻擊我」，一位美國官員告訴我，「但我從沒有看見塞西失控過。」在倫敦，塞西與卡梅倫共同在媒體前露面時，他顯得非常優雅，卡森告訴我即使在與卡梅倫的閉門會議中說起失事飛機時，他也很有國家統治者的風度，沒有顯露出一絲一毫的生氣或者憤怒。

西方人分析極權統治者時，經常關注他們個人的觀念，關注他們在不受限制的權力下任性的舉動。但個人所處的機構對他們的影響也許更值得關注，比如一個國家領導人的所作所為其實體現了這個國家的心理特質。塞西對失事飛機的態度，同樣體現了埃及這個國家的驕傲。他站在後面，任由政府採取自我防禦的態度，否認事實真相。這看起來似乎毫無道理，因為從執政開始，他就一直強調與激進伊斯蘭恐怖組織的對立，甚至把減少公民自由也歸因於對抗恐怖組織的需求。關於飛機失事的調查證實了埃及與恐怖組織的戰爭，卻傷害了埃及人的驕傲，因此真相就被否認了。

直到事情發生三個月後，塞西才在一次電視演講中承認飛機是由於恐怖分子的炸彈才墜毀的，但之後他再沒有在公眾面前提過這件事。

倫敦之行後不久，法西雅離開了總統報道團隊，我再見到她時，她向我描述這份工作的性質實際上就是個「郵遞員」，從政府拿到新聞稿件，再把它們發給報紙。她現在是Al-Masry Al-Youm"s的網站編輯，報道塞西兩年後，她認為「從顧問到官員，他沒有選擇合適的人來為他工作。只是孤軍奮戰，是註定會失敗的。」她覺得塞西除了軍隊之外誰都不相信，「他需要一個政黨，一個團隊。」

參考文獻

Peter, Hessler. Egypt』s failed revolution, Newyorker, January 2, 2017

今日主筆 張慧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