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迫使皇帝退位，為什麼最需要袁世凱而非他人？

在清末新政中，袁世凱卓有成績。他又擁有北洋新軍，成為清政府中罕有其匹的強人。

1909年，光緒皇帝和慈禧太后相繼去世，載灃攝政，為了減少威脅，突然以有「足疾」為名將袁世凱開缺回籍。他表面上在家鄉養病釣魚，而心中深藏著對滿洲貴族的強烈不滿。

武昌起義爆發，清政府於窘迫無奈之際，再度起用袁世凱，賦以大權。

11月 1日，奕劻「皇族內閣」總辭職，袁世凱出任內閣總理大臣。

一時間，袁世凱成為一身系天下安危的重要人物。

他一面調派其所掌握的北洋新軍三萬多人南下進攻革命黨人，一面派人到武昌談判，進行收撫。

武昌的革命派認識到袁世凱和滿洲貴族之間的矛盾，一開始就想利用這一矛盾動員袁世凱反正。

袁世凱（1859年—1916年），中國近代史上著名的政治家、軍事家，北洋軍閥領袖。

11月 9日，黃興緻函袁世凱，建議他以華盛頓、拿破崙之資格，出面建華盛頓、拿破崙之事功，直搗黃龍，滅此朝食。

黃興表示，只要袁做到了，全國各省人民都將「拱手聽命」。

11日，袁世凱的代表劉承恩、蔡廷幹到武昌談判，宋教仁建議袁「轉戈北征」，聲稱「將來自可被舉為大總統」。

12月3日，到漢口組織臨時政府的各省代表決議，如袁世凱反正，當公舉為臨時大總統。

20日，黃興派顧忠琛為代表與直隸陸軍學堂總辦廖宇春談判，議決「先推覆清政府者為大總統」。 從歐洲趕回中國的孫中山也注意到了這一動向。

12月 21日，孫中山到達香港，已經就任廣東都督的胡漢民偕廖仲愷到港迎接。

胡邀孫留在廣東，孫則要求胡同赴上海、南京。雙方爭論了一天。

胡認為袁世凱居心叵測，首鼠兩端，建議孫留粵練兵，徐圖大計。

孫中山稱，滬寧在前方，自己不可不首當其衝。如不親到當地，一切對內、對外大計，無人主持。

他說：「今日中國如能以和平收革命之功，此亦足開世界未有之例，何必言兵。 」 他表示：袁世凱雖不可信，但利用他推翻清廷，「勝於用兵十萬」。

「縱其欲繼滿洲以為惡，而其基礎已遠不如，覆之自易。故今日可先成一圓滿之段落。 」

胡漢民為孫中山的遠見所折服，命陳炯明代理廣東都督職務，自己隨孫北上。

孫中山

戰爭是手段，而不是目的。

孫中山發動武裝起義，目的在於推翻君主專制制度，建立共和政體。

倘使和平手段可以達到這一目的，自無使用戰爭這一手段的必要。

在港時，孫中山致電日本橫濱華僑，內稱：

「吾黨組織之革命軍，今對於滿朝已經休戰，將移而至媾和談判。吾黨之希望雖素不在媾和，而亦並非全不欲和，戰亦非吾目的也。吾黨素志之共和政體，近已由議和談判之結果，可見其成立矣。更望諸君大表同情，注視其成行。 」

革命、革命戰爭都需要巨額財政支持。

10月12日，孫中山在美國得到武昌起義消息。

14日，德國《每日報》即刊出孫中山給英國金融界的信，企圖從倫敦得到大約 500萬盧布的借款。

10月20日，孫中山到紐約，除宣揚中國革命、爭取美國朝野同情外，另一任務，就是力謀借款，支援國內戰爭。

31日，他致函美國人荷馬李，聲稱「如得財力支持，我絕對能控制局勢」「貸款是必要的」。

此後，孫中山到英國、到法國，都企圖為進軍北京和建立新政府籌措經費。

在英國，孫中山也曾向《濱海雜誌》記者發表談話，認為中國「恰似一座乾燥樹木的叢林，只需星星之火，就能騰起熊熊的火焰。這火星便是我所希望得到的五十萬英鎊」。

他向四國銀行團主任商量借款，該主任答以在新的中國政府成立後才能開議。

在法國，他和法國東方匯理銀行經理西蒙會晤，探詢以礦稅、土地稅為擔保取得借款的可能，遭到拒絕。

這樣，他在回到上海，面對以為他攜帶大量資金的記者，只能回答：我沒有一分錢，我帶回的是革命精神。

英、美、德、比等國公使先後祝賀袁世凱任臨時大總統

孫中山同意與袁世凱和談，和他權位觀念淡薄有關。

11月16日，他在致電上海《民立報》時就宣稱，總統自當推舉黎元洪，如黎元洪推袁世凱，「合宜益善，總之，隨宜推定，但求早固國基。滿清時代權勢利祿之爭，吾人必久厭薄」。

他在倫敦時也曾發表談話，表示「不論我將來成為全中國名義上的元首，還是與別人或那個袁世凱合作，對我都無關緊要」。

孫中山到達上海、南京後，一方面準備北伐，另一方面同意與袁世凱和談，並且最終以和議結局。

孫中山這樣做，固然因為革命軍財政困難，無法支持長期戰爭。但是，也和他的「以和平收革命之功」，儘力減少犧牲、破壞的想法相關。

革命免不了流血、犧牲、破壞，但是，在可能條件下，要儘可能減少流血、犧牲和破壞的烈度。

1911年 10月 20日，孫中山遠在紐約，聽說廣東革命黨人準備進攻廣州，為避免大規模的「流血」，就曾致電兩廣總督張鳴岐，要他「速率所部反正，免禍生靈」。

孫中山這裡提出了一條重要的原則，值得人們尊重、記取。革命的終極目的是解除人民痛苦，為人民造福，自然，在可能條件下，要盡量減少革命或戰爭給予人民的苦難。

1912年 1月 4日，孫中山複電袁世凱，重申上述原則，電稱：

「文不忍南北戰爭，生靈塗炭，故於議和之舉，並不反對。 」

「倘由君之力，不勞戰爭，達國民之志願，保民族之調和，清室亦得安樂，一舉數善，推功讓能，自是公論。 」

當年，革命黨人與袁世凱議和，迫使清朝皇帝退位，避免了一場曠日持久的惡戰，極大地降低了流血、犧牲和破壞的烈度，使中國的政

體平穩轉型，自然有其積極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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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議和過程中，曾有部分革命黨人強烈反對。

南社的柳亞子等人在上海《天鐸報》連續發表文章，與當時已成為南京臨時政府機關報的《民立報》論戰， 闡述議和的不當與不智。

柳亞子指出：「袁之為人，專制錮毒，根於天性，與共和政體，無相容之理。」

又指出：袁世凱「一方面借民軍勢力逼脅虜廷，而另一方面又挾虜廷名號劫制民軍，俾虜廷退位與南都臨時政府取消，同時並行，彼得坐收漁人之利，由大總統而進為大皇帝」。

柳亞子對袁世凱的上述認識，可謂如見肺肝。

為了防制袁世凱「繼滿洲以為惡」，孫中山等人也曾提出過一些「監控」措施，例如要求袁世凱離開其老巢北京，到南京就職，等等。

然而，在袁世凱略施小技，加以破解後，革命黨人就沒有什麼辦法可以控制袁世凱了。

雖然袁世凱後來複辟帝制，但他只當了 83天皇帝，次年的張勳復辟也只鬧了 12天，完全應驗了孫中山在香港時對胡漢民所講的那段話：「其基礎已遠不如，覆之自易。 」

摘自《近代中國：風雲時代與風雲人物（1840-1919）》 楊天石（著） ，中國工人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