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有光：一生追光，一生有光

騰訊文化 楊敏

1月14日凌晨三點，著名語言學家、「漢語拼音之父」周有光去世，享年112歲。就在昨天，他剛剛過完112歲生日。周有光生前最著名的一句話：上帝太忙，把我給忘了。現在上帝帶走了他。

2002年夫人張允和去世時，他一度覺得透不過氣來，但又想起一位哲學家說過：「個人的死亡是群體發展的必要條件「，」人如果不死，人類就不能進化「，才慢慢學會接受妻子去世的事實，因為」人生就是一朵浪花「，倏忽而來，倏忽而去。

周有光生前住在後拐棒胡同的一個老房子里，書房大概9平方米，兩排小書櫥，一張小桌子，一隻紅木櫃，幾隻凳子。

85歲真正退居書齋之後，周有光就坐在桌子後看書，自學電腦寫作，並接待來拜訪的客人。93歲時出版《比較文字學初探》;100歲,《百歲新稿》問世。

有人說，周有光是個世界主義者，百歲之後依舊關注時事，每天固定看五種以上的報紙，對世界局勢有敏銳的觀察。

他的客人很多，來訪者需要在一個小本上寫明姓名、電話和單位，因為他耳朵背，雖然戴著助聽器也需要對方大聲講話他才能聽得明白。

2012年李澤厚拜訪他，報上姓名，周有光也老老實實回答：你好，我是聾子，你寫個名字，寫個電話，單位。

「我這裡故事很多,誰來開這個門,這門裡面就有故事,要是沒人開這個門,我自己就忘了。」他說。

從經濟學轉軌至語言文字改革

周有光，原名周耀平，出生在常州青果巷的一戶普通人家，這條巷子還出了另外兩位名人：趙元任和瞿秋白。

十歲時，周有光隨全家搬遷蘇州。他是第一批進洋學堂的學生。中學畢業後，周有光順利考上中國最早的新式大學——上海聖約翰大學。這也是顧維鈞、林語堂、宋子文、貝聿銘的母校。它雖是教會學校，老師也都來自英美，但言論、思想、信仰都很自由。

周有光當年進入聖約翰大學的第一天，校方要求每個人領取一張姓名卡片，上面用打字機打上每個人的姓名的羅馬字拼寫法。「而且學校的一切作業和文件，都得按照這樣的拼寫打上自己的姓名。周有光發現了以字母建檔的優勢，而相對來說，中文就很不方便，「需要現代化」。周有光由此萌發了研究文字學的興趣，在聖約翰大學讀書，他的主修專業是經濟學，副修專業便是語言學。

1933年，周有光參加了一個群眾性的「拉丁化新文字運動」，期間發表的跟語言文字有關的文章，筆名取「周有光」——因為他推崇的是明代文學改革家歸有光。

1940年代在紐約工作時，周有光花了大量時間研究他一直感興趣的語言文字學。所以當新中國成立之後，重新制定漢語拼音又被提到議事日程時，周有光成了一個理所當然的人選。

1955年在復旦大學教經濟學的周有光突然接到通知：到北京參加當年10月召開的「全國文字改革會議」。會議結束後，胡愈之找到還急著要趕回上海給學生上課的周有光，讓他參與一個新成立的機構「文字改革委員會」的工作。周有光自稱外行，但最後也只能服從安排，留在北京，將副業變成主業。正式進入語言文字學領域。

只是人生禍福並不可預料。日後周有光回憶起自己這次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次轉軌，只能暗嘆慶幸。

「我離開上海的第二年，就開始搞『反右』運動，經濟學教授當然是重點，因為我們寫的文章都是英美的經濟學理論。上海經濟學研究所所長、一位著名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沈志遠自殺身亡，他是解放前唯一從莫斯科回來的經濟學家。我的一個研究生王世璋，好得不得了，也自殺了。我因為換了一個行業，就不算過去的經濟學舊賬。所以我糊裡糊塗地逃過了一個『反右』運動，也算是我的運氣好。」

與張允和的婚姻

周有光的妻子是「合肥四姐妹」之一的張允和。周有光曾將與張允和的感情形容為「流水式的戀愛」，從結婚到2002年張允和去世，兩人相濡以沫，共同生活了近70年。他們每天上午10點鐘喝茶，有時候喝點咖啡，吃一點小點心。喝茶的時候，「舉案齊眉」，「是兩人互相敬重的一種表達「。下午三四點鐘，再喝茶，「舉案齊眉「。

合肥九如巷張家的四個才女，因父親是民間教育家的原因，也都受過良好的啟蒙教育。張允和排行老二，性格熱情奔放，長相伶俐，快人快語，還有一個不太雅的綽號「小活猴」。

周有光上大學時，認識了16歲的張允和。張允和與周有光的妹妹是同學，便常常來周家玩。兩人就這樣認識。兩人相戀，是張允和到上海讀書，後因軍閥混戰，轉學到杭州的之江大學。而周有光正好在杭州民眾教育學院念書。兩人才開始了「流水式「戀愛，」而非大風大浪的戀愛「。

張允和後來回憶兩人相戀，在1928年的秋天裡的一個周日。兩個人從中國公學大門出來，並排走在江邊。他們找到一塊石頭坐下來，周有光從口袋裡拿出一本英文版《羅密歐與朱麗葉》，書籤夾在某頁，剛好是寫戀人相見的一剎那。兩人在這一次約會之後正式確定了戀愛的關係。

談婚論嫁時，周有光頗為躊躇，怕自己太窮，無法帶給她幸福。張允和馬上回了一封寫滿十幾頁紙的信，告訴他：「幸福是要自己去創造的！」

1933年，二人結婚。其他三姐妹陸續嫁給崑曲名家顧傳玠、作家沈從文、漢學家傅漢思。

只是結婚沒幾年，抗戰爆發。周有光從事金融業，無法從上海抽身，瘦小的張允和帶領全家老小，一路輾轉，逃到重慶。

在日軍狂轟濫炸下的重慶的生活，張允和後來回憶起來只有寥寥數語：「不幸中的萬幸，炸七星崗的時候我在上清寺，炸上清寺的時候我在棗子嵐椏，炸棗子嵐椏時我又在七星崗……」

抗戰結束之後，周有光被銀行派到美國學習。等他回來，內戰已趨結束。原本被派到香港工作的周有光選擇回到上海，在復旦大學教授經濟學。

周有光不是一個浪漫的人，他後來總結兩人的婚姻，從很實用的角度來看，張允和對他最大的影響是，勸他不要從政。「我在國民黨時期沒有參加國民黨，在共產黨時期也沒有參加共產黨。其實，他們裡面很多重要人物都是我的同學、朋友。而周總理，早在重慶我們就認識，陳毅和我關係也很好。」

周有光曾與「七君子「關係密切。因為工作關係，他結識了時任浙江實業銀行副經理章乃器，兩人頗為投緣。所以當章乃器在1935年組織救國會的時候，周有光自然也成為其中一員。「我們的銀行界的秘密小組在什麼地方開會呢？誰也想不到——在中國銀行開會。下班了，銀行都關門了，我們在裡面開會，警車也不敢來。」他與章乃器的關係，也從業務同行，進而成為政治同道。「那時候我家在蘇州，『七君子』關到蘇州，家屬來探監，都是先住到我家。所以『七君子』都是我的好朋友。『七君子』事件中，假如當局再多抓幾個人，我就要被抓了。」周有光回憶。

此時的他，在政治上已隱隱有了自己的選擇。但在1949年，為何沒有留在香港，回到上海，他說：「國共合作抗戰期間，重慶成立了一個全國政協委員會，周恩來任副主任。政協每個月召開座談會，找一二十個人商量國家大事。每次都邀請我參加，所以我和周恩來非常熟悉......們那時候都痛恨國民黨的專制，自然願意接近共產黨。而且經過抗戰以後，那一代知識分子都特別愛國。新中國成立之後，我們都認為中國有希望了，很快就回來了。」

達觀的人生態度

周有光的一生經歷晚晴、北洋、民國和共和國，作為「四朝元老「，人生的許多時候都像踩在爛泥塘里，有著常人難以想像的艱難。

「我這一生最艱難的時期就是抗戰八年在重慶。有一次出差回來，發現辦公室都被炸光，同事不知去向，回到家，發現家也已被炸得精光，家人生死不明……」那種備受煎熬的滋味我們今天根本無從體會。

1969年冬，花甲之年的周有光背井離鄉，前往寧夏平羅「五七幹校」接受勞動改造。「五七幹校」位於平羅西大灘，這個地方是空曠得很，一眼看上去二十里路沒有人，一個人都沒有的。有一些人無法忍受這樣惡劣的環境精神崩潰。但周有光說：「我不是下放，我不會看到這樣的地方。」他本來有失眠症，去了以後，由於沒有腦力勞動了，失眠症居然就好了。在幹校里是不允許看所謂「閑書」的，他就看自帶的二三十本各國文字的《毛主席語錄》，空閑時用它們做比較文字研究，還用《新華字典》做字形分析，為他以後寫成《漢語聲旁讀音便查》打下了堅實的基礎。期間還經歷了一場有趣的「大雁糞雨」。有一天周有光接到緊急通知，次日清早5點鐘開會，由於會議是慣常的馬拉松式會議，他戴了一個大草帽擋中午的太陽。想不到10點多鐘來了一群大雁，從他們頭上飛過，幾萬頭只，黑壓壓的一片飛到他們頭上。領頭的大雁一聲怪叫，大雁的大便下來像雨一樣落下。不戴帽子的人狼狽不堪，大雁的大便落到頭髮裡面，幾天都洗不幹凈。周有光便覺得自己幸運得很，談起來興緻勃勃。

達觀的練成，是天性，也離不開後天的心性錘鍊。一生經歷朝代更迭，戰爭頻仍，社會失序，如果沒有豁達淡泊的心境，也很難熬得住那些艱難的人生吧。「卒然臨之而不驚，無故加之而不怒。」蘇軾的這句話，也是周有光的座右銘。

有一個說法，人的死亡有三個階段，一是生理的死亡；二是被宣布死亡；三是從人們的心裡消失。2012年李澤厚拜訪他，他說：我實際上已經離開世界了。但這只是指身體機能的快速退化。這位生性達觀、淡泊，一生追求真理和知識，一生有光的老人，在人們的心裡，仍未離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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