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2歲的漢語拼音之父走了，世界仍留下他的一道光

先生之風，山高水長

2017年1月14日凌晨3點半，周有光在北京去世，享年112歲。就在1月13日，周有光先生剛剛過了112歲生日。

周有光先生1906年1月13日生於江蘇常州，早年專攻經濟，解放前曾任職新華銀行，由銀行派駐美國紐約，1949年後回國，擔任復旦大學經濟研究所和上海財經學院教授。

近50歲時，周有光「半路出家」，成為語言文字學家。1955年10月，周有光參加全國文字改革會議，之後擔任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和國家語言文字工作委員會研究員，兼任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教授，經歷了中國整個漢語拼音方案的制訂過程。

與漢字繁簡紛爭不斷相比，周有光參與制訂的漢語拼音方案獲得廣泛認可。50多年來，漢語拼音的應用增長驚人，成為國際文化交流的橋樑，成為信息化時代的工具。

20世紀末，美國國會圖書館花了2000萬美元，把70萬部中文圖書，完全改為拼音編目。目前，漢語拼音業已成為國際標準（ISO7098），得到全世界的公認。

2009年年末本刊專訪周有光時，他說：我們提出制訂的漢語拼音方案，是幫助漢字，不是代替漢字。要代替漢字，一百年都不行。過五百年再說吧！他還預測說，21世紀，拼音將幫助華文在網路上更便利流通。

2009年，周有光。《中國新聞周刊》特約攝影｜郝笑天

周有光：漢字是個無底洞

口述｜周有光

整理｜《中國新聞周刊》記者 陳曉萍

本文首發於2010年1月29日總第450期《中國新聞周刊》

2009年的最後一天，在北京後拐棒胡同，一座不起眼的居民小樓房裡，再有兩周就滿105歲的周有光住在裡面。他是漢語拼音的設計者。從最開始的字母愛好者，到研究制訂漢語拼音方案，老人見證了漢語拼音的前世今生，也見證了字母在中國與漢字相伴的歷程。

小小的書房裡，坐在一張褪漆的舊書桌前，周有光收起他的打字機——1983年，日本一家公司按照周有光的理論，研製出以拼音的方式將漢字輸入電腦的軟體。為了表示感謝，這家公司專門送給周有光一台打字機。正是利用這台打字機，年逾百歲的老人在2009年末尾完成了新書《朝聞道集》。他在書中密切關注著全球新變化，除對歷史事實進行理性探討，比如對蘇聯解體、不丹王國的民主化發表感想，還包括「語文探新」。周有光對21世紀的華語和華文變化進行了預測，他認為21世紀，拼音將幫助華文在網路上便利流通。

騰空桌子，戴上助聽器，偶爾藉助紙和筆，老人向我們講述了他親歷的文字改革故事。

建國初期急需掃盲

1955年10月，中央舉行全國文字改革會議。我接到通知，讓我到北京開會。當時中央說我們要建設一個新中國，人民80%是文盲，怎麼搞？所以把希望寄托在文字改革上面。

新中國成立的時候，解放軍部隊里有一個叫做祁建華的教員，他創造了一種速成識字法。那時新兵都要掃盲，今天讓你認5個字，明天認10個字，後天認20個字，三個月下來就可以看《人民日報》了，很成功。當時郭沫若作報告，說中國出了一個孔夫子，掃盲有希望了。但他的方法在工人和農民當中推廣都失敗了。原因很簡單，新兵年紀輕，可以將整個精力都放在識字上面，工人、農民有工作、有家庭，這個方法行不通。

文字改革會議的時候，我們內部說，文字改革對掃盲是有幫助的，但是不能把太多的希望放在文字改革上面，因為這是一個很慢的過程，不可能希望很快成功。

文字改革運動在清朝末年就開始了。1918年北洋政府制訂了注音字母方案，注音字母是從古代漢字裡面簡化後整理出來的，現在字典裡面還有，台灣也還在用。可是這個東西不方便，到了國外人家就不認識了，印了名片也沒有人能看得懂。

我年輕的時候就注意到了從清末開始的文字改革運動，30年代拉丁化運動的時候，我就開始寫文章，我提出方言拉丁化方案不能各搞各的，要有一個共同的基礎，各種方案要溝通。不過我是業餘的，年輕的時候對字母學感興趣，覺得好玩，後來在歐洲買了許多字母學的書，沒想到以後有了用處。

1952年，我寫了一本小書，叫《字母的故事》，這是一本科普書，介紹各國古今字母的發展和演變。因為當時爭論字母怎麼搞，是用注音字母還是其他，爭論得很厲害。我去北京開會與這本書有關係。大概是1954年，毛主席的秘書找我，問我要《字母的故事》，說主席要看。

我原來是搞經濟學的，在復旦大學教經濟，會議完了我還準備趕快回去上課呢。但開完會他們把我留下來，在新成立的文字改革委員會工作。我說，我搞語言是業餘搞著玩的，是外行。領導說，這是一件新的工作，大家都是外行。當時復旦大學的校長陳望道也勸我留在北京做文字改革工作。於是我就留了下來，完全轉行，搞起語言學了。

周有光1952年出版的專著《字母的故事》，介紹各國古今字母的發展和演變。1954年前後，毛澤東主席的秘書找周有光要這本書，說主席要看。

拼音只是輔助漢字

文字改革委員會有兩個研究室，第一研究室是搞拼音化研究，我當主任；第二研究室研究簡化漢字，主任是曹伯韓。

毛澤東很重視文字改革工作，重要的工作都是由他自己和周總理親自抓。當時文字改革委員會主任是吳玉章，真正主管工作的是副主任胡愈之。胡愈之知識面非常廣，很有見解，我對他很欽佩。所以在文改會的工作雖然很辛苦很忙，我很愉快，因為大家沒有矛盾，他們也很看重我，工作協調得非常好。胡喬木承上啟下，是毛主席、周總理和我們文改會之間的聯絡人，凡是重要的會議我們請他，他都來，我們的文件都是通過他送給上面的，我對他印象也非常好。

我聽說1952年毛主席訪問蘇聯。他問斯大林，中國搞文字改革應該怎麼辦？斯大林說，你們是一個大國，可以自己創造一種字母。毛主席回來後就指示創造民族形式的字母，搞了三年不成功，吳玉章說，恐怕還是用羅馬字母比較好，毛主席同意了，後來又經黨中央開會通過，才決定採用羅馬字母。

我剛來北京的時候還在搞民族形式的字母，後來才研究羅馬字母方案。我們花了三年時間，一直到1958年我們制訂的《漢語拼音方案》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通過，中國才有了自己的標準。花三年功夫很值得，許多實用問題解決得很好，剩下的問題就很難解決了，為什麼呢，因為這個字母畢竟不是為中國人設計的呀。

毛澤東確實曾經說過：「文字必須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這句話的意思是最後要採用拼音文字。1955年開全國文字改革工作會議的時候，我們提出，毛主席講這個話理論上是對的，但實際做起來不是這麼簡單。

我們提出，可以制訂一種漢語拼音方案，但它是用來幫助漢字，不是用來代替漢字的。為什麼呢，漢字用了幾千年了，根深蒂固。許多人不了解，文字的發展是很漫長的一個過程，所以我們提出制訂漢語拼音方案是來幫助漢字，不是代替漢字。要代替漢字，不是幾天功夫，一百年都不行。他們問我要幾百年，我說過了五百年再說吧。

真正的工作都是按照文字改革委員會的決定來做的。1958年1月10日，周總理在全國政協會上作《當前文字改革的任務》的報告，指出中國文字改革的三大任務是「簡化漢字，推廣普通話，制訂和推行漢語拼音方案」。

1986年國家語言文字工作委員會主任劉導生在全國語言文字工作會議上的報告《新時期的語言文字工作》，我當然知道，那是各方面商量好的嘛。

簡化漢字只能減不能增

1956年政府通過了《關於公布〈漢字簡化方案〉的決議》，同時公布了《漢字簡化方案》。

在公布方案之前，我們文字改革委員會做了許多工作。首先研究室要把漢字的資料都收集起來，有哪些中國字，一個字有多少種寫法——拿來以後呢，開會之前，某一個字先由一個小組在許多種寫法裡面選一種，拿到會上大家討論，看同意不同意，同意了就定下來，不同意就重新選。有些字看來看去都不好，要做很小的修改。所以公布出來的漢字簡化方案大都是古代的字，我們只是做了一點很小的修改，方便人家用。我們公布的這個方案，連語言大師趙元任在美國看了以後都很高興，他說你們搞的簡化字，大概在600年前就已經在用了。他懂嘛。

我們的簡化漢字到現在還有人在批評，實際上我們當時是很謹慎的。比如，「後」字，一個是皇后的「後」，一個是後來的「後」。為什麼選這個「後」呢？許多人批評我們選得不對，不是我們選得不對，實際上古書的《大學》第一頁上面就用了這個寫法，許多人都忘了。

1978年推出的《第二次漢字簡化方案（草案）》，這個方案我們不知道。1969年，我們整個單位下放到寧夏平羅五七幹校，一直到1972年春天我才回北京。回來之後也不用上班，在家裡自己看書做研究。

1976年文革結束，但是一直到1984年全國的工作才恢復正常。《第二次漢字簡化方案（草案）》把文字改革的名聲搞壞了。當時台灣和國外都批評我們，因為它違背了約定俗成的原理，一定會失敗的。

今年教育部公布的《通用規範漢字表》徵求意見稿，沒有跟我商量。他們可能認為我年紀大了，沒有來打攪我。我是從《新京報》上看到這個消息的，很長的一篇報道，我一看不得了，很多人反對。

我沒有發表意見。原來通用的漢字有7000個，現在要增加到8300個，增加的是哪些字？徵求意見稿裡面沒有講清楚，我也沒有去問他們。我認為不妥當，7000個通用漢字不能隨便增加，一增加問題就多了，就麻煩了。我們從前研究的7000個字裡面，就有400個字有問題，這400個字不是一定要用的，許多是方言字，罕用字。我的意思是，這7000個通用字只能減少不能增加。漢字是個無底洞，有多少漢字誰都說不清楚，所以我們把原來的通用漢字搞好就行了。其他的隨便人家寫嘛，比如我百歲了，人家寫個百壽圖，隨便他，不用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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