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難民之父」饒家駒何許人也？他為難民做了什麼？
原標題：「難民之父」饒家駒何許人也？他為難民做了什麼？
作者：蘇智良
編稿編輯：姚天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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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題目為《戰時平民保護的「上海模式」——「難民之父」饒家駒與他的上海難民區》，這裡截選了文章一部分。為方便訂閱號排版，原文引注從略。
饒家駒（1878—1946），原名Robert Charles Emile Jacquinot de Besange，出生於法國桑特市。1894年入耶穌會，後在英、比修道，獲碩士學位。1913年饒家駒到上海傳教。他到上海不久，就「拿起筷子來吃飯，讀中國書，講中國話，跑到鄉下去，和民眾打成一片」。初他在徐家匯學習中文，同時任徐匯公學監學，教授法文和化學。是年在協助學生制煙火時不慎引起爆炸，失去右臂。但是，後來的上海人寧可相信他的手臂是一戰時被德軍炮火炸斷的。1914—1934年間，他在虹口聖心堂管理外僑包括日本教徒；期間，兼任公濟醫院理事會主席、天主教所辦各外僑子弟學校童子軍的指導員；還兼任駐滬法軍和萬國商團的隨軍神父，軍銜中校；還擔任大上海建設委員會委員。饒家駒在上海共度過27年的時光。
饒家駒身材高大，相貌英俊，因喜好體育鍛煉而體格健壯，頗具男子漢氣質。同事回憶，他自信、爽朗，具有貴族氣派。學生回憶，他平易近人，是名出色的教師。饒家駒有很高的語言天賦，除精通法語、英語、拉丁語、希臘語之外，能操一口漂亮的普通話，能說上海方言，以及流利的日語。語言天賦使得他能在不同的國家族群中穿梭與交流。
饒家駒「從性情方面說，他是一位宅心忠厚，和易近人，長於籌劃，勇於執行，極有決心的人。」悲天憫人的胸懷使他與慈善十分有緣，很早就積極投身義捐慈善。1920年上海華洋義賑會成立時，饒家駒即參與其事，與朱葆三、王一亭、袁履登、宋漢章等精誠合作。1922年他投身援助安徽賑災，次年獲得中國政府頒發的三等嘉禾章。因此到1926年時饒家駒已擔任上海華洋義賑會會長，成為上海灘著名的慈善人士。1927年北伐戰爭期間，他曾在上海閘北保護婦女兒童並因此而聞名。1929年豫陝甘爆發災情，他發放賑款萬元； 1931年長江水災期間他曾在上海組織捐款； 1935年黃河泛濫時，饒家駒「躬親赴徐視察災情」，然後遞交報告，組織救災；他在報紙上刊登啟示，「特籲求仁人善士，或慷慨解囊，或捐助藥品，以賑垂亡，功德無量。」 1932年一·二八淞滬抗戰期間，他曾組織婦孺從閘北戰區撤離。「十四年以來，成千上萬在上海的外國人目睹了卑微者的所有恐懼和所有苦難，而那些卑微者本身與戰爭毫不相關。」長期的敏銳觀察和親身體驗，饒家駒可能已有建立難民區的最初設想。
南市難民區的緣起
1937年八·一三戰役爆發後，規模日益擴大，日軍轟炸燒殺所造成的難民潮從未止息，大批外地的戰爭難民也湧入上海，其中既包括江蘇、浙江等上海周邊地區的民眾，也有國際難民如來自德國或歐洲其他地區的猶太難民等。百萬難民成為嚴重的社會問題。
8月13日起，租界與華界之間數十處鐵柵門由巡捕軍警駐守，嚴控開放的數量與頻率。9月，進出租界已需要通行證。難民湧入租界最高峰時達「七十萬人左右」。以公共租界121萬人和法租界47萬人來接收70萬甚至更多的外來者，已然超出租界環境的可承受範圍。租界人滿為患，華界與租界相接的邊緣也擠滿了數量驚人的難民，他們被屏蔽在租界的鐵門之外，陷入饑寒交迫的絕境。而在華界的南市，由於部分居民遷入租界，騰出大批空屋，且有不少公共場所可資利用，這使得收容難民有了可能。
1、中國紅十字會上海國際委員會成立
1937年8月18日，上海國際救濟會成立，該會由上海華洋義賑會發起，中國銀行總經理宋漢章與饒家駒是主要發起人。會長由奧爾和屈文六擔任，常務委員有饒家駒等7名外國人和王一亭等8名中國人。委員會下設7個組，饒家駒兼任救濟組副主任。
9月18日，中國紅十字會上海國際委員會在國際飯店舉行會議，由前中國紅十字會會長顏惠慶任會議主席，與會的中外人士紛紛向顏表示，「亟望有一國際紅十字委員會之組成」。於是，會上當即成立了執行委員會，來負責成立國際紅十字會的相關事宜。委員中外籍人士占多數，其中，博蘭德時任公共租界工部局董事，鍾思為前總辦，這一現象從一個側面反映出英國、美國出於維護在華利益等多重考慮，轉而積極推動援華救濟事業。9月24日，執行委員會舉行會議，原則上通過了中國紅十字會提供的章程。
10月2日，中國紅十字會上海國際委員會正式成立，設辦事處於靜安寺路國際飯店及河南路中國華洋義賑會總會，以中外合作的方式舉辦人道救濟事業。中國政府後來將政府籌集的救濟款也交其發放，以示支持。
10月4日，難民救濟委員會舉行首次會議，以饒家駒為主席，李規庸、蕢延芳、牛惠生夫人、趙朴初等22人為委員。會議確定四條規定：一、上海國際紅會不擬直接自辦或管理任何收容所；二、上海國際紅會擬設法使收容所之狀況、管理及費用均標準化；三、上海國際紅會擬於諸已成立之善團不勝負擔時，予以援助；四、給予諸善團之援助將採取物質或勞務之方式，直接提供於各收容所，而不以現金補助金之方式。還分設視察組、房舍組、衣服組、運輸組、食糧管理組、難民工作組、職業介紹組各司其職，具體施行。
難民救濟委員會還由委員長顏惠慶、宣傳徵募主任施肇基呈請中國財政部撥款，之後宣傳徵募委員會亦積極展開各類徵募活動，如成立「三元救命會」、發動「一角救難運動」、推行紅十字募捐周、廣發徵募啟事等。
2、難民區的籌建
淞滬戰役爆發後，上海華洋義賑會會長、國際救濟基金委員會委員、上海國際紅十字會執行委員會副主席饒家駒已在考慮設立難民區，他認為，上海戰爭將長期化，應建立一種「難民安全區」，以拯救難民，這一想法得到了各慈善團體贊同和支持。而中國政府由於忙於抗戰及執政能力所限，並沒有整體計劃。10月26日中國軍隊從閘北撤退之後，饒家駒就建議中日兩方軍政當局，在南市建立難民安全區。
11月2日，饒家駒向上海市市長俞鴻鈞建議，在南市劃一區域接納難民。他認為，該區「不受任何形式之攻擊、不設武裝軍隊軍事機關、亦不作武裝的敵對活動之行為」。饒家駒以「上海國際會」的名義，起草了英文協議。俞鴻鈞市長回復，「關於通過你們簽訂的協議，讓南市沒有任何形式軍事行動和軍事設施，因而也不受日本軍事攻擊。為此，我榮幸地向你們確認。今天我和饒家駒神父又簽署了一份協議：只要該協議有效，兩個原有的軍事設施決不會被使用。有關各方都理解並同意，這兩個軍事設施的存在不會被視為違反該協議。」次日，俞鴻鈞以個人名義在協議書上簽字，同時在文件上簽名的還有淞滬警備司令楊虎。
然後，饒家駒與日本政府和軍隊交涉，要求勿對難民區進行攻擊。11月5日，饒家駒與日本總領事岡本季正兩次交換英文信件，信末蓋有總領事章。第一封信告知，日本陸軍、海軍同意不進攻該區域。饒家駒以國際紅十字會難民問題委員會主席的身份回信，委員會地址是他居住的呂班路（今重慶南路）伯多祿堂。岡本季正當天又寫了第二封信，補充告知日本軍方的兩點意見：第一，附近發生軍事衝突時，可能會殃及該區域；第二，一旦華軍被逐出附近地區，日軍將接管該區域。饒家駒回復同意，但他沒有向中方透露第二封信的內容。
11月4日，上海市政府批准設立南市難民區，並以不損失領土主權為前提。5日，中方提出4項原則：1、不與日方洽商；2、此系國際間難民救濟性質，絕非變相之租界，任何外邦不得干涉中國領土主權；3、外邦不得派兵駐紮，亦不需外邦武裝保衛，至該區域之治安，則由我方警察負責；4、不訂任何協定。凡不違反上述原則，我當局當予考慮。
11月6日，日本駐滬總領事岡本答覆饒家駒：「同意該區域（難民區）只供市民居住時，保證不對之進攻，也不在該區域內進行軍事活動或敵對武力行為。」
11月8日，上海國際救濟委員會議決定在南市難民區四周各路口豎立旗幟，旗幟上有大紅十字及國際救濟委員會的中、英文名稱。第二天下午，開始在方浜路各路口修築防禦工事，南市難民區區域正式劃定。工作人員左臂戴袖章，袖章的四周為白底，中間有紅色圓圈中套一個紅十字，旁輟中英文的「國際救濟會」字樣。這一天，上海市政府發布布告：「據中國紅十字會上海國際委員會建議……划出難民區，以為戰區難民，暫時寄託之所……業已呈中央核准照辦在案，茲准於本月9日中午十二時起實行。」當天，俞鴻鈞簽發第一號往來難民區的通行證。
9日，日本大使館武官原田熊吉發出了給難民救濟委員會委員佛蘭德的同意「支那難民收容所」南界敷設鐵絲網的證書。
證明書
美國人公共租界官員佛蘭德（毛筆字）
以上為國際紅十字會難民救濟委員會委員。該委員會在城內北部（方浜路以北）建立中國難民收容所，為此在方浜路設立鐵絲網，以防止中國暴民、便衣隊侵入。這一設施已獲得日本方面准許。特此證明。
請予以適當保護。
昭和十二年十一月九日
日本帝國大使館
陸軍武官、陸軍少將原田熊吉
（武官之印）
難民區從籌備到設立的這一過程中，尚有不少疑問，值得深入探討。第一，協商的主體不清楚。俞鴻鈞認為，3日所簽文件發生在他個人與上海國際會代表饒家駒之間。在岡本看來，這是中國官方承諾南市非軍事化的書面保證。他與饒家駒5日的通信，是日本官方與國際紅十字會難民委員會主席之間的正式通函。
第二，中日雙方沒有簽訂協議，也沒有發表聲明。中日雙方各自發表的聲明，有兩個共同點：一是設立一個供非戰鬥人員居住的區域；二是戰前、戰中的非軍事化。中日在該區域權屬問題上，意見對立。饒家駒作為不願當面協商的交戰雙方的中介，分別與雙方達成了非正式的協議。
第三，該區域的性質不明。饒家駒曾指出，「該區為南市平民安全住所，並非中立區域。蓋既非中立、亦非一區域也、且不能稱為非軍備地，至於籌商此舉，確非為法人利益起見，亦非為保全南市中教會之產業，鄙人不知其地是否有教會之產業焉。此純粹為非戰鬥員之安全區。因日本與中國雙方為人道起見，皆願保護非戰鬥員，此舉始克吿成。鄙人深知此種辦法，乃屬創見。」中方稱此區域為「難民區」，日方稱「支那難民收容所」，最後用了一個模糊的「饒家駒區」。
第四，該區域的權屬不明。中日雙方都宣稱由自己掌控、管理，並都防範法租界將其擴充為掌控區。
饒家駒淡化了某些敏感而無意義的爭端，多方交涉，最終促成了難民區建立，這充分體現了饒家駒的智慧、技巧與堅韌。華軍退出了該區域，沒有啟用兩個軍事設施；日方沒有轟炸難民區，日軍佔領南市後縱火多日，但沒有在難民區縱火。
南市難民區於11月9日正式成立，其位置為南市舊城廂北部，占舊城廂三分之一面積，南以方浜路為界（方浜路被帶刺的鐵絲網圍著），東西北三面都以民國路為界，東端為小東門，西端為方浜橋。區內治安由中國派出警察200名，攜帶手槍、木棍維護秩序和安全。
1937年11月9日，南市難民區建立第一天，饒家駒在上海市政府社會局官員的陪同下視察，先辟城隍廟、豫園、小世界及各學校、教堂為收容所，當即收容2萬餘難民，此後陸續增加，最多時難民區內約有130個收容所，區內難民數超過20萬。
南市難民區設監察委員會，饒家駒任主席，總管區內諸事；成員包括3個法國人，2個英國人，1個美國人，1個挪威人以及兩租界的代表，還有名譽會計G. Findlay Andrews。為便於管理，難民區分9個分區，每區設區長1人，下設總務、文書、訓導、給養、庶務、衛生、清潔、登記、調查、醫務各組。11月15日，委員會建立了辦事處，由饒家駒負責。
也就在這一天，安全區的控制權交到了日本軍隊手中。饒家駒請法租界1名法國警官帶領10多名無國籍白俄巡捕值勤，他們僅佩帶手槍和木棍。難民們自己組成保安團，以維持秩序。而日本軍隊則會不時來視察巡邏。一旦發現有抗日可疑行為，即戒嚴封鎖，挨戶搜捕。為充實力量，饒家駒從華洋義賑會、嘉豐紗廠等抽調職員協助工作。
（未待完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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