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及前總統薩達特遇刺的多重因素

1981年10月6日，是第四次中東戰爭勝利8周年的紀念日，埃及在開羅勝利廣場舉行閱兵儀式。但時任埃及總統的薩達特卻沒有預料到閱兵中隱藏的殺氣。在閱兵典禮的最後階段，當炮兵部隊通過廣場時，一輛大炮牽引車突然駛向檢閱台，炮團中尉哈立德·伊斯蘭布迅速跳下車直奔檢閱台。

當薩達特正要起身還禮時，哈立德便向檢閱台投出了一顆手榴彈，幾乎同時，另有三名殺手也沖至主席台周圍近距離射擊，薩達特因傷勢過重不幸身亡。一個國家的領導人竟在自己的國土上被射殺身亡，消息一出，便令各國震驚。薩達特遇刺並不是一次偶然事件，其中蘊藏著很多必然的因素。

1981年10月6日 埃及總統薩達特遇刺身亡

對外開放加劇兩極分化

1970年10月15日，薩達特在公民選舉中獲90.04%的選票，正式成為埃及共和國第二任總統。但和納賽爾不同的是，薩達特當時所面臨的是一個經濟凋敝、人民怨聲載道、國內派系林立鬥爭不斷的埃及，能否穩固政權，對薩達特而言，是一個巨大的挑戰。

薩達特在埃及所推行的對外開放政策，促使埃及的經濟發展模式從封閉的國家計劃型濟轉向了自由開放型經濟，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埃及當時的經濟發展。正因為如此，薩達特也一直對開放政策所取得的成就洋洋自得，以至於他對開放政策所產生的弊端不以為意。

1975年，在埃及剛實行對外開放不久，社會主義聯盟秘書長就稱埃及大約有500名百萬富翁，到了1981年，據埃及國會統計，國內的百萬富翁人數已經增至17000人，是埃及當時處於「金字塔」頂端的人，而處於「金字塔」底部的卻是生活費摺合起來還不到30美元的500萬戶家庭。隨著國營經濟的瓦解，私有經濟逐漸興起。眾多小型的私有企業搶走了國營企業的生意，肆意規定產品價格獲取暴利，而國有企業卻只能默守陳規，按法律要求降低利潤。當時埃及多數的私有企業都具有家族屬性，他們的合伙人也多為有權勢地位的人。私人資本家在開放的政策下，賺得盤滿缽滿，但普通人民的生活卻苦不堪言。在當時，只有4%的中學和大學畢業生可以在埃及找到工作，剩下的畢業生都將要面臨失業或外出打工的命運。

社會兩極分化在當時十分嚴重，當富豪們過著奢侈生活的時候，多數的社會底層的人民卻還在為生計擔憂。社會的穩定從來都不取決於富人的態度，而是取決於廣大的普通民眾對執政當局的看法，而埃及當時如此不穩定的社會結構必然會導致民眾對薩達特的不滿，潛在的危機已經產生。

社會兩極分化在當時的埃及十分嚴重

削減補貼引暴亂

1976年10月16，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駐開羅代表保羅·迪基向埃及經濟部部長扎基·莎菲遞交了一份有關埃及經濟改革的備忘錄。他提出埃及應該大幅度削減對大米、豆類和食糖等基本食品的補貼。但這一決定遭到了埃及的拒絕，埃及當時國內的經濟學者和與經濟有關的官員都預料到了削減補貼後的結果，以及對埃及經濟社會發展所產生的弊端。

然而，埃及為了獲得貸款，不得不冒著風險接受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無理要求。1977年1月18日，埃及政府宣布提高約25種必需品的價格。這一政策的公布點燃了民眾的怒火，亞歷山大、開羅等大城市先後爆發騷亂。而薩達特並沒有第一時間接到消息，他正在阿斯旺準備迎接鐵托的到來。

暴亂的聲勢遠超出了埃及政府的預期，暴亂群眾不僅蜂擁至薩達特住宅高聲辱罵，並且還極力歌頌納賽爾時代。儘管埃及政府出動了安保人員進行鎮壓，但局面早已無法控制，薩達特被迫應允暫不實施漲價政策，國內電台也一再向民眾宣稱總統已取消了削減補貼、提高生活必需品價格的政策。在短短兩天的衝突中，至少造成了160多人死亡。如果一個國家政權感到其政治措施失效，並且通過電台等媒體說服民眾支持政府的手段也不能奏效，而不得不採取軍事手段，通過軍隊干涉強行恢復社會秩序時，那麼就足以證明該政府已經喪失了政權的合法性。但可悲的是，薩達特並沒有對此次暴動進行深刻的反思，反而認為是人民拋棄了他。他依舊對十月戰爭中所立的功勞感到自滿，卻已經忽視了廣大民眾的生活訴求。

伊斯蘭極端組織重新復活

在薩達特執政初期，為了對抗薩布里集團，他公開支持納賽爾時期被嚴厲鎮壓的穆兄會，特赦被關押的穆兄會成員，大力提倡伊斯蘭教，伊斯蘭勢力得以迅速發展。但薩達特卻怎麼也沒想到，自己親手扶植的不是自己的支持者，而是一個強大的反對勢力。伊斯蘭極端組織藉機重獲新生，出現了「伊斯蘭解放組織」、「聖戰組織」、「伊斯蘭集團」和「贖罪和遷徙組織」等極端組織，而他們的多數成員都是自穆兄會中分裂出的伊斯蘭極端主義分子。隨著薩達特對以色列態度的轉變，國內伊斯蘭勢力與政府關係公然破裂，即便是薩達特親手扶植的大學伊斯蘭協會也公開反對政府的內外政策。

埃及的伊斯蘭極端組織

鐵拳政策引不滿

在1978年初，埃及法院宣布，凡是參加1977年一月暴亂的所有人，不管他們是否犯罪，都要對要求取消食品補貼這一挑釁行為負應有的責任，按此規定，那些已經被法院宣判無罪的人仍要繼續受監禁。而對於那些在逃的人員，不僅給他們貼上了「共產黨人和納賽爾分子」的標籤，而且設立社會主義檢察官的職務對付這些人。薩達特還頒布了「道德法」，由社會主義檢察官負責實施，實際上是對人民的思想和行動進行禁錮。

所有凡是與薩達特政見不和的人都被捕入獄，埃及陷入了沉悶恐怖的氛圍中。此時的薩達特其實已經處於懸崖邊緣，強硬的手腕只能控制一時，使整個國家看起來穩定，但實際上，穩定的背後蘊藏著民眾憤怒的情緒和對政府極大的不滿，而薩達特早期所樹立的民主形象也早已灰飛煙滅。

貧富差距的加大、民眾怨聲載道、國內反對勢力的滋生、政府腐敗的加重等因素夾雜在一起，預示著薩達特執政生涯也即將結束。1981年10月6日，這個曾被人稱之為「古代埃及法老」的總統，在僅45秒的刺殺過程中不幸身亡。

歷史的反思

薩達特遇次距今已近36年，回顧此次遇刺事件的前因後果，對埃及塞西政權也有一定的啟示作用。

首先，「水可載舟亦可覆舟」，儘管埃及軍人政權一向強硬，但民眾的意見絕不可忽視。「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川涌則傷人必多」，薩達特時期，為了維護統治，不惜逮捕所有和自己爭論過人的，這種做法無異於掩耳盜鈴。儘管刺殺行動出自極端分子之手，但根據埃及當時的國內情況，即便沒有極端分子，薩達特也很難再繼續維持其政權。

埃及在自塞西擔任總統以來，國內局勢較之前較為穩定，塞西也希望重塑埃及大國的地位。在埃及崛起的過程中，人民是不可小覷的力量。儘管強調民主並不是意味著完全聽從民眾，只是強調執政者除了關心經濟發展之外，也應該聽聽大眾的訴求，畢竟國家崛起實際上就是人民的崛起，群眾才是推動國家崛起的主體。

其次，要重視民生。埃及當前經濟發展緩慢，更多是靠外部的「輸血」推動經濟發展。社會兩極分化現象依然普遍存在，一小部分的群體分擔著國家絕大多數的財富，這種差距易使窮人產生一種心理落差，當生活的基本訴求無法得到滿足時，他們就會成為社會的不穩定因素，只要受到煽動便極易引發社會暴動。對塞西政府而言，經濟發展固然重要，但如果經濟發展的成果僅僅被一小部分的上層階級所擁有，多數民眾的生活依然沒有改善，失業率仍舊居高不下。這種經濟發展所創造的是一種虛假的繁榮，其根基並不穩定，不以穩定為前提的發展終將難以持久。

最後，要用好補貼政策。埃及補貼的初衷是為了社會穩定，但隨著城市化的快速發展，埃及的人數越來越多，政府用於補貼的財政支出也越來越大，給埃及經濟的發展帶來了沉重的負擔。但更可悲的是，埃及的補貼政策，尤其是糧食補貼政策，存在很大的漏洞。沒有明確補貼的群體，富人不僅也享受到了補貼所帶的好處，並且受益反倒比窮人還要多。

如此一來，窮人的生活狀況沒有得到改善，富人倒通過補貼節約了錢財，積累了更多的財富，富人更富窮人更窮，社會沒有得到穩定，貧富差距反倒越拉越大，對政府來說是極其愚蠢的。埃及正處於經濟發展的緩慢時期，資金對國家崛起至關重要。政府要能夠把補貼的政策用於需要幫助的群體，每一份補貼支出要有價值，要通過補貼解決窮人的基本生活，使他們對自己的國家充滿希望，以便更好的調動他們的積極性，一起推動埃及的發展。

今日主筆 / 張帥

編輯 / 李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