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貓：從80年代起，北京人一直在跟空氣作鬥爭

天下 01-16

文 |老貓

至少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北京人還沒覺得空氣有什麼問題。80年代初，我家在南三里屯，當時我還是個愛鍛煉的人，每天早晨五點多就開始繞著工人體育場跑大圈。所謂大圈，就是現在工體外的大馬路，一圈大約三四千米，我能跑兩圈。

那時候早起的真多啊，冬天的早晨，路上全是影影綽綽跑步的人。有時候，還喜歡追著自行車跑，騎車的看見有人追上來了，自己故意調整速度，永遠和跑的人保持著三五米的距離，你快他也快，你慢他也慢。這就成了帶跑了。其實雙方並不認識，只是覺得這麼做很有趣。

老貓：從80年代起，北京人一直在跟空氣作鬥爭

1985年，北京朝陽門，搶購大白菜過冬的市民。圖片源自Fotoe-東方IC

那時候的冬天，每個家庭都有兩件必須要做的事情。一件是購買冬儲大白菜，都是幾百上千斤地買，然後吭哧吭哧搬上樓去，擱在樓道里。另一件是買蜂窩煤。無論平房樓房，家家戶戶都有個鐵煤爐子，還有小小的鐵鏟、夾子和釺子，這都是生火的必要工具。當然，有煤爐就要有煙筒，每家的煙筒從玻璃窗伸向屋外。有煙筒還要有風斗，斜插在最高處的窗戶上，為的是避免煤氣中毒。燒煤爐子，一方面是為了補充暖氣不熱的不足（有些房子，甚至都沒有暖氣）；另一方面，那時候燃氣入戶很少，煤爐子還得燒水做飯。

當時的大街小巷和樓群里，都有騎著板兒車送煤的師傅。大爺大媽攔住師傅，張嘴就是「下午給我送兩車」，透著豪爽。

一個冬天，普通一家人大約要燒兩三百塊煤。要事先儲備，買下來，師傅會和你一起幫著往樓上搬。蜂窩煤易碎，只有純熟的人可以徒手搬，婦女小孩，得用簸箕或者臉盆盛著，這就增加了額外的重量。小孩一次搬兩塊，而體力好的人，一次可搬八塊甚至更多。上千斤白菜加上二百多塊煤，往樓上搬非常辛苦。

賣蜂窩煤的時候，還需要買三十塊左右的煙煤。它和蜂窩煤外型相近，不仔細看分不出來。仔細看了，會發現煙煤薄一些，顏色發灰，更沉一點。煙煤是生火用的，將煙煤用夾子放進爐膛的最底層，爐膛下面再塞進廢紙，點燃，拿把扇子扇風，很快煙煤就會燃燒，之後再壓進普通的蜂窩煤，爐子就點起來了。

當然，如果實在點不著，或者煙煤用完了，還可以換煤。用一塊新的蜂窩煤，去鄰居家換一塊正燒著的煤——把那塊煤從爐膛里夾出來，放在鐵簸箕上，端回自己家，再夾進爐子中去，也能生起火來。是否能熟練生火，是衡量一個人是否會過日子的標準之一。

所以說，鄰里關係很重要，因為經常要彼此幫助。現在鄰里不說話，沒什麼求人的事，也是個重要原因。

老貓：從80年代起，北京人一直在跟空氣作鬥爭

1985年，北京東四，一位父親拖著坐在煤筐中的孩子還煤筐去。圖片源自Fotoe-東方IC

生好火，一家人可以圍坐在爐子邊，烤白薯，烤饅頭片，把粉絲放在火上燒，看著細細的粉絲哧啦一下腫脹開來，就可以當零食吃了。爐子上水開了，還可以泡個腳，相當美。

沒人覺得有什麼不妥。空氣？確實有煤煙味兒。但那時候總是刮大風，白毛風一卷，天空嶄新嶄新的。北京人當時主要發愁風，太不講理，穿軍大衣都能給吹透了。風大，所以空氣還乾燥，外地的朋友來了，大多得流鼻血。流上兩天，適應了，就不流了。我跟他們開玩笑，說鼻血就是給北京的獻禮。

風大，沙子就多，好多姑娘圍著紗巾出門。後來沙子加黃土，多得越來越不像話，成了沙塵暴，時不常來一回，天昏地暗的，好像天空就應該是黃色。當時最有煽動力的說法，是沙漠離天安門只有七十多公里了。這不能夠啊，於是大家被動員出去撿樹種。我記得撿的最多的，是楊樹上掉下來的那種「毛毛蟲」，每個單位都好幾麻袋，說是要運到甘肅和內蒙古，用飛機撒到沙漠上去，治理風沙。後來才知道，那不是種子，而是花序，得成熟後雌性的花序里，冒出楊絮來，飄啊飄的，才是種子。直接撒花序，不知道管不管用。

老貓：從80年代起，北京人一直在跟空氣作鬥爭

飛絮漫天的北京，CFP供圖

說到楊絮，也是困擾北京人喘氣的東西。這種東西無處不在，甚至能鑽到窗子里來。我住郊區，屋子裡就經常貓毛和楊絮滾成一團，掃上一遍，沒過幾天又是一大堆。

楊絮的愁沒發完，非典又來了。那是北京第一次大規模地普及口罩。到什麼程度呢？地鐵里，要是沒戴口罩，別人就會覺得你不正常。那時候口罩業太不發達，棉口罩買不到，就只好買那種不知道什麼材料做的一次性口罩，毫無彈性的一個穹隆型，還是粉色的。我跟人說，這哪是口罩啊，長得跟胸罩似的。好在大家都戴，也就沒有誰笑話誰。我一直懷疑那東西根本沒有用，好在不貴，戴著也算是個心理安慰。

在依次與狂風、沙塵暴、楊絮和非典抗衡之後，北京的人們終於開始抗霧霾了。

第一次直觀地看見北京的空氣臟，還是因為去外地出差。有一陣，我老是嗓子發癢，咳嗽，就是嚴重到自己覺得需要吃藥的那種。可說來也奇怪，只要坐上飛機到外地，一下飛機，立刻神清氣爽，用《大腕》里的話說，「他不咳嗽了」。在外地嗨了，回到北京，三四天之內又是老狀況。我還一直歸咎為北京空氣太乾燥呢，直到有一天，中午回北京，飛機快降落的時候往窗外看了一眼，只見湛藍的天空中，竟然有個灰黑色的、粗大的、半透明的柱狀物。只見我們慢慢接近它，然後一頭扎進去——北京到了。

住到郊區後我就發現了，窗外田野里，經常籠罩著一層薄薄的霧氣，灰濛濛的。當時有科普文章說，這個東西叫靄，浮在地面上，和霧有區別，但沒人提「霾」這個字。有天晚上，我還被這個東西嚇到——當時已經夜裡快十二點了，我開車回郊區的家裡。「霧靄」茫茫，打開霧燈，似乎也看不到什麼。這時候突然從路邊的濃霧中，影影綽綽閃出一支披麻戴孝的隊伍來，手裡還拿著響器，嗩吶、鐃鈸什麼的。這支隊伍從我汽車的側面無聲無息地出現，又無聲無息地走進「霧靄」中，嚇得我一身白毛汗，腳下加了油門，麻溜開跑了。

幾年之後，我們終於知道了pm2.5，終於知道了什麼叫霧霾。

老貓：從80年代起，北京人一直在跟空氣作鬥爭

霧霾下的北京，東方IC供圖

北京為了改善空氣質量，沒少折騰。比如，禁止放鞭炮，還引起了相當大的反彈，越不讓放越想放。最後禁改限，倒是放的人少了，主要是覺得這幾年也沒什麼可慶祝的，而且放炮又污染又擾民，遭人罵。我有個住城裡的朋友，為了表達自己住在城裡的興奮與自豪，曾經拉了車鞭炮想找地方放，不知怎麼被警車盯上了。警察攔住他們說，跟我走，就一直帶著他們開到了五環外，找了個大空場，停車，下來說：在這兒，放吧。朋友為了套近乎，邀請警察一起放，被拒絕了，他就在邊上站著，看著一行人把鞭炮放完，然後自己開車走了。

反正現在，我認識的人裡邊，基本沒什麼放炮的了，理由各異，但都不放，也算是個進步吧。

除了限放，限行也是個大事。北京的霧霾，一直被歸咎於機動車太多。機動車多這個事情，得說叨說叨。上世紀末本世紀初，是有種說法，要把汽車產業和住房產業當經濟支柱的。當時國產汽車進入市場，媒體歡呼雀躍，紛紛給大家算賬：你看在城裡買個房子吧，挺貴。這筆錢完全可以在郊區買房子，再加買一輛車，還有富裕。多出來的這輛車，可以帶著全家老小購物旅遊，那是有房又有車啊。更何況郊區空氣還新鮮呢？讀者們一看，對啊，買房加買車去。

那陣，我把家裡的零錢都翻出來了，一湊，夠個首付了，就去看房。本來還在猶豫，看見售樓處牆上貼了張報紙，上面寫著兩三年之內這邊拓寬主幹道，路不堵了云云。於是下定決心，把錢都拍了出去。之後，硬著頭皮借錢，又買了個車，好上班啊。現在十幾年過去，路的確是拓寬了，但比以前更堵了，還限行，還搖號，還要收擁堵費。這個回合，應該叫「車房夢賺人出城，出了城限制開車」，真是一次大洗牌。那個時候，就是給現在的種種呼吸不暢，埋下了伏筆。

理所應當，煤是不能燒了。2013年，北京市區最後一個煤廠關門了；2015年，北京最後的煤鋪也關張了。這兩次，媒體報道都挺傷感，因為這是對一種長期形成的生活方式告別，也是不得已而為之。搬煤生火的日子一去不返。之後是禁止露天燒烤，最近又有專家提出霧霾天不要炒菜……活著大不易。

出了什麼問題，讓老百姓背鍋都是最容易的。去年年底嚴重霧霾，北京紅色預警，單雙號限行，老百姓能做的都做了，治理霧霾幾乎要變成治理老百姓了。往下，總該政府攻堅了吧？

霧霾來了，生活總是該有點變化的。我這種住在城北的人，原來總覺得是上風上水，現在霧霾天，走在小區里，也能聞到刺鼻的味道——肯定不是汽車尾氣，也不是炒菜味兒，而是某種東西燒掉後的焦糊味道。不知不覺，身邊的朋友，有好幾個都在國外買了房子，或者跑到山東海邊、福建海邊弄了房子，天天輪著在朋友圈嘚瑟自己的好光景。

走不了的如我，開始為防霧霾加大投入，比如我買了兩個空氣凈化器，還有一大堆「柴靜同款」口罩，算下來，為這事也花了幾千塊了。這都是好好喘氣的成本。我研究過這種日本產的口罩的價格走勢，12月初的時候，每個30元左右，到了12月末，已經是40元了，現在是45元，但是沒貨。某寶上有些商家，已經把它標到六七十元，甚至還有標一百多元的。

它比非典時候的胸罩造型口罩高大上多了，和臉型貼合得密實，還帶過濾裝置。還有一種國產的口罩，濾芯綁在胳膊上，有根管子連上去——要是霧霾天戴著出去，絕對超現實，跟發生了星球大戰似的。我上個月買的時候是135元，現在也漲了，小區門口的超市居然也在賣，價格是190元。合著房價控制住了，口罩價格又漲了。

這些東西，也沒個國標，好用不好用，全憑感覺，就算好用吧。

老貓：從80年代起，北京人一直在跟空氣作鬥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