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讀經典：不得不說的紅樓夢

本文摘自《大觀紅樓1：歐麗娟講紅樓夢》，歐麗娟 著，北京大學出版社，2017年7月

（一）閱讀心理：現實的補償

弗斯特認為，對於人們喜愛讀小說的原因，我們需要一種較不接近美學而較接近心理學的答案，因為：

人類的交往，……看起來總似附著一抹鬼影。我們不能互相了解，最多只能作粗淺或泛泛之交；即使我們願意，也無法對別人推心置腹；我們所謂的親密關係也不過是過眼煙雲；完全的相互了解只是幻想。但是，我們可以完全的了解小說人物。除了閱讀的一般樂趣外，我們在小說里也為人生中相互了解的蒙昧不明找到了補償。

也就是「閱讀」所具有的這種心理補償功能，使讀者總是不自覺地傾向於在書中尋找認同（identify），於是從心理學的角度來看，那在小說中心靈呈現得透明清晰的人物，讓我們沒有因「不了解」所引發的種種障礙問題，而補償了現實人生中追求互相了解、抹除人際隔閡的挫敗，因此我們可以徹底解除心防，與他們合而為一地同喜同悲，產生了較大的心理接受度；即使不能認同，也總不失同情，甚至因了解而同情，又因同情而支持，於是不知不覺地形成了觀照立場和價值觀的偏向，從而在美學上給予了較高的評價。

以《紅樓夢》中最具代表性的釵、黛褒貶來看，如果說，黛玉之人物形象的塑造是用「探照解剖式」的，著力於層層挖掘透底，使人物里外敞亮明晰、一覽無遺，讓讀者可以得到完全的了解，因此是敘述觀點與人物觀點合一之後的產物；則相對而言，寶釵乃是「投影掃描式」的，或說是「外聚焦」（external focalization）的敘事角度。因為在小說的敘事過程中，作者忠實再現了現實人際關係里「守」與「藏」的本貌，其摹寫僅止於外表的浮現，只見其言語行動而隱藏心理轉折，致使讀者不免陷入於認知模糊的狀態，以及由它所帶來的混沌不明和距離感，使人無法透視了解、逼近深入，因而不自覺地引發讀者的防衛心理，無法真正與她同情共感，終究導致情感認同的背離。

這種人物塑造方法之不同，也直接導致了讀者在喜好上的偏向：大部分的讀者偏愛與現實世界格格不入的林黛玉，卻質疑、甚至反感於現實中較接近於一般人的薛寶釵。同理可以推諸其他人物，凡是阻擋我們延伸自我的角色，就會引起厭惡與排斥；而能夠滿足自我需求的角色，就會獲得贊同，無論是否合乎情理。這確實是一種強力支配閱讀反應的心理因素。

（二）人性弱點：同情弱者

早在一千多年前，中國最偉大的文學批評家劉勰就已經注意到，「同情弱者」是如何地影響文學分析的客觀判斷，《文心雕龍·才略》說道：俗情抑揚，雷同一響，遂令文帝以位尊減才，思王以勢窘益價，未為篤論也。

也就是說，魏文帝曹丕因為是政治上的成功者，於是讀者就以「平衡原則」降低對其才學的評價；而陳思王曹植因為現實的失敗，以致讀者便透過「補償作用」而提高對他的肯定，這種非理性心態被嚴謹公正的文論家批評為「俗情「未為篤論」。

可惜的是，這種「同情弱者」的心理本能是極為普遍的，所以說「雷同一響」；而且所造成的結果不只是「以位尊減才」「以勢窘益價」而已，往往還牽涉到道德判斷，如米蘭·昆德拉所說：每個人看事情的傾向都是在強大之中看到有罪的人，而在弱小之中看到無辜的受害者。

就在這種本能傾向下，讀者就很容易發生塗爾干所說的現象：「在一般情況下，我們可能容忍一些人類通常都有的弱點、缺陷，例如自私、軟弱、偏見、固執、好色，但一旦這些弱點帶來了甚或僅僅是伴隨了嚴重後果，人們往往就無法容忍這些弱點了。而且，戲劇效果越好，藝術感染力越強（越『真實』），觀眾就越容易為這種情感左右，就越不容易理性、冷靜體察和感受裁判者的視角。一種強大的……情感和心理需求會推動我們去尋找和發現敵人，創造壞人。」這就深刻地說明了，《紅樓夢》的人物論中，何以總是以黛玉、晴雯為「無辜的受害者」，忽視她們性格中的缺點甚至負面成分，並由此在「發現敵人，創造壞人」以尋求情感宣洩的情況下，將寶釵、襲人貼上有罪的標籤，而橫加貶抑。夏志清（C. T. Hsia, 1921—2013）也認為：「由於讀者一般都是同情失敗者，傳統的中國文學批評一概將黛玉、晴雯的高尚與寶釵、襲人的所謂虛偽、圓滑、精於世故作為對照，尤其對黛玉充滿讚美和同情。」於是「除了少數有眼力的人之外，無論是傳統的評論家或是當代的評論家都將寶釵與黛玉放在一起進行不利於前者的比較」，透顯出「一種本能的對於感覺而非對於理智的偏愛」。可見同情弱者的心理本能是如何將讀者帶離「理智」，而失去客觀公允。對於《紅樓夢》這部戲劇效果絕佳、藝術感染力超強而十分「真實」的作品而言，感情用事的非凡程度也就不言可喻了。

（三）閱讀心理：投射與認同

與「現實的補償」這個閱讀心理有些關聯的，是讀者很容易會對小說中的主角產生心理投射與認同作用，藉由主角所發生的人生遭遇，一方面可以滿足當主角的渴望，一方面則可以擴充生命經驗，某種意義來說，也是對現實中自己的平凡無奇的一種補償。在《紅樓夢》的閱讀史中所出現的一些極端現象，如鄒韜《三借廬筆談》卷四所載：「《石頭記》一書，筆墨深微，初讀忽之，而多閱一回，便多一種情味，迨目想神遊，遂覺甘為情死矣。餘十四歲時，從友處借閱數卷，以為佳；數月後，鄉居課暇，孤寂無聊，復借閱之，漸知妙；迨閱竟複閱，益手不能釋。自後心追意仿，淚與情多，至願為瀟湘館侍者，卒以此得肺疾。人皆笑余痴，而余不能自解也。……聞乾隆時杭州有賈人女，明慧工詩，以酷嗜《紅樓》，致成瘵疾。綿惙時，父母以是書貽禍，恨而投之火，女在床大哭曰：『奈何燒煞我寶玉！』遂氣噎而死。蘇州金姓某，吾友紀友梅之戚也，喜讀《紅樓夢》，設林黛玉木主，日夕祭之。讀至黛玉絕粒焚稿數回，則嗚咽失聲。中夜常為隱泣，遂得顛癇疾。一日，炷香凝跪，良久，起拔爐中香，出門，家人問何之，曰：『往警幻天，見瀟湘妃子耳！』家人雖禁之，而或迷或悟，哭笑無常，卒於夜深逸去，尋數月始獲。這些都是投射與認同的極端例證。

除了認同主角之外，讀者也往往傾向於認為主角就是作者的代言人，並進一步在主角視角的誘導之下，去進行對人事物的判斷。如此一來，便形成了「作者=小說主角=正義化身」的推演脈絡，以致採取主角的眼光來看待其他人物和事件，結果就是：與主角親近的就是好人正事、與主角衝突的就是壞人∕惡事，從而失去了局外人所可以擁有的客觀立場。清代解盦居士所謂：「此書既為顰顰而作，則凡與顰顰為敵者，自宜予以斧鉞之貶矣。」

最足以反映此種閱讀心理。趙之謙就曾經對這類的《紅樓夢》人物接受現象有過疑惑，並通過思考，對於此一現象有了極佳的解釋：《紅樓夢》，眾人所著眼者，一林黛玉。自有此書，自有看此書者，皆若一律，最屬怪事。……余忽大悟曰：「人人皆賈寶玉，故人人愛林黛玉。」

正是在「人人皆賈寶玉」的心理投射下，不僅寶玉年少時期的淘氣任性被視為英雄革命，傳達了所謂的反傳統思想，而其所鍾愛的黛玉更成了完美的女性，共同為超時代的「新人」；只要涉及作者對他們的負面描述，都會用「貶而後褒或貶中含褒」的立場進行討論，如同凡遇到小說中明確是讚揚寶釵之處，則以「褒而後貶或褒中含貶」的邏輯咬定是貶抑。但事實上，所謂的「褒中貶」「貶中褒」本質上還是建立在「褒貶」之價值判斷的語詞，並不是對人格特質的客觀分析；而「褒貶」的判斷標準最終還是一種簡化的二元觀。若我們對這些語詞的使用情況細加檢驗，就會赫然發現：「褒中貶」之說一定是用於寶釵、襲人身上，「貶中褒」之說則全數見諸寶玉、黛玉身上，由此可知這仍然是二元觀的產物，其終極立場仍然是以黑白二分法看待人物特質，因此對前置語「褒」「貶」所代表的客觀敘事予以刻意否定，而以代表個人價值觀的後置語「貶」「褒」取代之，以符合自己的主觀好惡。

作品簡介

一千個人心裡有一千部《紅樓夢》，如何真正進入曹雪芹的紅樓夢世界？

台大中文系歐麗娟教授窮十年之功，潛心研究，讀出那些隱藏在《紅樓夢》文字之間與文字之外的聲音，得出了自己最真切的感悟：

《紅樓夢》是追憶之書，也是懺悔之言，書中字字是淚，飽含對詩禮簪纓世家光景不再的無盡傷感與眷戀。書中對清代貴族世家生活與場景的還原堪稱巨細靡遺、入木三分，加上作者對於無法挽救家業衰敗的自我疚責構成了《紅樓夢》最與眾不同的特點和魅力。

《紅樓夢》是中國文學史上絕無僅有的一部世家公子敘寫世家大族的小說。因此，只有回到傳統中國的世家文化之中，體認清代貴族世家的心理感受乃至精神高度，才能避免「莊農進京」式的誤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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