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位被中國人遺忘的上海寶山錢先生，在日本照片里被重新發現

一張抗戰時期老照片的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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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有時候象是一個頑皮的松鼠，會把一些秘密藏在意外的地方，如果你足夠細心，便會看到。

這是我在面對下面這張照片時的感慨。

▲ 日軍在劉家行和中國軍隊的激戰

這不是電影中的鏡頭，而是一張拍攝於1937年9月的真實歷史照片，拍攝它的是日本《世界畫報》的隨軍記者。令人驚訝的是這居然是一張彩色照片。

彩色照片的發明是很早的事情，1861年5月17日，英國攝影師麥斯威爾用三原色相加混合也就是加色法方法，產生了世界上最早的彩色圖像。中國並非沒有彩色照片，甚至還有美軍記者用攝影機和彩色膠片拍下了抗戰時期的延安。

但總的來說彩色照相技術對於二十世紀前期的遠東來說是比較稀罕的事情。即便是作為遠東唯一工業國的日本，也不大可能在1937年給戰地記者配發這麼昂貴的底片。日本雜誌發表的這些照片都是通過人工上色後達到彩色效果的。這應該算是「准彩色照片」。

▲ 這張照片刊載於其第十三卷第十一期，屬《日支大事變號 第三輯》，封面也是一張准彩色照片

這部創刊於1932年的雜誌一直追蹤著中日戰爭的腳步，而且在製作上頗為用心，其編輯陣容在當時日本的諸多媒體中屬於佼佼者。他們的記者也經常能搶到一些獨家照片。

▲ 該刊同期的另一張准彩色照片，展示了一個精彩的歷史瞬間

日本皇室派往上海前線鍍金的伏見宮博義王殿下在指揮軍艦炮擊中國陣地時，被中國炮兵擊傷，這背後是張發奎部浦東炮兵一次巧妙的伏擊，不過該雜誌不但披露了該親王中彈後的形象，而且無意中說出了我們不太了解的另一件事情：親王被擊傷同時，他身邊還有一個叫做早川干夫的中佐和另一名軍官也被擊傷，看來這一炮中國炮兵打得效率極高。

關於劉家行這張照片，應該說，只要稍稍了解這張照片的背景，便可以發現它給了我們相當多的歷史信息。

▲ 劉家行，即劉行鎮，至今仍保留了1937年的某種風貌

▲ 日本戰時明信片之一

劉家行位於上海寶山縣羅店鎮與舊上海市中心地區閘北連線的正中央，東面是寶山縣城，戰略上十分重要。

1937年9月7日，日軍攻陷寶山，姚子青營長以下守軍全部犧牲，敵隨即西進，陷楊行、月浦等地，意圖包抄我軍左翼，其第三師團主力猛撲劉家行。第十九集團軍總司令薛岳急調第15師、160師固守劉行。兩軍在這條戰線上苦戰達三個星期之久，日軍始終不能拿下這個要點，所以，這裡與羅店、八字橋等地並稱，均被認為是淞滬戰役打得最激烈的地點之一。

▲ 日軍戰時明信片之二

需要一提的是，在淞滬戰役的過程中，中國共產黨在上海進行了大規模的支援行動，發動群眾、組織服務，發揮了重要的和無可替代的作用。

然而，對於研究抗戰的行家而言，它本身的拍攝內容並不比附錄的兩張日軍戰時明信片更豐富，展示的不過是一隊被中國軍隊的機槍子彈按在泥地上的日本兵罷了，描述起來乏善可陳。這張照片的價值似乎更多在其背景而不是本身，那麼，老薩為什麼對它特別在意呢？

▲ 只因為在這張照片上，筆者意外地發現了一個細節——在照片左側，無意中包含了這樣一個不完整的地標性建築

▲ 再放大一點

由於並不在對焦的中心，如果不是正好日方雜誌社發表上色的時候加以強化處理，這上面的字跡是很難分辨的。現在可以判斷，這應該是一座紀念碑或銅像一類的底座，上面有「袁觀X、錢印霞、劉調篪（疑似）先生紀念」的字樣，這引起了我的興趣。

這座紀念碑是當時流行的混凝土材料製作，可以依稀看出碑面略呈凹進的弧形，邊框陰線一應俱全，設計頗為精美。

這幾位先生是什麼人？為什麼在這裡有一個紀念碑呢？會不會是上色的日本技師隨手放了幾個漢字在這裡？

抱著好奇的心態搜索了一下這幾個名字，袁、劉二位沒有有價值的信息，但搜索正中的「錢印霞」先生時，找到了一位相當可能的人物。

資料顯示，民國初年上海的確有一位錢印霞先生，他是《寶山縣續志》的編撰者，本名「錢冷」（實應為「錢汵」）。

搜索「錢冷」，又沒有什麼有價值的信息了。看來，這幾位也許是當地的文化名人，在文化人吃香的時代，有人給這幾位飽學的先生立了個碑？

至此，也就是慨嘆一下世風日下，否則南派三叔和月關也應該有人給立個碑哈……然而，在《上海市志》裡面看錢印霞先生的相關信息，卻發現原來先生的大名宛然另一種寫法——錢淦！

順著這個線索查找下去，一張錢印霞先生的照片便跳了出來：

▲ 錢淦（1875年 - 1922年），字印霞，寶山真如人，和錢信忠、錢正英兩位屬於同族

錢先生的生平，比一個編纂了《寶山縣續志》要豐富得多。他是光緒三十年（1904年）進士，位列二甲第八十名，授翰林院庶吉士，送進士館學習法政。公派赴日本東京法政大學留學。1907年畢業回國，授翰林院編修——日本東京法政大學畢業的翰林院編修？

後回鄉，辛亥革命爆發後，寶山地方公推他為民政長，後改任縣知事。

在任期間整頓財政，詳定賦銳征解，行政經費開支細數，印發給各市、鄉，公開理財；兩年後奉省令調任省公署內務司任統計處主任，歷時六個月，編成《江蘇省內務行政報告書》，之後歷任經界局秘書、財政部新稅處籌備員。因反對袁世凱稱帝，兼時局動亂，辭職回鄉。

1917年，他當選江蘇省議會議員，向議會提出海塘經費應由國庫撥款的議案，經議會講話討論後，報經省署同意，於是海塘大修、歲修的經費得到了解決，使民間財力得到寬舒，海塘的險處得以修固，為民造福不小。

同年，經公推成為《寶山縣續志》總纂，歷時三年余修成。

旋經推薦出任縣交通事務局長，籌劃築路，日夜操勞，他規划了縣境內南北和東西兩條幹線，並努力籌款，築成南北幹線（即今滬太路），1922年春通車，接著又測定東西幹線（今同濟路以西的寶劉路），未及親臨施工，便因積勞成疾，突發腦溢血卒於交通事務局內，終年48歲。

寫到此處，心中忽然一痛。吾友章騫，《無畏之海》的作者，也是眷戀故土，遊學十餘年後終於還是回到上海，卻一樣積勞成疾，英年早逝，年紀也是48歲。這個溫文爾雅的滬上才子，帶回來的資料便有一個集裝箱，而去世前二十分鐘，還在和編輯討論新書事宜。

看來「錢冷」云云，很可能是用五筆字型打錯了字。

我想，淞滬之戰，雙方都沿公路鐵路布防進退，這一碑，莫非是為錢印霞先生修路的功績而建？

可惜，在相關資料中沒有找到任何相應的記錄。以當時戰鬥的激烈，這塊碑只怕早已毀於戰火，也許，這張照片便是它唯一的記錄。

耐人尋味的是，這個推測竟然在另一張日軍當時拍攝的照片中得到了印證。

這張照片中的建築上有「劉行站」三字，應是劉家行汽車站的意思，而有錢先生紀念碑的那張照片上，右側的建築宛然有「行站」二字，對比起來，正是一座房子。

因為錢先生這位寶山本地人修了一條惠及鄉梓的公路，並因此去世，大家為他在車站對面修了這座碑以示紀念吧。

當世界已經忘記錢先生的時候，歷史讓我們用這樣奇特的一種方式想起了他。

可惜，這座碑的全貌始終不曾找到，大約只有1937年前劉家行的人們還有印象了，而袁、劉二先生又是何許人也，也無從考證。

也罷，就當一道歷史謎題留下來吧——在歷史的縫隙間尋找一個個隱藏的真相，這感覺，恐怕只有福爾摩斯能夠比擬。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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