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去世後，毛澤東說了這樣一句話，讓所有聽到的人心酸無比

周恩來周總理的人品、功績，是無法用文字表述的，他對毛澤東非常忠心，其實呢，以前他也是很不看好毛澤東的，在上海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時，對毛澤東早期的一些路線也曾予以過尖銳的批判，甚至到了1931年進入中央蘇區，擔任中共蘇區中央局書記、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等職務時，對毛澤東的認識也曾經是：為人時左時右，對中央命令執行不夠堅決，有嚴重的機會主義傾向。

對博古等人對毛澤東的打擊，一度時間也採取了默認的態度。

然而俗話說得好，人非聖賢，孰能無過。周恩來高尚的一點，就是從不固執己見，沒有私心雜念，沒有照顧自己面子，維護自己威信的想法，只要對革命有利，我就堅決支持，服從；而誰要對革命有害，則不管你什麼身份、地位，則堅決反對，抵制。

以前對毛澤東的種種偏見，也是在上海，包括去蘇聯開會期間，在大多數人的反對下耳濡目染的，自進入蘇區後，經過大量的革命實踐，他終於發現，毛澤東是一個天才似的人物，他對中國了解得非常深刻，對局勢的發展、判斷往往能一針見血，切中要害，並且經常提出最有價值的意見，指出最有前途的路線，也漸漸發現，只有擁護毛澤東的領導，中國革命才有可能取得勝利，反之，則肯定會遭到失敗。

自從有了這種認識以後，他對毛澤東便由反對變成支持，最後心甘情願的做他的副手，對毛澤東尊重的無話可說。

需要注意的是，遵義會議前，他在黨內的地位比毛澤東高，如果照顧自己面子，論資排輩的話，怎麼著也輪不到毛澤東上位，然而周恩來呢，對毛澤東的支持是最堅決，最堅定的，鬧的博古等人後來也在背地裡發牢騷，說什麼「周恩來叛變了」。

然而，周恩來這是叛變嗎，他所謂的「叛變」恐怕也只有用大公無私來形容了。

遵義會議之後的事情也就不用多說了，他服從毛澤東的命令不說，對毛澤東的照顧也是到了無微不至的地步。

舉個小例子吧，重慶談判期間，每次毛澤東經過的路線、場所都要親自反覆勘察，毛澤東講話的地方，從什麼地方上台，從什麼地方下台，腳底下利不利索，甚至包括擴音器效果如何等等都要親自試驗。

總之呢，有關毛澤東的一切事物，只有你想不到的，沒有他沒做到的。也可以說，周恩來對毛澤東無論私事還是公事都非常盡心，儘可能的為毛澤東減少一切後顧之憂。

在公事上呢，毛澤東的思維是跳躍性的，而周恩來呢，又非常務實，兩人這麼一配合，就成了歷史上的最佳黃金拍檔，一輩子都沒有改變。

1975年，周恩來因病住院，毛澤東多次關心他的治療情況，並命令醫療專家組，每隔三個小時即彙報一次周恩來的治療情況，治療情況一送過來，毛澤東不管多忙、多累，能自己看就自己看，自己看不了，就命令秘書、衛士念給自己聽，關切之情可見一斑。

然而即便就在這樣的情況下，周恩來總理得的是癌症啊，當時哪有好的治療辦法，在醫院裡被病痛折磨一年之後，終於於1976年1月7日23時許與世長辭。

第二天，也就是1月8日天一亮，毛澤東既得到周恩來逝世的消息，據毛澤東機要秘書張玉鳳回憶：當天，毛澤東一下子陷入巨大的悲痛之中，當時他身體虛弱，已經沒有舉起文件的力氣，可即便是這樣，他還躺在床上，一字一句地看總理追悼會和悼詞的請示報告，看一遍，哭一遍，陷入巨大的悲痛之中。

待情緒稍微穩定之後，張玉鳳詢問毛澤東：「您去參加周總理的追悼會嗎。」

毛澤東卻難過的搖了搖頭，說出一句讓人心酸不已的話，他說：「我也起不來了。」

言下之意是，不是不想去，是身體不允許，實在去不了啊。

英雄遲暮之意已經溢於言表。

當時，所有工作人員都哭了，他們從來沒有想過，領導中國站起來的毛澤東竟也有這樣無奈的一天。

1976年1月11日，首都百萬群眾自發的為周恩來總理送行，一場曠世罕見的追悼會正式開始。

那一天，毛澤東打開收音機，把身邊的人都趕了出去，以自己獨特的方式參加了周恩來的追悼會，他一邊聽著，一邊哭著，到聽到念悼詞的環節，竟忍不住痛哭失聲，這在毛澤東一生之中都是非常罕見的。

從那以後，情緒就再也沒好過，很少講話，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工作之中，用顫抖的手，剛剛治療好的一隻眼睛，無休無止的看文件，批文件，用這種方法來擺脫內心的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