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伯虎賣畫為生，劉伯溫從龍後死，王陽明險遭不測又救國於危難

向敬之

孔夫子說過：「我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古代文人都堅持了這個傳承。少小開始苦讀儒家學問，並接近琴棋書畫，以作為日後官場得意、情場歡欣的資本。

有明一代的文人們，不少都把「鄙事」發揮到極致。風流才子唐寅行舟時，見對船一美女微笑，頓時來勁，放下身段，鑽進此女服務的府上做書僮，幾番努力，目的達成，成就了著名的「唐伯虎點秋香」。

這一佳話並不是鬧劇。史學家樊樹志從前人著述中，發現實有其事，且對唐氏舊聞展開了一系列的考據和闡釋。伯虎遺事，無疑是一種很有代表性的《明代文人的命運》。

唐伯虎才藝超群，很有能耐，拿過鄉試冠軍，推為江南第一，地方官員看重，但被扯進科考舞弊，後僥倖脫身。盛名傳遠，權貴青睞，卻被寧王朱宸濠叛亂玷了清譽，落了個賣畫為生。受寧王案牽連的，大有人在，如書法名家祝枝山。

《唐伯虎點秋香》電影劇照
牽扯造反，自與仕途絕緣。唐、祝縱有奇才，再不為官家接受。也好，官場拒絕了他們，卻使他們的字畫詩文，成為了明朝文壇可引以為驕傲的一絕。

明朝的文人，都有著從政的熱熱期望，都有著迷戀權力的幹勁，但能壽終正寢者、平安著地的，不為多矣。

劉基是朱元璋非常信任的子房在世，宋濂是朱元璋太子的授業恩師，李善長是朱元璋的股肱首臣，卻無一幸免於難。他們之死，死於朱元璋的猜忌，也死在自身的性格缺失上。三人當初對朱元璋相見恨晚，朱對他們青眼有加。但劉過真、宋偏迂、李會事成為了致命傷，造成和尚出身的朱皇帝不放心。對功臣宿將大開殺戒，朱延續了開國皇帝的傳統。他有自己的說法，他們是荊棘上的銳刺。

如果沒有這些傑出文人的出山輔佐、睿智傾囊，也許朱元璋很難成功。雖然歷史已成過往，不容假設，但歷史並非必然。偶然幫助開啟新江山的文臣們，不願意沉淪為權力場上的鄙俗者，又不甘心把經天緯地的才能荒廢在山野中，矛盾的心性將他們欣然為之愚忠的恩寵鍛造成了一柄利劍，最後要了他們甚至他們全家、全族的性命。

樊樹志有過劉、宋不出山的假設，讓劉基遵從乃母「衰亂之世不輔真主」的勸告，讓宋濂留戀溫樹不出來做布衣皇帝的草萊侍從。也許他們會是另外一番命運，也許不能逃脫朱元璋「不為己用為除之」的黑手。樊氏是假設，我亦為猜測。李善長的命運，何嘗不是個現場回答？李為首相，封公封王，頒免死鐵券，結兒女親家。當朱感到威脅時，自有辦法，讓你死在不能免死的唯一缺口，讓你死於斬草除根的一片血腥中，即使親外孫也不能倖免。何況劉、宋在尋找盡命世之才的機遇？何況劉、宋死於歸隱山野的空隙？何況劉、宋並非死於直接令下。

電視劇《朱元璋》劉伯溫劇照

不讓文臣直接死在敕令下，在明朝似乎是一個傳統。劉基死於胡惟庸的毒藥，宋濂死在流放途中，朱家父子都喜愛的解縉也死於朱棣一問。按理，解縉是朱元璋送給兒子的賢臣，甚得朱棣的看重，其「叩馬首迎附」，足以使殺出「讀書種子」方孝孺十族慘絕的明成祖聊以欣慰，故不該遭遇殺手。何況他在重新撰寫太祖實錄，刪削靖難隱惡，更有曲筆添彩的殷勤。但這個大才子難逃一死，他把劉基臧否朝臣的本事擴大化，似乎朝堂上唯其一人完美。更有甚者，他摻和皇家立儲的家事，授人以柄。他熟知歷史，卻忽視了類似楊修之死的諸多殷鑒，也忽視了同屬先皇帝留才後世的唐代李績聰明的典範。

同樣喪命在帝王先倚重後猜忌、非明殺而暗害的，王守仁也算一個。王氏不畏宦官劉瑾強勢，為忠直言官抱不平，由朝官貶黜偏遠山區，遭追殺半途僥倖得脫。貶職貴州龍場驛丞時，他在無書可讀的情勢下，默記舊讀，靜坐頓悟，成就了影響後世的心學理論。後得遇劉瑾倒台，王被起用，這位恂恂如也的謙謙君子充分展現不出世之才，在平叛寧王亂中，以傑出的軍事才幹取得輝煌的事功。而他沒有想到，劉瑾雖亡但奸逆宵小仍在，皇帝欲賞卻好大喜功堪奇。即便繼任的嘉靖帝為荒唐的先帝還了賞賜，卻未能改變王守仁被連遭中傷甚至蒙冤數十年的命運。讓人感嘆唏噓的是，為人不斷攻擊的靶子，正是他念念不忘的平生學問。

文人熱心政治是中國古代官場的一大特色。雖產生了不少傑出者，但大多都難得善終。明朝開國伊始，文人幾經雀躍，難逃強權的利用、鉗制、摧殘、侮辱、貶謫和狙殺。如李善長一般權傾朝野者不也難逃慘遭滅門的血色宿命嗎？

王守仁（王陽明）
當初朱元璋創製八股取士，從某種意義上而言，是激勵、亢奮和支持了文人從政。大多廟堂人物，精明強幹，良籌盈幅，忠效國家，服務人民。有所作為給民謀福祉的大小官員，都是科舉制的生產兒，實現了文人從政的積極作用。

極具諷刺意味的是，朱元璋鼓勵文人幫助他燮理國家，但自其開始動不動便拿文人開刀。他嚴令內臣不得干政違者斬，而其晚年重用宦官，開啟了明朝太監大國的序幕。明朝太監雖不像東漢末年、李唐中期那般，操縱皇帝的立廢生死，但所演繹的醜劇更是荒誕、弔詭、慘厲：有王振導演「土木堡之變」的血腥鬧劇，有朝臣拜完皇帝再拜「立地皇帝」劉瑾的荒唐活劇……還出現了魏忠賢聽著「九千九百歲」而洋洋得意的搞怪笑話，甚至有宦官敢膽大包天地迫使宮女、皇妃、太妃來陪睡。這些淺薄的宦官，把文人從政的歷史現象折騰得千奇百怪。皇帝們主創錦衣衛、東廠、西廠，本來是為了幫助皇帝監視百官的舉動，卻無形中成為了宦官們彈壓和迫害有骨氣、有思想、有鬥勁的文化們的「核武器」。

李夢陽卑視一切，鼎力支持內閣剷除宦官「八虎」，怎料皇帝一夜之間變卦，讓劉瑾們兵權在握，給忠良干臣們以致命一擊。大難不死的李夢陽在最後歲月，潦倒不振，屈辱而死。康海出面求劉瑾放過好友李夢陽，這唯一的一次不得已，卻被人看做「瑾黨」，為時人和後世詬病。他「大節不虧」，慘淡離去，選擇寄情聲伎、放浪形骸，保持了性度高邁的氣節和風度、清醒和無奈、僥倖和苟活。

晚明的李贄，以孔孟道統「異端」自居，崇尚儒家學說，又反對把程朱理學作為評價是非的唯一標準，同時痛斥批判封建的男尊女卑、假道學、社會腐敗、貪官污吏，主張革故鼎新，反對思想禁錮，旗幟鮮明地提倡個性自由、官民平等和男女平等。但，縱然著名的「童心說」、《焚書》、《藏書》，推崇他在中國思想史上享有崇高地位，但其奇談怪論不容於當時。他成了異端之尤，成了皇帝下旨治罪、書稿盡行燒毀、錦衣衛訊問的思想另類。

頑強是一種使人感佩的氣度，不屈是一個讓人感動的精神，堅持是一種令人振奮的血性，隱忍是一種給人力量的淬鍊。

權臣爭寵斗惡，佞幸大興冤獄，明代文人群體不論在廟堂之高，還是處江湖之遠，大多懷握一種堅定的操守，迎難而上，接厲而行，無所畏懼，傳承不懈。特別在晚明時期，文人陣營與宦官團體針鋒相對，顧憲成、高攀龍、鄭振先們在黨爭都演繹了不同命運的悲劇，應社、幾社、復社分子本著干政衛國的信仰卻不敵宦官們鐵腕打擊異類的慘烈。當然，也出現了錢謙益、侯方域這類敢對抗宦官而失節叛國的落水者，讓其鍾愛的青樓愛人悲傷不已，也為中國命運變遷史增添了一筆異樣的色彩，至於他們是否屬棄暗投明、曲線救國，那只有天明白地知曉。

文人從政多成悲劇，卻為中華文化之幸事。他們未能逃脫權力傾軋、殺戮、危害的命途，但有他們的文化奮鬥成就了一連串的燦爛的色彩。如李夢陽的詩文、徐渭的戲曲、唐寅的書畫、祝枝山的書法……至今尤為精彩和典範，給人在感傷、遺憾和憤懣之餘，多了許多溫柔的慰藉、嘆服的蒼涼、欣賞的歡欣。

樊樹志依史為據，客觀為文，援引當時和後人筆記，勾畫出兩百多年間明代文人從政成仁取義、犯顏極諫、重義輕利、篤於故舊的碧血情懷與青史長卷。

溫樹雖美，卻難隱魚水之禍。風雅至勝，當抒發仁義所求。觸摸那些特殊時代文人的命運，既要清醒地把握他們特立獨行的價值取向和道德實現，也要警醒地對其或直或曲、或剛或柔、或智或愚做出理性評判。

樊樹志寫《明代文人的命運》的風格，不同於一般學人的寫法，僅是軼聞舊事、愛恨情仇、權力爭鬥……他堅持以歷史的維度挖掘傳統士大夫的千妍百態，更是從人性的深度去評論權力場上的不同命運歸宿，引導讀者對歷史、對現實、對文人內心世界作真實的探索。這無疑讓我們對掩飾在五百多年前甚至更長或更短時間裡的人事，有了些新的認識和理解，理解知識分子生而不賤、從事不鄙的高度。

書生報國須智慧。在那重典馭世的年月，中國士大夫們面臨境地多難：或為當時所不容，或為後世所不齒，或隱忍泉林而不甘，或嘯傲士林而忐忑……林林總總，過去了的那些血色現場與背後，似為一種宿命的堅持和選擇。那乏力的掙扎，那倔強的反抗，那斑駁的光亮，那痛苦的剛猛相濟，那瀝血的壯猷偉略，啟蒙我們重新發現在孤獨的靈光點點裡，映藏著一面鏡子、一群寫照和一張寫滿對與錯的功過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