湯恩伯、胡宗南在抗戰中的表現

導語

短史記

問：想請教一下作者，湯恩伯、胡宗南等人在抗戰中的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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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湯恩伯

湯恩伯參與抗戰，至晚可以追溯到1936年冬的綏遠抗戰。此役，「湯率所部第十三軍以機動姿態，經陝北榆林移駐綏東，助成傅作義收復百靈廟。傅名震全國，湯卻以無名英雄成為駐綏東一大鎮壓力量，也是中央軍對冀察的軍民忍辱負重的一積極聲援。」

1937年8月，湯奉命率軍固守南口。其作戰目的是「屏蔽察綏，同時還要牽制津浦、平漢二線日軍，掩護我國軍主戰場爭取餘裕時間」。此役最激烈之時，「日軍以五六十門炮及二三十輛坦克掩護步兵五千餘人作連續五六次之衝鋒，湯軍只有戰車炮二門」。戰役期間，湯曾多次以戰地通信激勵部屬「人生百年，終須一死」「我死則國生，我貪生則國死」。《大公報》記者范長江，在戰地親眼見到湯恩伯「已經瘦得像鬼一樣」，感嘆「湯恩伯，這個漢子，他不要命了」。此役堅持18天，基本完成戰役任務。湯部第13軍下轄第4師負傷3907人、陣亡2646人；下轄第89師負傷4136人，陣亡1948人。全軍傷亡率高達45%。日軍傷亡，有2600餘人（日方統計）與1.5萬餘人（中方統計）兩種說法。9月，湯部擴編為第二十軍團，湯任軍團長，下轄三個軍。10月，日軍沿平漢鐵道線南下，湯軍團沿漳河南岸布防對峙，並攻擊渡河之日軍。山西戰局危殆，湯奉命增援，未及趕至，太原已告淪陷。

1938年3月，湯部參加台兒庄之戰，此役，「孫（連仲）軍的固守與湯軍團的機動英勇將日軍聯絡遮斷分別消滅，是國軍所以獲勝的主要因素。」6月，湯奉命率部參加武漢會戰，在長江兩岸拒阻日軍。10月，會戰結束。湯部調駐湖北北境整編為第三十一集團軍，湯任總司令。1939年，湯部作為「機動兵團」參加隨棗會戰，「與敵徹夜鏖戰，肉搏相拼」，給岡村寧次留下了深刻印象（後文將提及），反被李宗仁誣責「一意保存實力，不願配合友軍作殲滅戰」。1940年5月，該部再次作為「機動兵團」參加棗宜會戰。此役，湯部於棗陽外圍多有斬獲，一度突入棗陽城中。但因戰區「高級指揮部」（系指第五戰區司令長官李宗仁）屢屢變更對湯部的指示，致該部主力疲於奔命，無所適從，錯失戰機，未能取得更大的戰果。1941年初，湯部作為主力參加豫南會戰。日方稱「這一戰役敵交戰之兵力約九萬五千，傷亡達一萬六千」，中方戰報則稱「是役敵傷亡九千餘，在南陽附近被我焚殲敵汽車三百餘輛，虜獲軍用品無算」。雙方均宣稱己方「損失輕微」。惟日軍未能實現打通平漢鐵路南段的既定目的，則是事實。

豫南會戰結束後，湯兼任「魯蘇豫皖邊區」黨政分會主任委員，又負起利用山區擴展游擊戰根據地的任務。1942年，湯升任第一戰區副司令長官兼魯蘇豫皖邊區總司令。對這一升遷，吳相湘有很精準的評價：「這一邊區民情素稱強悍，曾是捻軍和紅槍會的搖籃、民國十九年中原大戰的戰場，遺留武器甚多，組織游擊隊伍甚感便利，湯的職名由『主任委員』轉變為『邊區總司令』，即說明這種游擊隊伍的組織與擴充已甚龐大。而其本職是第一戰區副司令長官，更說明正規軍與游擊隊配合作戰統一指揮集於湯之一身。」此外，「魯蘇豫皖邊區」地理位置特殊，兼負有遏制八路軍擴張的任務（1942年湯給蔣介石的電報，常可見「抗日剿匪」、「斃傷日敵偽匪」字樣）。湯大量收編地方游雜部隊，亦有避免人槍被八路軍收編之用意。這種做法，使湯部壯大，也使其軍紀下滑。「水旱蝗蹚」變成「水旱蝗湯」，即由此發端。

1936年12月，時任第十三軍軍長的湯恩伯（左前）視察綏遠前線

1942-1943年中原大饑荒，湯恩伯之「魯蘇豫皖邊區」首當其衝，災情極重；八路軍之晉冀魯豫根據地也不例外，據宋任窮披露，「冀南區餓死的、病死的共有幾十萬人」。第一戰區多次撥出軍糧救災，亦免除在河南本地徵發「柴草麩料」（惟李宗仁所主持的第五戰區，雖經河南省府一再懇告，仍堅持在河南徵發「柴草麩料」）。

1944年，日軍投入其中國派遣軍約80%的兵力，發起規模巨大的「一號作戰」（兵力約51萬人，馬匹約10萬匹，火炮1550門，汽車約1.555萬輛）。此役，蔣介石和軍委會所獲情報與湯恩伯的判斷相左。湯服從統帥部之部署。事後證明，統帥部關於日軍旨在發動「局部攻勢」的判斷是錯誤的。誠如學者劉熙明所總結：「如果蔣介石早知道日軍將發動超出預期、又有戰車師團支援的大規模攻勢，必然不會在許昌與遂平各部署兩個師，以及在許昌附近的平坦地帶採取犧牲較大的陣地戰結合精銳部隊側擊、欲與日軍一決雌雄的作戰方式。即使他預先如此部署，也一定會採取犧牲最小的避戰措施，不至於讓許昌重兵激烈抵抗而慘敗，更不會讓主力在平坦地帶與日軍決戰。國軍在豫中會戰前期的重大損失，關鍵原因可說是軍委會情報判斷錯誤造成蔣介石的錯誤決定。」這也是蔣介石在重慶參政會上為湯恩伯開脫的主要原因。

此役，湯部雖敗，但始終不潰。在日軍已竊譯國軍密電碼，悉知湯部兵力部署弱點的情況下，湯仍能掌握部隊，一面迎戰一面機動，使日軍未能達成消滅湯部主力的既定計劃。日方戰史對此事深以為憾，留下了這樣的記載：「因湯恩伯之判斷敏捷，兵力機動靈活，……致作戰之第一步未如預期。」「而十三軍等主力，則在湯恩伯巧妙指揮下，仍能逃逸，退避於登封及其南方山地。雖予以包圍，反被其突擊。」「雖以機動之裝甲第三師團，及騎兵第四旅團，超越繞攻至臨汝，終未能捕捉戰意頑強之湯兵團主力，而被向大營及長水鎮方向退去。」「雖於二十日進出盧氏，仍未能捕捉湯兵團主力，其後據報三十一集團軍各部，已在豫西逐次集結，整頓態勢，恢復戰力，仍成為日軍之重大威脅。日軍作戰目的，始終未能達成。」

稍後，日軍進攻湘、桂，湯部亦奉命轉戰貴州、廣西，湯就任「黔桂湘邊區」總司令。1944年底，中國陸軍總司令部成立，下轄四個方面軍。湯受命出任第三方面軍司令官。統率十四個美式裝備之步兵師及充分火力之炮兵部隊。1945年5月，湯部克複柳州、桂林。繼欲克複衡陽、曲江、廣州之際，日本宣布投降。

作為對手，日本陸軍大將岡村寧次對湯恩伯有很高的評價。岡村說：「我任第十一軍司令官時，曾與湯恩伯兩次交鋒，再綜合其他情報來看，他是蔣介石麾下最驍勇善戰的將領。襄東會戰（即中方所稱的「隨棗會戰」）時，我第十一軍曾猛攻敵正面的一角，湯恩伯則親率主力向這一角反擊，並乘隙使我主力陷入重圍，受到殲滅性打擊。」「湯恩伯是非常勇敢的將軍。我知道他的性格，如果他的一部受到攻擊，便親自率領大軍進行反擊。」「湯恩伯……與胡宗南同是蔣介石嫡系中最傑出、最受信任的將軍。」（11）

湯恩伯

2、胡宗南

與湯恩伯一直身處抗戰一線有所不同，胡宗南所部與日軍的直接對壘不多。較知名者是淞滬會戰。1937年9月份的楊行血戰，胡宗南第一軍所轄第1師營以下軍官和士兵傷亡率高達80%；所轄第78師所有營長几乎全部陣亡（僅存1人）。稍後，該軍整補擴編為第17軍團（新增入第8師），胡升任軍團長。10月份的蘊藻浜血戰，第8師官兵傷亡殆盡，全軍傷亡率再次達80%以上。為持久計，胡宗南一度要求各部隊注意保護骨幹指揮官，但營、連長以下幹部仍所剩無幾，不得不做二次整補。至蘇州河南岸防禦戰時，「該軍已補充兵員四次，換防接防五次」，第一師「旅長兩個，先後傷了三個，團長四個，先後死傷五個，全師連長除通信連長外，余均傷亡換人。」會戰期間，胡宗南日夜在戰場指揮，「從未離去，官兵見之，無不感奮。」此外，胡宗南部還參與了南京保衛戰、蘭封會戰及武漢會戰。其中，南京保衛戰主要是駐防浦口，掩護部隊渡江北撤；蘭封會戰負責進攻日軍土肥原部主陣地之重任；武漢會戰，胡部進駐信陽，負責大別山北麓的後路縱深防禦。（12）

抗戰八年，絕大多數的時間裡，胡宗南所部駐守在陝西關中。其軍事地位，滲透進胡宗南部的地下黨人熊向暉，曾於1943年向周恩來作過一番很精準的分析：

「1939年蔣讓胡移駐西安，鎮守大西北，給他十六字戰略方針：『東御日寇，北制延安，西防蘇俄，內懾回馬。』重輕次序是東、北、西、內。蘇德戰爭爆發，去年盛世才投蔣，胡部第三集團軍將從甘肅河西進新疆，暫無西顧之憂，其他三方未變。……胡現有三個集團軍，對付三方面，左支右絀。寧夏馬鴻逵、青海馬步芳都是地頭蛇，挾回民自重，蔣不得不給以兵權、政權，又怕他們坐大，反蔣、降日、聯共，需胡『懾』服。山西大部淪陷，潼關至宜川黃河防務關係重大，蔣要胡用主力第三十四集團軍固守。如日軍過河，進入八百里秦川，大西北國統區保不住，蔣即使想和，也無本錢。前年，蔣派次子緯國到胡的第一師當排長，現升連長，一直駐潼關附近，表明蔣對胡的信任和對這段河防的重視。……蔣……又怕我『政治南下』或『軍事南下』，對『北』方針在於『制』，力圖在西北將我限制在蔣劃定的邊區範圍之內。」（13）

熊向暉所言不虛。1942年，日軍大本營確曾制定過攻佔西安進軍四川的軍事計劃。國、共兩黨無法實現彼此信任，亦是事實。1941年因皖南事變，毛澤東一度主張「須有決心打到四川去」。這兩者是重慶必須在北面部署胡宗南部以為屏障的根本原因。寧青諸馬在抗戰中的立場，一直是國民政府非常擔憂的問題。據秦永章在日本防衛廳防衛研究所發現的日方史料，抗戰爆發前夕（自1936年底至1937年5月），馬步芳、馬步青與日軍一直存在著秘密的武器交易。（14）

抗戰期間，日軍亦屢以「自治」勸誘諸馬。盛世才態度曖昧，立場在重慶與蘇聯之間搖擺不定。此二者是胡宗南部必須坐鎮西北以為威撫的根本原因。新近公開的《胡宗南日記》中，有頗多關於諸馬和盛世才的相關內容，如1943年1月15日，盛世才派駐重慶的辦事處主任張元夫與胡談話，特意提及：「委座使朱紹良入新，即所以安盛，但胡實為實際負責者，願將來盛、胡一體」。由此番言語，不難窺見胡宗南所部在西北的存在，與盛世才內附之間的密切關係。因為存在以上四種現實需要，當史迪威主張將胡宗南部自西北調往抗日第一線時，遭到了蔣介石的堅拒。

胡宗南與妻子葉霞翟合影

注釋

吳相湘，《民國政治人物》，東方出版社，2014，P309-316。本節下文除特別註明者，均系引自吳文，不再贅注。鄒偉平、章瑞年，《湯恩伯傳》，人民日報出版社，2012，P20。《南口戰役中國作戰兵力和傷亡統計》，收錄於《抗日戰爭時期重要資料統計集》，北京出版社，1997，P54-55。湯部戰鬥情形，可參見：《軍令部關於第五戰區隨棗會戰經過的總結報告》，收錄於《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彙編 第5輯 第2編 軍事 3》。《第五戰區棗宜會戰經過及檢討》，收錄於《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彙編 第5輯 第2編 軍事 3》。王樹增，《抗日戰爭》（第2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15，P319。《宋任窮回憶錄》，解放軍出版社，2007，P172。諶旭彬，《數百萬河南人是怎麼被餓死的》，今日話題歷史版第98期。劉熙明，《國民政府軍在豫中會戰前期的情報判斷》，《近代史研究》2010年第3期。此段日軍戰史文字，轉引自：王仲廉，《征塵回憶》。（11）天津市政協編譯委員會/翻譯，《岡村寧次回憶錄》，中華書局，1981，P328、P391、P328。（12）彭玉龍，《抗日戰爭時期正面戰場作戰的胡宗南》，《軍事歷史》2010年第6期。（13）熊向暉，《我的情報與外交生涯》，中共黨史出版社，2006年，P23。（14）秦永章，《關於馬步青、馬步芳與日軍進行秘密武器交易的幾條史料》，《青海社會科學》2003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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