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與死的「中間人」：見證器官捐贈之困，以及生命盡頭的那些愛與痛

在悲傷的病房裡，走廊上，手術室外，吳平和劉源，以及很多協調員，猶豫地走向一個又一個病人家屬。選擇合適的時機，慢慢開啟這個並不輕鬆的話題。

文韓墨林

圖 尹夕遠

編輯卜昌炯

張鵬懷著忐忑的心情，把B超單遞到北京友誼醫院的大夫手中。大夫簡單地看了看，以例行公事的口吻說：恭喜你們，妻子懷孕了，寶寶7周。

欣喜、恐懼、傷感，各種複雜的情緒瞬間在2016年12月初的這個周一下午交織在了一起。36歲的張鵬張了張口，卻什麼也說不出。走出診室的一刻，他和妻子的手緊緊握在一起。

曾經的失去，讓他們更加珍惜眼前的「得到」。2015年1月5日夜半，就在這家醫院的13層，4小時回天無力的搶救後，他們不得不接受女兒的生命無法挽回的事實。在告別的時刻，張鵬最後一次擦拭她的臉頰，妻子給她梳了漂亮的新辮子。

兩年了。夫妻倆就這樣緊緊握著對方的手，度過漫長而痛徹心扉的日子。不過，在巨大的痛苦中，仍然存在著一份微弱如螢燭、給予他們溫暖和慰藉的力量。丹丹離世前，據她自己的意願和父母期望，捐出了兩個腎臟、一個肝臟、兩隻眼睛。5個人的生命因為她而改變、延續。

「有時，看著和女兒同齡的小孩在街上玩，我就忍不住站在旁邊看，想走又不想走，真痛苦啊。」張鵬對《博客天下》說，話語被潛在的哭泣分割。「這種痛我們一輩子都忘不了。可是，孩子捐了器官，就是她還有一絲生命在這世上，也就是她還活著，對不對？」

短暫的沉默後，他接著說，說得很慢：「痛到不行的時候，我們就這樣告訴彼此，鼓勵彼此。女兒那麼堅強，我們必須和她一樣堅強。」

友誼醫院OPO（器官獲取組織）主任吳平第一時間向他們送去對新生命的祝福。作為直接負責這個案例的器官協調員，吳平看著丹丹在深度昏迷中掙扎，看著悲傷的父母在病床前訴說她再也聽不到的愛，看著連接她幼小生命的體征監測儀變成一道直線，看著年輕的媽媽用顫抖的手在捐贈同意書上簽字……

「產婦37歲了，已經算高齡，要注意身體。」吳平叮囑。張鵬笑著，說謝謝。

作為器官協調員，吳平己見慣生死，讀盡人心

多年器官協調員的經歷，讓吳平見慣了生死和人性。可丹丹的事情給了他格外深刻的印象，在感動之外，還由於這個意外來臨的新生命，蘊含了一種新的期待和美好的象徵。畢竟，吳平和中國眾多器官協調員日復一日奔波經歷的，就是一個個關於死亡和新生的故事。他們期盼每個故事都能擁有一個充滿希望的結局。

現實

然而現實並不是如此。

原衛生部副部長、全國政協常委黃潔夫向《博客天下》介紹，2016年，中國器官捐獻者約達4000例，完成近1.6萬例器官移植手術，比2015年增加50%。然而，這個看似樂觀的數字，與焦灼等待器官的人數相比，仍然是杯水車薪。據保守估計，中國每年有約100萬終末期腎病患者、約30萬終末期肝病患者有移植需求。這殘酷而龐大的數量對比，註定了他們中的大部分人，只能在日漸渺茫的期待中，走向生命的終點。

12月22日起，中國人的器官捐獻登記又多了一個渠道。中國器官移植髮展基金會在支付寶醫療服務平台上線了「器官捐贈登記」系統，支付寶實名用戶可一鍵完成登記。此舉或許會一定程度上提高捐贈協調的效率，緩解目前器官移植資源的稀缺狀況。

按照中國目前的器官捐獻制度，一個公民接近腦死亡狀態，或被專業臨床醫生判定治癒希望渺茫，才會被醫院列入潛在的器官捐獻者，並由協調員介入，與其直系親屬商議捐贈的可能性與後續事宜。

捐贈需經公民父母、配偶及成年子女全體認可，並在「公民死亡捐獻同意書」簽字。之後，協調員會把器官信息錄入COTRS（中國人體器官分配與共享計算機系統）。此時遵循各項嚴格參數設計的分配程序啟動，合適的受捐對象進入準備狀態，直到捐贈者心跳停止，器官正式捐贈，一條或多條等待的生命將獲得新生。

吳平告訴《博客天下》，2016年，他手頭協調過的案例約有150個，其中，有可能成為潛在捐獻者的大概110個，但真正做成的案例，只有10個。

另一位OPO協調員劉源的觀察與之類似。他所在的北京佑安醫院，每年大概有100名符合條件的潛在器官捐獻者，但最終完成捐獻的尚不到四分之一。他告訴《博客天下》，家屬「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願毀傷」的傳統觀念，是協調工作難以推進的最重要原因。

囿於這種觀念，要捐贈者全部家族成員都接受捐贈行為，幾乎不可能。很多時候，家庭成員內部觀點的不一致，導致捐贈在最後一刻遺憾地放棄。2016年初，他經手的一位腦幹出血的女性捐贈者就是這種情況，丈夫和女兒同意捐贈，但兄弟姐妹激烈反對，最終只有抱憾。

甚至，部分家屬會要求吳平嚴格保密捐贈的事情。理由讓吳平很感慨，「怕回家鄉被人戳脊梁骨」。

在不少農村和郊縣地區，傳統觀念十分強勢。曾經，吳平協調過一例山東的器官捐獻，經過家屬的許可，電視台播報了這個感人的故事。後來家屬給他打電話，說鄰里都知道了這件事，他們壓力很大。吳平只得勸慰他，要他從心底相信這是一件善事，就能抵擋人言。可他的痛心並不亞於家屬：那些慷慨贈出生命禮物的善良的人，竟要在失去親人的痛苦中再面對殘酷的議論——「看，這家人連全屍都不給親人留」。

在器官捐贈流程中，「直系親屬全體簽字」的環節，在執行層面上非常嚴格。吳平記得，在他經手的一例兒童器官捐贈中，父親在北京兒童醫院守護孩子，母親因身體不好在內蒙古老家休養。為了母親的簽名，吳平連夜帶著他家一個指路的親戚開車去內蒙古，凌晨4點多趕到，拿到簽名連夜馳回北京，路上奔波了十幾個小時。

那次，他曾致電國家OPO，詢問是否可以使用電話授權等方式代替母親簽名，對方的回答是：不行。

「

在人體這台構造精巧絕倫的機器中，血液永不停息地流動，把氧氣、水分和營養輸送到各個中樞，維持生命的運轉。然而，在血液停止運動，生命從機體慢慢消失的同時，器官也在一點一點發生著不可逆的損傷。肝臟，10分鐘；心肺，15分鐘；腎臟，60分鐘；角膜，6小時。這是醫學理論上器官功能存留的最長時限，對協調員來說，就是爭分奪秒的戰鬥，是從吝嗇的死神手中搶奪拯救生命的機會。

」

在悲傷的病房裡，走廊上，手術室外，吳平和劉源，以及很多協調員，猶豫地走向一個又一個病人家屬。選擇合適的時機，慢慢開啟這個並不輕鬆的話題。吳平說，這個時間不能太快，因為家屬需要時間接受病情無救的事實。也不能太慢，各項手續都需要流程，器官等不了那麼久。這是一份在人性愛與痛之間的狹路中艱難求索的工作。一些協調員甚至會成為家屬極端情緒的爆發對象，遭受斥罵，甚至毆打。

他們的努力背後，是一個又一個交織著希望與絕望的故事，主題是沉甸甸的生命。

希望

在吳平和劉源的協調工作中，最後一刻放棄捐贈的情況十分常見，患者病情過重或器官運輸時間太長，導致器官失效的情況，也不乏其例。這對等待移植的患者而言，意味著剛剛被給予希望，又再度掉落到絕望的深淵裡。

膽道閉鎖患兒萌萌的媽媽曾敬，經歷過這樣的一次波折。曾敬告訴《博客天下》，2016年9月初，她接到醫院電話，說孩子有肝源了。她做好了所有準備，可第二天就收到新的消息：肝源出了問題，手術不做了。那時，孩子的病況已經很不樂觀，皮膚和眼睛呈現出可怕的黃顏色，肚子鼓脹，鼓起的皮膚上爬滿猙獰的紫色血管。

除了哭泣，她們沒有選擇。但萌萌是幸運的，兩個月後，新的肝源來了。這次孩子順利做了手術，現在恢復得不錯。

萌萌出院回家了，媽媽在晾她的小衣服

萌萌迎著早晨8點半的朝陽出生，帶著全家的幸福和美好期望。在萌萌生病前，曾敬很信命，她覺得可愛的女兒是上天賜予的美好禮物，她怎麼也沒想到，上天這麼快就想要收回這份禮物。萌萌滿月打預防針時，敏銳的醫生注意到孩子的皮膚有些黃，建議她們去做進一步診斷。診斷的結果是膽道閉鎖，那是每8000至14000個新生兒中僅會發生一例的可怕病症。

得這種病的患兒肝臟內外膽管阻塞，導致肝功能衰竭，肝移植是最好的治療方案。萌萌的主治醫生朱志軍告訴《博客天下》，在COTRS系統中兒童的等待名單里，北京友誼醫院人數最多，大概有60到100人。有孩子像萌萌一樣迎來新生，也有孩子在沒有結果的等待中死去。

等待覆查時，曾敬輕輕撫摸著女兒的腦袋。萌萌頭髮很多，柔軟而濃密，這並不是因為發育良好，而是她長期服用激素美卓樂片，導致毛髮過度生長。曾敬常常想，這幾十種藥物以及扎過的上百針，在未來將給女兒帶來什麼樣的影響。

這種恐懼是有具體輪廓的。萌萌的病友中有一個5歲的男孩，早年做了肝移植手術。他和不到1歲的萌萌放在一起，幾乎看不出年齡差別。

「

無眠的夜裡，她想起母親的話：「你現在要救她，我們理解，可你想想，如果她10歲的時候，或者20歲的時候，再離開你，那你又是什麼心情呢？」

」

她嘗過女兒服用的每一種藥物，都很苦，可女兒早就習慣了，會像普通小孩吃糖那樣把葯吃下去。曾敬不知道，面對未來生活的更多苦楚，女兒是不是也會這麼堅強。

在女兒病房的同一條走廊里，曾敬經常聽到急促、沙啞的嘶吼，間雜著咒罵，彷彿蘊含著無盡的痛苦。它們來自一個等肝臟等了整整一年的中年男子。10年前，他的母親給他捐過肝。後來，母親的肝臟在兒子體內再度病變，他又住進了醫院。病房裡只有白髮蒼蒼的老母親陪著他，握著兒子的手，陪伴他因病痛侵擾夜以繼日的掙扎哭叫。

一直到他死去。

錢

曾敬說，萌萌從生病到術後的醫藥費，已經接近60萬元，全部是自費，肝臟移植並不在醫保的覆蓋範圍。她和丈夫在北京有體面的工作，收入較高，萌萌的病雖然是沉重的負擔，但沒超出他們的支付能力。

而此刻，和萌萌同院的小病友丫丫的媽媽高雅，還在為孩子每天的藥費發愁。高雅來自農民家庭，在家鄉無法治療，只好來北京。丫丫和萌萌的病情一樣，都是新生兒膽道閉鎖。目前接近20萬的醫療花銷中，一半以上是舉債。

丫丫由媽媽高雅為她捐肝，母女兩人剛出院不久。女兒服用的十幾種藥物中，有一種叫伏立康的藥片，每天一顆，一顆380元。高雅告訴《博客天下》，每一次計算剩餘藥片數量，她都會「陷入焦慮」。

朱志軍介紹，在兒童肝移植領域，親屬捐獻的花費在12萬至15萬元左右，但使用器官分配系統分配的捐贈器官，花銷是兩倍甚至更多。如果是成人需要移植，親體捐贈的費用可以控制在25萬元左右，使用系統器官則需要65萬到80萬元。這使一些經濟能力較弱的家庭，選擇用親人的器官去拯救另一個親人的生命。

吳平說，這樣的現象折射出中國器官捐贈事業依然任重道遠的現實。在歐美，親體器官移植的費用通常高於捐贈器官，因為前者意味著醫生更多的工作量，和遠比後者沉重的心理壓力。可在中國，這兩個數字倒過來了。這在一方面說明醫生的勞動力「並不值錢」，另一方面，意味著公民自願捐獻之路道阻且長，數量遠不能滿足需求。

友誼醫院手術室門口

12月29日下午6點，朱志軍正在進行一場手術，手術台上躺著一個14歲的少年，由父親捐肝。

切開腹腔，做肝周的粘連及結締組織的分離。再分離肝動脈、門靜脈、膽道。一根一根縫扎血管，再一根一根切斷，取出堅硬腫脹的病肝。把父親切下的紅潤的肝填回原位，聯通血管及膽管。然後，用37度的極其纖細的水流，沖洗整個肝臟，使從冰冷的保存液中取出的肝臟恢復到人體體溫。最後，鬆開牽引帶，連接超聲波儀器，檢測血管的通暢性。血液流通的一刻，父親的肝臟開始在孩子體內運轉，手術長達5小時。當另一個5小時過去，少年慢慢睜開了眼睛。

這一幕是另一個父親無法渴求的幸運。親體移植降低一半的費用，仍然是很多家庭不能承受之重，僅僅半個月前，那個同樣打算給兒子捐肝的父親，因為手術費缺口極大，不得已東籌西措了一個月，才勉強湊夠了10萬元。但已錯過了最佳手術期，6個月大的兒子永遠地離開了他。

高雅母女兩人出院不到一周，此前在北京照顧他們的婆婆就回了老家，帶家族新生的小孫子。

她哭了一夜又一夜。她知道，婆婆重男輕女很嚴重，對她生的是女兒已有微詞，何況丫丫又得了這個病，奶奶已經不把她當孫女了。「可那是我的女兒啊。」

現在，孩子爸爸必須留在老家工作，幾千塊錢的工資對此刻的家庭來說，太過重要。高雅一個人留在北京照顧慢慢恢復的女兒，她也剛做完手術不久，可她覺得，現在的自己「沒資格做病人」。

高雅和丫丫租住在友誼醫院附近的天橋北里，那個老式小區住著許多等待器官移植的患者，大都是外地人，僅她認識的就有十多個。高雅的合租室友是一對年齡和她相近的夫妻，因為孩子病情急劇反覆，目前花銷已過百萬，她不知道這個家境和她家其實差不多的家庭，究竟是怎麼堅持下來的。

從事器官移植30年的朱志軍，見過很多類似的生離死別的故事。他一直在呼籲把器官移植納入醫保，以減少「生命有價」的人倫悲劇。或許逐步進行，首先讓醫保覆蓋親屬捐獻的部分。他認為，這會使有限的器官救助更多的病人，減少系統分配的壓力。

偶然

和朱志軍一樣，吳平也是資深的肝移植醫生，見多了等待器官的患者經歷的痛苦和無望。如今作為協調員的他，從新的視角看待這個現實時，對它的殘酷卻有了另一個層面的理解，關於不可預知，還有複雜。

一次，吳平在北京通州潞河醫院接到一個車禍傷者的協調案，當時人已垂危，兩個孩子未成年，在場的父親和妻子都同意捐贈。吳平問及母親的情況，對方說「沒了」。吳平認為這是指去世了，並沒多想。兩天後，傷者體征劇變，即將離世的那個下午，吳平趕到醫院，協助家屬辦理捐獻程序。這時傷者的弟弟說母親還要來看最後一面，他很詫異，追問怎麼回事，這才知道之前所說的「沒了」指的是「離婚了」。

當時是下午6點，傷者母親在長途火車上，要第二天早晨才能到北京，簽字已經來不及。但傷者的情況幾乎不可能維持這麼久的時間。晚上11點，傷者停止了呼吸。他們只有放棄。

相似的故事多有發生。在一個遙遠的農村，吳平又一次遇到這種情況，捐獻者的母親不在現場，家人說母親「走了」。他追問「走了」的具體含義，還是「離婚了」。而且情形更加複雜，在現場能簽字的愛人和捐獻者沒領過結婚證——在那個農村，婚禮才是結婚的必須儀式，證件是可有可無的東西，但對協調員來說卻是至關重要的程序正確。

再一次放棄。

「所以，器官協調員真的是一個見證世間百態的工作。」吳平說，它確實是一個高尚的事業，救助著生命，但對亡者意義重大的生命轉機，常常懸於一絲十分偶然的機會。而且，「一個高尚的事業，未必由絕對高尚的動機所構成。」

他記得一名來自北京的捐獻者——因為酒後騎車，撞在了樹上，當場生命垂危。吳平接到消息趕過去，家屬立刻同意捐贈，但只捐角膜。問為什麼，家屬說欠了醫院一些醫藥費，以後孩子生活也需要錢，所以想捐角膜換點錢。

吳平向他們解釋，中國的器官捐贈事業遵循自願、無償的原則，在捐贈成功之後，如家庭確有困難，可以向紅十字會申請一定數量的救助，但目前的救助方案只針對大器官捐獻。

傷者的母親彷彿有些明白：「那我們再捐一個腎，還是一個肝？夠不夠那個救助？」

吳平唯有苦笑。

在工作中，他見過許多例用這種做生意的心態看待器官捐贈的家屬，甚至有人直接向他喊出過70萬元的價格。顯然，這無論在規則和感情上，都不合適。但環顧這個家徒四壁的家庭，他覺得可以理解。

吳平承諾會儘力幫助他們申請救助。在說服傷者母親捐贈全部大器官之後，事情有了新的插曲。

與母親商議捐贈事宜時，他問及傷者妻子的情況，母親說已經離婚了，但拿不出離婚證。他提出通過紅會系統直接向當地派出所調查，傷者母親有些怕了，這才告訴他兒子和妻子並沒有離婚，她是想一個人拿所有的補償款。

吳平不知說什麼好。

當地醫生迅速通知了傷者的妻子。第三天，妻子出現了，她對捐贈並無異議，於是當場簽字。接下來就是等待患者腦死亡，正式實施捐贈。

第四天，他接到那家另外一個親戚的電話，說我們不捐了。因為母親和妻子怎麼也談不攏救助款的分配問題，兩個人鬧起來了。

吳平徹底哭笑不得。

當時傷者的身體狀況已經極度危急。吳平做了最後一次嘗試，分別與傷者的妻子和母親溝通，告訴她們，他會在妻子母親全都在場的時候，交予救助款，絕不隱瞞任何一方。至於之後的分配問題，他無能為力，但希望她們能夠慎重考慮。

又耽擱了兩天。

妻子和母親後來還是簽了字，這時傷者已處於臨床腦死亡狀態。最後，捐贈成功了。吳平說這是極其幸運而少見的案例，通常，這個程度的傷者很難堅持這麼久。

這個傷者的器官拯救了好幾條生命。重生的患者並不知道，他們的生命曾懸於一連串的偶然，但對器官協調員來說，這種「偶然」就是他們到最後一刻也不放棄的「必然」：挽救每一條生命，把握每一寸希望。

不過，大部分患者都很難等到這寶貴的希望。對他們而言，「偶然」與其說是機會和憧憬，不如說是脆弱而搖搖欲墜的生命，風一吹就陷入危殆。

有一個劉源念念不忘的病人，肝硬化，消化道出血，從福建千里迢迢來北京做移植手術。維持情況較好，也等到了能夠配上型的供體，患者和家屬都充滿希望。可就在手術前一天，病人突發大出血，死去了。

「整個床上全是血。」劉源回憶，當時誰也沒有想到會這樣。他深深嘆惜，只差一天的時間，他就能活了。

愛

張鵬的愛女丹丹發現病症僅僅一周就告別了人世，這對他們一家原本幸福的生活來說，同樣是一個痛徹心扉的「偶然」。

之前絕沒有任何徵兆。前一天晚上，在家門口的冰雪樂園，張鵬帶著女兒玩了整整一天，滑冰、開冰車，女兒特別開心，一直笑一直鬧，照片至今存在張鵬的手機里。

第二天上午，丹丹突然發病，頭痛欲裂，很快就出現了失明癥狀。家人帶著她迅速趕到醫院，診斷出如同晴天霹靂的腦腫瘤，而且位置極其兇險，正好長在了左腦、右腦、腦幹和腦垂體的正中間。手術結果幾乎只有兩種，根本下不了手術台，或術後變成植物人。

8歲的大雪和丹丹情況一樣，都是腦腫瘤，但發病要慢許多。2015年年末開始，大雪的爸爸蘇北發現兒子寫字歪扭、出格，總要擦掉重寫，家庭數學測驗經常超時，而且，他開始無端地摔倒，甚至在廁所小便時還摔了兩次。

越來越不放心的蘇北帶大雪去醫院看急診，做眼科檢查、腦部核磁、血檢。眼科檢查發現，大雪竟不能左右移動眼球。做完核磁，操作員初步判斷腦中有東西。蘇北祈禱那是男孩子打架造成的腦淤血。但結果擊倒了全家人，是腦腫瘤，惡性腫瘤，而且長在關鍵位置，治不好。

作為兩個案例的協調員，吳平從頭至尾見證著這兩個家庭如何陷入崩潰，從希望摔到絕望里，又從絕望中掙扎著爬起來。像這樣「超越死亡的，純粹的愛」，在他的協調員生涯中不算多，但這樣的存在讓他體會到愛和希望的光輝。

張鵬說，器官捐贈是丹丹生前自己的意願，孩子很喜歡看《生命緣》這個電視欄目，並用稚嫩的口吻表達過「要幫助更多的小朋友」的想法，還說將來想當醫生。

2014年12月31日晚上11點多，孩子還陷在昏迷中，張鵬失魂落魄地來到友誼醫院，找到肝科和腎科，敲開兩個醫生辦公室的門，沒有寒暄，直接向他們傾訴想幫女兒捐獻器官的願望。他和醫生聊了很久，走出醫院大門已經是2015年。

醫生很快通知了吳平。吳平出差回來就和張鵬約談。這次，坐在他對面的是張鵬夫妻兩個人。他那晚的衝動妻子並不知道，但回家告訴妻子之後，她理解了他，也知道了女兒的心愿。

這一次沒有衝動，深思熟慮之後，張鵬和妻子鄭重地向吳平表達了屬於他們一家三口的願望：希望在女兒離開之後，延續她的生命。

在輾轉幾家醫院，嘗試過許多治療方式之後，蘇北漸漸接受了大雪的病情。他通過北京天壇醫院的負責醫生聯繫到了吳平。在醫院門口的院子里，兩人見了面。

和張鵬一樣，蘇北很直接地向吳平述說了他和妻子的共同決定，假如孩子有失，就捐贈全部器官，挽救更多孩子的生命。同時，由於大雪的腫瘤比較特殊，具有很強的研究價值。吳平詢問了他們是否可以捐贈腦組織，這個悲傷的父親也同意了，他只向吳平提了一個請求，把孩子的遺容儘可能恢復完好。

蘇北引用《天藍色的彼岸》的片段，向《博客天下》解釋做出這個決定的心境：死亡不是終結，是新生命的開端。他沒有跌落深淵，也是因為大雪開啟的事業支撐著他。「如果人類終於攻克這項疾病，將與兒子天堂里的靈魂一起慶祝。」他說，「我相信兒子在看著我。」

「今天是2015年1月5號凌晨，這是2015年度北京市的首例公民死亡後器官捐獻。今天晚上是一個忙碌的夜晚，但今天晚上也是一個偉大不平凡的夜晚，因為這個7歲的小女孩，有3個人的生命即將得到重生。有兩個人能重見光明，現在我們就向這個偉大的小女孩做緬懷默哀。」

這是丹丹取器官術前儀式上的悼詞，手術室內，全體醫生沉默。

此時張鵬在手術室門外，目送女兒被推車推進手術室。短短几分鐘，他像用盡了一生的力氣，但還是緊緊拉住悲痛欲絕的妻子，不讓她衝進門，或者倒下去。

「

丹丹捐贈的兩隻眼睛，分別給了兩個與她年紀相仿的女孩。妻子唯一的願望，是看看那兩個孩子的眼睛，因為眼睛會說話，她想聽到女兒用可愛的眼神對她說話。

」

根據器官捐贈的雙盲原則，張鵬和妻子原本不可能知道受捐者的信息。但丹丹的故事感動過很多人，一些願意幫助他們的好心人給其中一個孩子的父母講了丹丹的故事，對方很感動。最終，在那個叫小可的女孩完成手術之後，好心人帶著丹丹的父母去了那家醫院，沒有走進病房，沒有任何打擾，他們只是站在門口，遠遠地望了一眼。

張鵬回憶，當時女孩蹺著小腿，「挺高興的」躺在病床上，模樣真的有點像丹丹。

那一瞬的遠望，讓夫妻二人極其欣慰和滿足。得知將迎來新的小生命後，張鵬和妻子希望那是一個像丹丹一樣可愛的女孩，如果寶寶願意，他們會全力培養她成為一個好醫生，繼承天堂里姐姐的美好願望。

（文中曾敬、高雅、蘇北為化名）

文章首發於《博客天下》總第23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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