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屬要求「無限延長」患者生命，醫生該怎麼做？

編者按：

人生是一條單行線，永不可逆。因此無論我們如何忌諱談論死亡，它終有一天會到來。如何以正確的方式幫助自己和所愛之人勇敢面對死亡，減輕痛苦，是我們每個人都無法迴避的人生思考。

國際重症監護首席專家 Ken · Hillman 教授，回顧自己 30 多年臨床經驗，寫成此書，講述對生命最後階段的思考。

本文節選自《長遠看來，我們都已死去》。

生命是否該被無限延長？

生老病死一直被認定是一個正常的過程。近年來，某些衰老及死亡問題暫時可以用醫學方法緩解，但最終，我們仍無法阻止生命走向衰老和死亡。

瑪麗現年 60 歲，她在 20 多年前因車禍全身癱瘓。隨後的幾年，她的身體一直處於萎縮和扭曲的狀態。不久前，她最後一塊可以活動的肌肉——膈肌也失去了功能，只能完全依賴呼吸機度日，便被轉到重症監護室來。

雖然最初，重症監護室的出現是為了在短期內能更好地照顧病人，以期獲得更好的療效。但是現在，瑪麗已經在這裡呆了 6 個月了。

我們已經向她說明她的身體情況無法治癒，她也知道死亡是不可避免的事。但是瑪麗本人仍要求無限期地使用輔助設備來維持自己的生命。

她確實是一個心智健全的人，但是作為醫生的我們，乃至整個社會對這種情況都抱有疑問。從根本上來說，是社會在承擔這種要求所帶來的代價，而某種意義上，重症監護室只是被迫滿足大家的需求。

現如今，醫學界已經擺脫了醫生說什麼就是什麼的做法，越來越多的醫生都嘗試在做醫療決定前採納病人及病人家屬的意見。在這個過程中，病人及家屬常常得到暗示：醫學有法可施。有時確實如此，但更多的時候，醫學也無能為力。

從政治角度上講，這種做法或許正確無誤，醫院採取這種方式已逐漸成為定式。卻沒有人從倫理角度考慮，是否應當無限期地延長病人的生命，也沒有考慮過社會因此承擔的花費，以及從其他社會所需之處挪用資源所帶來的後果。

所有一切造成了這樣一個後果：無論治癒的可能性是有是無，是大是小，臨危病人都不得不被送進重症監護室繼續治療。

然而，就社會是否應該主動停止治療的問題，政治專家們還沒準備好為此而展開辯論，重症監護醫生們也沒有準備好暴露這種窘境。因為這樣的爭論可能會引起民眾的勃然大怒，所有建設性的話語也將會在吶喊和頑固思想中失去立場，最終偃旗息鼓。

在我看來，就醫生的職責而言，提供給病人一些可供選擇的方案；談談能做什麼，而不僅僅該做些什麼；在特定條件下，為特定病人找出最合適的方案，這些都很重要。

誰擁有對治療喊停的決定權？

特麗莎，70 歲，住在重症監護室時已疾病纏身多年。她患有糖尿病、高血壓、冠狀動脈阻塞以及心臟衰竭，因為連接到呼吸機上而無法講話。由於心衰導致肺淤血，血液通過氣道進入呼吸機導管，使機器變得血跡斑斑，甚至噴出呼吸機閥門，濺到牆壁上。

特麗莎臉色青白，非常害怕，顫抖地寫下幾個歪歪扭扭的字表達自己的絕望之情。而特麗莎的家人卻不願意給她使用鎮靜葯讓她陷入深度睡眠，他們希望能不時地跟她聊幾句。

特麗莎正在等死，而且過程異常痛苦。我曾建議停止積極治療，盡量讓她走的舒服些，但是她的家屬反對這樣做，並且 24 小時「警戒」，以確保他們的願望能夠得到執行。

病人家屬有權要求無限期地延續病人生命嗎？

很少有人希望無限期地延長痛苦的死亡過程，依靠機器度過生命中最後的幾天。但是，對重症監護室來說，病人大都處於無意識狀態，這時病人的親朋好友就會擔當「代言人」的角色，以病人的名義作出決定。

但是這些決定，可能與病人的想法背道而馳。

而對所有醫生而言，「有利（對病人有益）」和「無害（對病人無害）」是希波克拉底誓言中的一部分。對這些詞語最好的解釋是，行醫的目的是在情況允許時恢復病人的健康，或是減輕病人所受的折磨——其中就包括幫助病人平靜、莊嚴、毫無痛苦地死去。

很少有國家和地區知道究竟該如何解決這之間的矛盾。日本的法律甚至規定，即時病人已經腦死亡也不得停止治療。在許多國家，住在普通病房的臨危病人也只能靠呼吸機維持生命。

這讓我們灰心喪氣：明知病人毫無生還希望，明知一切「治療」都是徒勞，卻仍要 24 小時輪班監護，看著病人的痛苦掙扎，卻無能為力。

為臨終道別有所準備

當病人家屬和醫生達成一致，希望結束病人痛苦的生命時，又該以怎樣的形式與他告別？怎樣才能讓他有溫度地離開？

羅斯瑪麗轉入我負責的病房時，已經時日無多。為了治療十二指腸腺癌，她已接受了一連串的手術。術後 8 周，她的腸道多處破漏，造成腹部積水，並引發了嚴重感染，她體內的其他器官也受到了影響。

羅斯瑪麗才 40 多歲，兩個孩子還很小。我告訴她的丈夫特里，她的生命正在流逝，對此我們無能為力。我們可能會停止治療，不知他是否願意讓孩子們到醫院來，送母親最後一程，讓孩子們參與這一重要時刻能夠對他們產生正面的影響。

第二天一早，特裡帶著兩個小男孩兒，沿走廊向我走來。他們看起來異常整潔：小臉兒乾乾淨淨，頭髮梳得一絲不苟，衣服被燙得平平整整。

我走向他們，向孩子們講述母親的病情， 特里滿臉淚痕，孩子們也開始小聲抽泣，陷入深深的哀傷之中。此刻，這個小家庭如此彷徨無措。

我告訴男孩們，他們的母親會被帶去美好的地方，天使還會向她再現過往的美好記憶。如果現在能夠跟羅斯瑪麗待在一起重溫美好回憶，讓她知道他們跟爸爸在一起，能夠相互照顧，也能夠分擔彼此將要承擔的痛苦，她一定會感到很安慰。

隨後我找了個地方，獨自一個人默默哭泣。

在很多人看來，醫生都是冷冰冰的，沒有感情的人。特別是我們大多數時候接觸到的都是帶著聽診器、拿著手術刀，除了詢問你的病情以外，不會與你有過多交談的醫生。醫生也許沒有深入患者的情感世界，但患者又何曾用心與醫生感同身受呢？

其實，醫生都是正常人，也會有正常人的喜怒哀樂與悲歡離合。

再回到重症監護室，我看到男孩們和他們的父親同羅斯瑪麗緊緊靠在一起，握著她的手，靠在她的身上，送她離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