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化歷史研究】權勢轉移：宗教改革對資源分配的影響

原標題：【量化歷史研究】權勢轉移：宗教改革對資源分配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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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改革

宗教改革之後，世俗主義逐漸興起，然而兩者之間的關聯機理尚不明晰。最近，研究者從數據中發現：宗教改革之後，資源從宗教領域向世俗領域轉移，宗教競爭改變了政治生態，並帶來大學生在求學專業和就業方向上的重新選擇，甚至影響了不同類型的建築數量。此研究成果發表在Cantoni, Dittmar和Yuchtman的工作論文中。

宗教改革前夕的西歐，相比更早之前的歐洲或者伊斯蘭世界，世俗權力已經有了很大進步。然而，統治者們還是必須從壟斷供給者——羅馬教廷——來購買宗教對於世俗統治的承認，購買的方式包括提供保護、贈與教產等。由於壟斷供應，教廷頗能與世俗精英進行博弈。這種情況在宗教改革後為之一變：新教誕生之後，天主教面臨來自宗教市場上的競爭。對於世俗統治者而言，新教提供了更加便宜的救贖和權力來源，包括取消人與神之間的中介機構（即天主教會）、批判修道院制度並允許世俗精英剝奪修道院地產等，天主教囿於教條無法將服務價格降到新教水平。於是，宗教市場的改變打破了權力平衡，資源在聖俗之間重新分配。

研究者把聖俗力量消長的節點定為1517年，此年馬丁路德把著名的《95條論綱》釘在教堂大門，掀起宗教改革浪潮，改寫了整個歐洲歷史。

以教會最重要的產業——修道院——為例，不論從定量材料還是定性材料來看，天主教區和新教區都發生了教產和財富向世俗領主轉移的趨勢，而又以新教控制區更為顯著。修道院的數據如圖一所示，藍線為天主教控制區的修道院數量，紅線為新教控制區內修道院的數量。在宗教改革之後，新教區的修道院數量出現了明顯的下降趨勢：

圖一 紅線為新教控制區，虛線為天主教區。縱軸為修道院數量。

新教改革還改變了大學生學習的專業和就業方向。世俗權力的相對上升和宗教權力的相對下降，引起前者對後者的勞動力需求上升。權力增強的世俗精英需要更多官員，而教會則失去吸引力。研究者收集德國大學畢業生的專業數據和畢業流向數據，將專業分為神學和世俗（包括醫學、藝術和法律），結果如圖二所示，在1517年之後，新教大學的學生更多修讀世俗學科。不僅如此，如圖三所示其畢業流向也更多選擇滾滾紅塵，而非修道遁世。

圖二 左圖為新教大學，右圖為天主教大學。紅實線為學習世俗專業的學生，藍虛線為學習神學的學生。宗教改革之後，新教大學修讀世俗專業學生數量出現很大上升。

圖三 左圖為新教大學，右圖為天主教大學。紅實線為從事世俗行業的學生，藍虛線為從事神職的學生。宗教改革後，新教大學從事世俗職業的學生數量上升。

「俗進僧退」的趨勢還表現在建築的結構上。德國2000多個縣的建築數據表明，在宗教改革之後的新教區，宮殿、軍營、行政設施大量增加，與聖域神壇的沒落形成鮮明對比（圖四）。以上趨勢不但出現在新教控制地區，在臨近新教的天主教前沿陣地，選擇增多的世俗王公們也實力壯大，修建更多世俗建築。

圖四 左圖為新教控制區，右圖為天主教控制區。紅線為世俗建築，虛線為教堂。宗教改革後的新教控制區內，世俗建築數量相對教堂上升。

在研究者看來，宗教改革之後的政治經濟變化更像是斷裂，而非延續。天主教區和新教區在改宗之前的趨勢無法預示之後的差異。在對德國王公個案的分析中，由於王公換位導致的偶然性變動，進一步表明改宗的衝擊確實增進世俗化。

馬克思曾經評價說：「新教把德國俗人變成為僧侶，便解放了世俗教皇即王公及其整個集團。」馬丁路德擎一把火，原希望改變教會，卻激發世俗主義，留下破敗的教堂荒草凄凄，徒令人發思古幽情。正如研究者在文中反覆用到的那個字眼：Unintended！不期然啊！

文章來源：Cantoni, Davide, Dittmar, Jeremiah, and Yuchtman, Noam. Religious Competition and Reallocatio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Secularization in the Protestant Reformation. NBER Working paper.

輪值主編：林展 責任編輯：彭雪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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