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屬中亞的叛亂

1916年7月，中亞地區爆發了一場大規模起義，這場起義是因為沙俄對新近殖民地的居民實行徵兵而引發的。起義不僅體現了戰時暴動的普遍特徵，還在其他地方產生了連鎖反應。由於該殖民地的人以穆斯林為主，它還引起了世界其他受戰爭影響地區的種族—宗教衝突，比如巴爾幹半島。全世界伊斯蘭群體名義上的領袖、奧斯曼蘇丹在戰爭開始時就簽署了伊斯蘭裁決（fatwa），竭力號召穆斯林對俄、英、法的異教徒們發動聖戰，這令三國對國內的穆斯林的忠誠度深感擔憂。

從一開始，英國麾下的印度軍隊就被迫捲入了戰爭，在整個戰爭期間，印度也是一個巨大的人力資源和物質資源的儲備庫。而亞洲的其他地方也在為協約國的戰爭行動做貢獻，這些地方包括法屬印度支那、英屬馬來亞以及中國—它為歐洲和其他地方提供了數千工人，均以非戰鬥人員的身份工作。

中亞叛亂是由1916年6月25日俄軍最高統帥部（Stavka）的一個決定引發的，即對高加索和中亞的「土著」居民實施勞動力徵召制度。俄國總參謀長米哈伊爾·瓦西里耶維奇·阿列克謝耶夫（Mikhail Vasiliyevich Alekseyev）將軍宣布，在一個月內，他需要50萬人彌補陸軍的損失，而這遠超陸軍部長所能提供的兵力。

俄國當局同意從7月15日起從中亞19歲至43歲的男性中招募25萬人，來接替一直在從事戰爭工作的強制勞動力。雖然中亞的本土居民直到那時仍不能參與軍事活動或大量的勞役，但他們早已在不同程度上受到戰爭的影響。比如當地人組成的「土耳其斯坦軍團」（Turkestan Corps），同奧斯曼人在高加索的戰鬥中表現十分出色。雖然從理論上來說他們都是志願兵，但很多人是被當地人強行拉入伍的，並且許多新兵並非心甘情願地奔赴疆場。在該地區，戰爭時期的賦稅也在日漸增加，當局為了作戰，還要求實物貢賦（如圓形皮帳篷等）。他們還要求中國邊境七河州（Semirechye Oblast，今哈薩克）的吉爾吉斯與哈薩克游牧民提供農業勞動力，以代替奔赴前線的俄國農民。

在某些觀察家看來，戰爭中俄國加緊招募新兵是一種鞏固帝國統治的手段。「一戰」頭兩年中待在巴庫的英國副領事雷納德·麥克唐納（Ranald MacDonell）認為「大規模的動員，並且將幾百萬討人厭的傢伙們召集在一起，是一項經過沙皇政府深思熟慮的政策」。因為他們普遍認為穿制服的農民，哪怕沒有武器和彈藥，也不會成為顛覆性宣傳的溫床，這比他在田間耕耘並將食物免費供給軍隊要好得多。然而實際上它卻產生了反作用；軍營里不滿者要比田邊勤勤懇懇的個人更容易被煽動。

1915年，麥克唐納注意到軍隊已經開始對被派往前線產生了巨大的抵抗情緒。他講述了在他同妻子前往主幹線車站時，看到大批軍隊正要離去。「他們的妻女排成一列，阻擋列車離開；士兵也不想走，但還是被哥薩克騎兵粗暴地帶走，這景象真令人生厭。」麥克唐納在他的回憶錄中回憶道。

1914年8月至1917年9月間，據俄國政府統計，他們俘獲了超過196萬敵軍士兵（儘管這些數據低於實際數字），其中有15.9萬德國人和174萬奧匈人。雙方的戰俘都被當成勞工使用（理應如此，但並不總是這樣，他們也會收取一定的報酬）。1917年春，據俄國統計有超過100萬的戰俘被這樣僱傭，他們當中有百分之四十三用於農業，百分之二十七用於礦場和工廠。他們經常在極其惡劣的條件下工作。1916年，約有2.5萬戰俘死在修築摩爾曼斯克（俄羅斯北部通往北冰洋的港口城市）鐵路的途中。

1916年7月2日至3日期間，當地的俄羅斯人和官員召開會議，決定通過地區配額的方式推行徵兵。這意味著這些前線官員將要在民怨面前首當其衝，然而他們實際上還要利用自己的優勢巧妙地處理徵兵。由於行政事務幾乎都通過當地現存的等級制度來解決，因此有權有勢的人可以逃避徵兵，而將其重擔轉嫁在民眾中最窮、最沒有權勢的人身上。實施政策的時機也非常不討巧，它正好趕上人們全力收割的時候。儘管政府對重要的棉作物有某種補貼，但其他地方更重的負擔卻導致了各地的不滿。政府最後的一個誤判是，事先都沒有試圖找時間解釋新政策或徵兵的具體目的；結果流言四起—人們以為實際上是軍事上的義務徵兵制或者勞工們其實會被派到非常「前線」的地方挖戰壕，而這激起起了人們原本就有的不安感。

7月4日，政府宣布實行徵兵的四天前，撒馬爾罕省的苦盞（Khujand）爆發了第一場暴動，士兵驅散了敵對人群，造成兩死三十傷。兩星期後，更大規模的騷亂髮生了，人們目標直指警察宿舍，企圖消滅已經制定好的徵兵名單。7月11日，塔什乾的數千名抗議者被當局鎮壓，付出了12人死亡的代價。

兩天以後，在撒馬爾罕東北邊的吉扎克（今烏茲別克），當地的宗教領袖正式宣告要打一場聖戰，不僅要停止義務徵兵制，還要在阿富汗和帝國（可能的）援助下脫離俄國尋求獨立。俄國的軍事指揮官和警察局長被殺，在一起遇難的還有一名翻譯和兩名警察。暴動進而摧毀了火車站和電報線。在農村，一幫叛亂分子掀翻鐵路軌道、破壞大橋，沿途還殺害了16名俄國鐵路工人。在吉扎克（Jizzakh），超過80名俄國人被殺害，70人被捕，「還有大量婦女被強姦」。俄國的報復雷厲風行。他們從塔什乾和撒馬爾罕派出一支大軍，由帕維爾·伊萬諾夫（Pavel Ivanov）上校指揮（俄國革命後，他因成為一名強硬的白軍軍官而臭名昭著）。

伊萬諾夫決定對叛亂施以嚴懲。一周之內，他恢復了秩序並修復了電話線和鐵路交通。城鎮周圍半徑十英里內的烏茲別克村落全部被毀；82名領導者迅速被捕並被判處死刑，不過許多人的罪行後來有所減輕。但是焦土政策給當地居民造成的損失極大。據一位倖存者說，伊萬諾夫下令開槍、縱火、沒收家用物品和農具。他的部下「見人就殺，強姦婦女，甚至還進行獸交」。在農村，他們燒毀正在生長的糧食拿走快成熟的糧食。吉扎克城內的老烏茲別克區被俄國人洗劫一空並夷為平地。奧地利戰俘弗里茨·威爾福特被困於城中，他估計有一千名當地人在騷亂中喪生，雖然另有人表示喪生的有四千人。

最劇烈的衝突發生在1916年8月七河地區的吉爾吉斯居民中間。在這裡，幾千叛亂者被動員起來，結隊向該地區所有的俄國殖民地發起進攻。

1916年10月，在對叛亂爆發進行彙報時憲兵隊長容邁斯特說：「各地的進攻幾乎都不相同—吉爾吉斯人（這一時期描述突厥游牧民的通稱）的裝備是長矛和少量來複槍，他們襲擊殖民地，屠殺男子。」年長的婦女和孩子也慘遭殺害，許多戰俘被帶走。他證實了有關女性戰俘慘遭強姦的報道。殖民者的牲口被拿走，一起被拿走的還有其他戰利品。「七河州最富庶的地區普爾熱瓦爾斯克」，容邁斯特報告道，「幾乎徹底被摧毀。只有普爾熱瓦爾斯克城和附近的村落還保持原樣」。這裡的路面、橋樑和電話線也被毀掉，叛亂分子將注意力集中在一切有關可惡的殖民者的表現形式上。俄國有52名軍事人員和14名公務員被害，然而這些數字同普通殖民者的傷亡相比簡直相形見絀：2025人被害，1088人失蹤，他們無疑是最大的受害群體。

和各地一樣，俄國在七河州很快進行了殘酷的報復。叛亂分子並不是全副武裝的俄軍的對手，九月初，大部分的叛亂都已平息。但就在此時，俄軍露出了最殘忍的一面。在迎戰叛亂分子時，整座村莊都被炮擊轟平，7月21日被倉促任命為土耳其斯坦總督的庫洛帕特金將軍下令「不留子彈」。

一群俄國殖民者組成「懲戒隊」，七河州軍政長官福爾德鮑姆（M. A. Fold dbaum）將軍明令要求「徹底摧毀叛亂者的定居點，燒毀牧民的帳篷，趕走牲畜」。庫洛帕特金的屬下參與了殺害吉爾吉斯人，毀壞和劫奪他們財產的行動。容邁斯特隊長因此斷定「俄國人和那些吉爾吉斯人一樣殘忍」，亞歷山大·克倫斯基（二月革命至十月革命之間的俄國總理）受國家杜馬之託調查叛亂及其後果，他報告稱：「嬰兒已被殺光，老頭和老太太也一樣。」

總而言之，數萬當地居民被一種既有組織又成體系的方式趕盡殺絕。儘管如此，還是有許多人還是翻山越嶺，逃亡到中國新疆，這些人大約有30萬。至於叛亂的影響，據蘇聯一位人口學家統計，從1914年到1918年土耳其斯坦的人口下降了123萬（佔總人口的百分之十七），他將大部分的損失歸因於1916年的騷亂。

儘管庫洛帕特金將軍和鎮壓叛亂的人一樣殘忍無情，但他也認為光憑鎮壓無法解決長期問題。他巡視七河州，旨在讓俄國殖民者和心懷不滿的人安定下來，他安撫當地居民，強調好處，比如和平、農業發展、現代交通；他說是俄國的統治將這些好處帶到了這片土地。在強調俄國人一直居於優越地位的同時，他在當地成立了委員會以改善沙俄行政部門同當地居民的關係。他堅持認為勞動力徵召制度必須先行，但是又否認這項制度現行實施政策的失敗，並承諾在未來它將更公平地推行它，不會不成比例地徵召人群中最窮的那些人。9月中旬，他實際上已經能調遣一千名塔什干工人，到了1917年2月，超過十萬人被派往俄國的歐洲部分。

根據理查德·皮爾斯對叛亂的描述，甚至在七河州，庫洛帕特金還採用恩威並施的辦法，希望流亡的吉爾吉斯人能夠重返七河州同俄國人和平共處。雖然有很多人回來，但是1916年該地區族群間的衝突後來還是暴露出來了。它經過革命時期以及內戰，直到那些本土的民族主義在20世紀末蘇聯解體後再次顯露出來。

在俄屬中亞幾乎沒有什麼關於此事的消息傳出來。《紐約時報》從柏林發來的一則日期為8月24日的四行報道對此事毫無解釋，冷冰冰地寫著「土耳其斯坦局勢正在惡化」。根據《曼徹斯特衛報》記者摩根·菲利普斯·普萊斯（Morgan Philips Price，後來成為工黨議員）回憶，他在1916年曾數度到訪高加索，在那裡聽到了叛亂的消息，「因為我碰巧和土耳其斯坦的難民們一直尋求的穆斯林難民團體有些來往」。

他聽到謠言說這場叛亂是由於俄國的強制徵兵令而引發的，在俄國駐軍、烏茲別克農民以及吉爾吉斯族牧民之間的戰爭斷斷續續，後者傷亡很多。他彙報給他的編輯（著名的C·P·斯科特），但後者卻建議他在收到一些更生猛的信息前不要發表，但這樣的信息卻往往隨著整件事情被「蓋住」而難以獲得。

斯科特熱衷於進行報道。傾向自由主義的《曼徹斯特衛報》素來有同情弱勢群體的傳統；開戰以來，《衛報》對民主國家英法和軍事獨裁俄羅斯帝國之間的戰時同盟的態度則轉為含糊。（在《衛報》看來）戰爭的中心點在於捍衛自由民主價值反對暴政（「普魯士軍國主義」），俄羅斯是否在改革並將自己變成一個民主國家（正如英法官方宣傳說聲稱的那樣）是一個需要調查的大問題，也是斯科特起初派菲利普斯·普萊斯去俄國的原因之一。現在，菲利普斯·普萊斯發現，在土耳其斯坦的整個事件揭露了俄羅斯帝國的情況，正在加快速度地越變越糟」。

就在普萊斯開始將有關叛亂的所有報道匯總起來之前，1917年的二月革命似乎讓俄國的憲政改革成為現實。就在他將報道發表出來的一年前，恰逢十月革命，而當他把報道發表出來時，革命的影響已顯而易見。

在一部完成於1917年5月，但卻直到1918年才（以書的形式）出版出來的作品中，普萊斯言簡意賅地總結了叛亂。「在瘋狂的壓迫中」，吉爾吉斯韃靼人「將法律緊握在自己手中，受到甚為可怕的懲罰」。普萊斯對叛亂的起因總結得大體正確。吉爾吉斯人被俄國殖民者奪走了土地，額外的軍役負擔現在突然施加在他們身上，根本沒有詢問過他們的意願，這樣的軍役負擔迫使他們反抗。七河州的全體穆斯林已經消滅了哥薩克守軍，並把5000名俄國殖民者當成囚犯關在山裡。他斷定，「叛亂定會被習以為常的殘暴鎮壓下去」。

當這部作品出版的時候，他已經在一份1917年11月的報紙上發表了有關叛亂的文章，並稱這是「亞洲俄羅斯與革命」系列的一部分。對《衛報》來說，這是一則優秀的獨家新聞：「他的文章是英文出版界第一篇有關該事件的新聞報道。」就我們所了解，這場吉爾吉斯人暴動與屠殺沒有在美國或敵國的報紙上報道過，也沒有出現在中國的新聞報道上。然而，菲利普斯·普萊斯就在現場，他了解真相，因而他的記敘無疑具有權威性。

事實上，在「1916年叛亂：50萬游牧民遭屠殺」標題下面，這篇報道只佔了六行的篇幅。而且，這篇報道甚至有些言過其實：「約有50萬吉爾吉斯人被殺害，據傳有100萬人在今年初逃到中國邊境。」五十多年後，當普萊斯想起1916年的叛亂時，他認為此事已經表明俄羅斯帝國開始崩潰，不過，對於那些像他一樣當時既在俄屬中亞也曾在聖彼得堡待過的人而言，當俄國革命發生時，他們還是大吃了一驚。

【來源：《1916：全球史——轉折：奠定戰後百年政治新格局》（英）基斯·傑弗里（Keith Jeffery）著 海南出版社授權轉載請聯繫海南出版社並保持文章的完整，包括圖書信息，否則按侵權處理。】

圖書信息

【書名】《1916：全球史—轉折：奠定戰後百年政治新格局》

【作者】（英）基斯·傑弗里（Keith Jeffery）著

【出版社】海南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7.01

【圖書簡介】

本書除了對軍事、政治對抗有細緻入微的描寫，還彙集了各國平民百姓的故事，他們不僅是這場戰爭的參與者，也是這場戰爭的受害者。《1916：全球史》結合了眾多一手史料、研究著作甚至文學作品，向我們展開了一幅與眾不同的「一戰」全球畫卷。和以往研究「一戰」歷史側重於歐洲戰場不同，英國著名軍事史學家基斯·傑弗里認為這場戰爭實際上是一場全球的衝突。而這場衝突，正是開啟了戰後百年政治新格局形成的轉折點。

從一月份的災難事件加里波利戰役的尾聲開始，傑弗里講述了二月份和三月份爭奪凡爾登的大規模戰鬥；四月份愛爾蘭的復活節起義，幾乎將英國從一戰中抽離了出來。還記載了六月俄國發生在東部戰線的戲劇性事件，以及有大約20萬非洲人死亡的非洲東部戰場上幾乎不為人知的故事。然後是十一月的美國總統競選，在這場選舉中，伍德羅·威爾遜宣稱要讓美國遠離這場戰爭，並以此為競選平台再次當選，然而，還不到五個月他就推翻了這一立場。作者以時間作為順序，生動描寫了同一時間段內不同國家所遭遇的戰爭浩劫。有焦慮的軍官、受難的平民、戰死的士兵，他們都是這場戰爭偉大的腳註。而這一年，也是部分國家開始分裂的起點，開啟了各國軍事政治領域的新紀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