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書評︱被遺忘的美國國父約翰·溫思羅普

2016年美國政治最大的新聞：唐納德·特朗普當選總統。朝野一片嘩然。赫芬頓郵報網11月2號的頭條文章《唐納德·特朗普時代的山巔之城》是這種普遍焦慮的代表之作，人們擔心特朗普正在背離美國的政治傳統。文章曆數了J. F. 肯尼迪、比爾·柯林頓，尤其是羅納德·里根追隨山巔之城理想的腳印，最後得出結論：「一座鍍金之城，閃閃發光的『特朗普王牌』聳立在其居民的頭上，這與溫思羅普的山巔之城相差甚遠，這一理想曾激勵過無數學童以及持各種不同政治思想的政治領袖。」

約翰·溫思羅普是誰？山巔之城是什麼？為什麼溫思羅普的山巔之城代表了美國價值和美國精神？

約翰·溫思羅普

約翰·溫思羅普是新英格蘭清教移民領袖，馬薩諸塞海灣殖民地首任總督，可以說馬薩諸塞殖民地、尤其波士頓是他一手創立起來的。

時間是1630年。英國清教徒在國內受到種種迫害，他們確信這是上帝將拋棄舊世界，轉向新世界的信號。他們認定，人類的未來、基督教的命運將在美洲荒野展開新的篇章，而他們將是承擔這一使命的上帝的選民。1630年春天，溫思羅普帶領著包括「阿貝拉」號在內的一支船隊，一行一千多名英國清教徒踏上了將對人類歷史產生深遠影響的荒野探險。在「阿貝拉」號船上的演講充分顯示了溫思羅普的政治敏感和雄才大略，他說：「我們將如山巔之城，為萬眾矚目。因此，如果我們在已經著手進行的事業中欺矇我主，使主收回目前賜予我們的庇佑，我們必將成為世人笑柄，天下醜聞。」丹尼爾·布爾斯廷認為「事後三百年，沒有人能夠比他更好地表達美國的命運感」。

在歷史的坐標圖上，1630年的中國，漫長的清朝統治尚未開始；英國正處於查理一世統治時期，君主立憲制度尚未開啟；路易十三剛剛開始了法國的專制統治；整個歐洲腹地，神聖羅馬帝國還在苦苦掙扎；放眼全球，幾乎沒有一塊土地不是採用王權和中央集權制度的。但在美洲荒野，清教徒卻面臨著前所未有的社會和政治問題：在這裡，沒有國王和貴族，沒有軍隊和警察，那麼，新社會將如何維持和平與穩定？新社會將如何建構？政府如何建立？政府權力從何而來？如何行使分配？

溫思羅普不贊同民主。實際上，在十七世紀，民主是一個貶義詞，清教領袖對民主政治都是持否定態度的。亨利·愛恩斯沃斯曾說：「我們不實行民眾政府，我們也不贊成民眾政府，因為如果由大眾來統治，那誰又是被治者呢？」

話雖如此，但溫思羅普和其他清教徒在美洲的種種實際做法，卻實實在在地導向了日後美國的民主。

馬薩諸塞殖民地組建政府的依據是英王頒布的特許狀。特許狀賦予馬薩諸塞海灣公司「制訂、頒布以及設立任何有益、合理之法律、法令、法規及命令、指令和條例之權，唯其不得與英格蘭本土法律相抵牾；並賜予其全權以確立其政府之方式與儀式以及必要與合宜之行政方式以管理殖民地及其當地居民；如有所需，並授權其命名並設立相關之大小官員，並辨明且設立其職責、權力及其許可權」。特許狀給予馬薩諸塞海灣公司的這種毫無約束的「便宜行事」的權力，是一種很容易被濫用的權力，正如十七世紀中國的欽差大臣一樣，他們完全可以義正詞嚴地說：「聖上賜我便宜行事的權力，我便殺了你，也在便宜之內。」但是溫思羅普們並沒有這樣利用其便宜之權。

根據特許狀，公司的成員即為「自由民」，自由民一年四次召集大普通法庭，法庭為公司和殖民地制定法律；每年一次，法庭選舉一位總督、一位副總督和十八位助理負責來年的日常事務；總督或副總督以及起碼六位助理必須出席每次大普通法庭會議。也就是說，這七位政府官員完全可以行使殖民地的所有立法和行政權力。而當時的自由民人數是非常少的，只包括溫思羅普和大概十二三個其他的公司成員。所以，如果溫思羅普和這些人選擇了某種政府形式，只要他們通過的法律與英國的法律不相抵觸，他們完全可以在殖民地享有不受任何限制的權力。這種可能性是非常大的，對溫思羅普以及其他像他一樣對馬薩諸塞的神聖事業深信不疑的人，完全可能「建立一個永久性的貴族政治或是寡頭政治，緊緊把持特許狀賦予他們的權力，並用它來推行他們認為上帝指派給他們的特殊使命」。同時，他們如果選擇這樣做，實際上他們將遇到的阻力也會非常小，因為與他們同行的大部分人都是虔誠的清教徒，他們對上帝指派的特殊使命深信不疑，完全可能接受這種寡頭政治。他們也都是英格蘭的臣民，在十七世紀的英格蘭，和當時世界上的大部分地方一樣，沒有國王、貴族、衙門和官僚的世界是難以想像的，臣服於各種專制權力之下是他們對權威的日常體驗。

溫思羅普到達塞勒姆

但是溫思羅普和其他清教領袖並沒有屈從於權力的誘惑。實際上，他們甚至沒有保留那些特許狀明文規定給他們的權力。

時間是1630年10月19日。普通法庭召開第一次會議，溫思羅普和其他七位公司成員「籌划了一次革命，它將影響馬薩諸塞以後的歷史」。會議記錄顯示，「建立政府的方式最好是由自由民選舉助理，再由助理從助理中選舉一位總督和副總督，助理和總督以及副總督有權制定法律並選擇官員來執行法律」。此處「自由民」指的是當時馬薩諸塞的普通居民。所以，殖民地的第一次普通法庭會議實際上向所有殖民地居民開放，會議決定所有的殖民地居民都有公民權。值得一提的是，在十七世紀的英國，大部分人都沒有投票權，實際上，就連很多有產業的人也沒有投票權，特許狀也沒有授予殖民地居民投票權，這完全是一項美洲創舉。

1631年5月，一百十六名成年男子宣誓成為自由民，這包括了幾乎全部的殖民地成年男性（當然僕人們除外），他們參加了普通法庭的選舉。1632年5月，普通法庭又規定總督由全體自由民從助理中選舉產生，而不是由助理選舉產生。同年，波士頓教會就一個人是否可以同時擔任政府職務和教會職務的問題諮詢塞勒姆、查爾斯頓和普利茅斯教會的意見——鑒於在英國的經驗，移民再也不願把世俗和宗教權力交到同一人手中——所以結論是否定的。很快又出現了稅收的問題，居民抱怨他們在徵稅問題上沒有足夠的表決權，於是又決定由每個城鎮的自由民選出一到三個代表，在普通法庭上代表他們的利益，並和助理一樣享有立法權。

簡而言之，溫思羅普在波士頓創立的新社會遵循的基本原則有：

一，無等級教會。天主教是等級森嚴的教會，教皇、紅衣主教、主教之間的等級是和歐洲的世俗社會等級一致的。這是十七世紀人類社會的基本生活現實，個人價值都是由其社會出身、地位決定的。但在美洲建立的各個教會之間沒有上下級關係，它們都是平等的、各自獨立的。

二，政教分離。雖然山巔之城是清教徒的理想，在波士頓和馬薩諸塞，教會成員還享有一定的特權，但不可否認，從一開始，教會和政府就是完全分開的兩個機構。溫思羅普本人也經常佈道，但卻從不插手教會事務。

三，民選官員。沒有了國王、貴族和官僚，新社會必須發明一種方式來處理公共事務。政治在新大陸以一種全新的方式定義自己：它不是為國王斂財的工具；不以武力威脅國民以保持秩序；也不是大小貴族爭權奪利的手段。政治就是處理公共事務。在新大陸，一開始的公共事務就是如何生存下去，如何分配土地，如何與印第安人做生意，如何決定一頭豬的財產權歸屬問題。殖民地官員每年都要選舉，波士頓的成年男性一百多人，職務十多個，十年下來，不少人都有從政的經驗。每個職務負責哪些事情，經手哪些銀錢，清楚透明。在殖民地，罕有腐敗發生，這是制度的結果。

四，無代表不納稅。「無代表不納稅」是美國獨立革命的著名口號，這是因為從1630年溫思羅普的波士頓建立伊始，所有的稅金都是經過全民討論同意才徵收的，而且稅金的用途也一直是透明、清楚的。對美國人來說，政府征多少稅、為什麼徵收、稅金花在什麼地方都是政府必須交代清楚的。各個地方代表的主要任務就是監督政府，沒有足夠的理由，不得徵稅；已經徵收的稅金，要得到合理利用。

五，習慣法傳統和陪審團制度。雖然維持日常生活秩序的主要還是來自英國的習慣法傳統，但清教徒將契約思想逐漸加入其中，形成了具有美洲特色的法治社會。

這是不是民主呢？如果從1630往前看，到了1789年，美國建立起全套的憲政民主制度，對比這個人類歷史上第一個真正的現代民主制度，顯然，溫思羅普的波士頓遠遠夠不上民主的標準。但如果從1630往後看，那麼，溫思羅普的波士頓無疑是當時全球人類文明中最具民主性質、最有希望向著現代民主發展的制度。

自古以來，政治哲學家與政府首腦從來做不到心心相印。原因很簡單，哲學家代表的是智慧和良知，而統治者在意的是權威和利益。在上位者看來，智慧和良知無異於鏡花水月，好看是好看，可惜不「實用」。哲人王這種東西，其本質是王，而不是哲人。身份決定立場。做哲人的時候，心懷天下，想的是為民請命；但一朝為王，則稱孤道寡，孤家寡人，利益只是他一個人的，心裡怎麼可能還放得下民眾的福祉呢？

溫思羅普開創了一系列的美國例外，其中最重要的一個，就是哲人不為王。1630年代的清教領袖都有一套類似的政治哲學，他們認為除了上帝的權威，其他一切權力都應受到限制。「他們認為人類過於罪孽深重，不值得託付太多的權力。」但隨著大西洋兩岸政治實踐的發展，雙方卻走上了很不相同的兩條道路。1640年代，英國國內的清教革命可謂轟轟烈烈，但結果我們都看到了，克倫威爾大權在握，哲人其為王者，立刻失去了改革的銳氣。掘地派運動始終只是空想，最後的結局只是一顆國王的頭顱、長時間的復辟和極其緩慢的社會變革。

移民美洲的清教徒則開啟了一種全新的制度和文化，這首先要歸功於溫思羅普這一批清教領袖堅守其哲人身份，拒不為王。溫思羅普將自由民資格擴大到幾乎全部成年男性，推行民選官員制度。托馬斯·胡克認為，在自然狀態下，沒有一個人有權凌駕於他人之上，「只有雙方自願同意通過契約的方式讓渡有限的權力」，而這種契約關係表現在所有人際關係中間，「包括夫妻之間、主僕之間等等」。契約的觀念雖然不是清教徒首創，但是清教徒在世俗政治和宗教兩方面廣泛運用契約精神在美國歷史上的影響是決定性的，加上清教徒從英國傳統帶來的對普通法的尊重，為美國法治社會打下了堅實基礎。法治替代了人治，新社會和新制度就有了堅如磐石的新基礎，不會因為某個人甚至某一代人的去世而走歷史回頭路。

在溫思羅普的領導之下，馬薩諸塞度過了近二十年的時光，出生在美洲的新一代完全沒有英國生活經驗，他們對舊世界的一切知識都是來自書本和父輩的講述。宗教壓迫和社會不平等、生活不公正這些經歷都成為了傳說和故事，年輕人失去了經驗的比照，這使得他們成為更具理想主義、更大膽的革新者。從他們開始，形成了一種新的美洲傳統：他們不再以歷史經驗來判斷美洲的成就，相反，他們更傾向於用理想中的未來社會作為標準來批評美洲現實。這成為了後來美國社會發展的根本驅動力：沒有最好，只有更好，改革永不停息。使命感、理想主義、自治經驗，這些美洲現實正在孕育一個新的民族：美利堅人。

要熔鑄一個新民族，最重要的是什麼呢？象徵和生活方式。精神象徵促進身份認同；類同的生活方式和生活經驗則培養同質感和兄弟情誼。生活方式和生活經驗很大部分是由地域和制度決定的，移民到馬薩諸塞的人共同創造和分享了被稱為新英格蘭方式的生活方式，包括其民選和自治的傳統。其後近一百年間，這種制度和生活方式日益成熟，而這個團體的人數也日漸增多，他們開始向周邊輻射，隨著西進運動的發展，更是將其傳播到整個美國。托克維爾在系統研究了美國的民主之後不禁感嘆：「正是在北方的幾個英國殖民地，即在人們通稱為新英格蘭的諸州，產生了成為今天的美國社會學說的基礎的幾個主要思想。新英格蘭的這些主要思想，首先傳到相鄰的各州，接著又擴散到比較遠的各州，最後可以說席捲了整個聯邦。現在，他們的影響已經超出國界……新英格蘭的文明，像高地燃起的大火，除烤暖了周圍地區之外，還用它的光輝照亮了遙遠的天邊。」

至於說到精神象徵，又有什麼比喻可能比清教徒的「山巔之城」更強大呢？「山巔之城」一詞出自《馬太福音》第五章第十四節：「你們是世上的光。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隱藏的。」溫思羅普開創了一個宏大的隱喻，將清教徒在美洲荒野的實驗比作神選民族在山上建築一個模範之城，為世人景仰。三百多年來，清教牧師、美國獨立革命時期的領袖、美國的歷屆總統無不追隨這一基本隱喻，將美國歷史擴展為一個現代神話，一個美國夢。薩克凡·伯克維奇認為：「美國歷史……始於新英格蘭清教的一系列象徵性的自我界定……新英格蘭清教徒們在為未來的民族提供一個世俗身份的同時，也提供了一個特殊的精神身份。」山巔之城不僅是清教徒的夢想與追求，更成為了美國精神象徵。

所有這一切，在溫思羅普帶領的大移民之後一百五十年間慢慢地發生，到1776年美國獨立之時，美國精神、美國身份、民主制度、自治傳統、法治社會都已經在美洲大陸成為實踐多年的傳統，美國已經成長為一個「天然的共和國」。溫思羅普的貢獻是他賦予移民從英國帶來的母文化一種新的精神，並養護其成長：民主也好，自治也罷，制度改變人。一種新的制度一旦確立了，對生活在其中的民眾會產生塑形的作用：約束他們的行為，塑造他們的精神。一個新民族的產生不是一朝一夕之功，但新制度的建立，新精神的注入畢竟是最關鍵的一步，更何況溫思羅普還花了近二十年的時間養護其成長。鑒於其對美國及美利堅民族的貢獻，稱溫思羅普為「國父」，實不為過。

那麼，溫思羅普的這一光輝形象是從什麼時候開始褪色的呢？首先是獨立革命戰爭時期，出現了一大批新的美國國父，他們的光輝掩蓋了溫思羅普的光彩。華盛頓、傑斐遜、富蘭克林、麥迪遜、亞當斯，所有這些姓名，都會在美國人的思想中產生強烈而輝煌的聯想。他們是和美國革命、美利堅合眾國、美國式民主、美國生活方式、美國精神、美國價值緊密聯繫在一起的。新的國家和新民族的確立使美國人爆發了極大的自豪感，因此，此後的讀者，每當看到「美國國父」的字樣，所產生的聯想都是獨立革命時期這一代建國之父。

令溫思羅普的高大形象蒙塵的另一個因素來自美國文學。十九世紀中期，在美國發生的超驗主義文學運動產生了一大批優秀的美國作家，他們幾乎都來自新英格蘭，但他們對清教傳統更多地持批判和否定的態度。其中尤以霍桑的《紅字》最為著名，溫思羅普作為總督的角色出現在小說《紅字》中。這一性格陰沉、嚴厲的總督形象是霍桑對清教領袖的一種文學思考和創造，但是，從此以後的美國讀者，難免對清教徒形象產生了一種負面聯想，對溫思羅普本人也很難再產生親切感。

溫思羅普墓

對溫思羅普本人來說，他所在意的，留給美國的遺產，是山巔之城。他個人的聲名如何，是否被公認為國父，倒遠不是他會心心念念的所在。溫思羅普所開啟的傳統，其核心就是對傳統權威的批判和挑戰，其理想是建構一個更合理、更有道德的政治制度，以及一種更公平、更公正的社會生活方式，而這種生活方式必然會弱化偉人的作用和地位。在新制度中，民眾不需要大救星，不容忍獨裁者。其為國父者，不過是創建和維護這一核心價值的人而已。美國國父眾多，但所有這些國父想必都明白一個道理：對美國來說，最重要的不是一個兩個國父，而是萬千民眾，這個國家從一開始，就不是獨夫的舞台，而是民眾的家園。對「國父」的頭銜，溫思羅普既沒有期望，也無所謂失落。如果真有好事之徒，跑到溫思羅普面前，力陳他對美國的貢獻，並為他未能享受哀榮而憤憤不平，想必天國里的溫思羅普，輕輕一撫他伊麗莎白時代的大鬍子，滿面微笑：如此，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