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蘭哲學五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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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蘭哲學五百年*

[波蘭]羅曼·英伽登 著

張旭曙 譯

波蘭哲學研究肇始於15世紀末。文藝復興時期的波蘭哲學所取得的眾多成就在那一時期以及國外都廣受讚譽。這種哲學是和克拉科夫雅蓋隆大學（Cracow Jagiellonian University）的第一個興盛期聯繫在一起的。兩位亞里士多德和中世紀邏輯的出色評註者15世紀末居住在克拉科夫，他們不但在詮釋而且也在某些評論方面顯示出了引人注目的思想獨立與成熟。

兩人中的第一位是格洛古夫的讓（Jan from Glogów），他出版了《新邏輯訓練》與《西班牙的彼得的小邏輯哲學訓練》。第二位是弗洛克勞的麥克（Michal from Wroclaw）,他發表了《邏輯學家的邏輯論證導論》。他們都是克拉科夫大學的教授，有自己的門徒和繼承者。

第一個用波蘭語寫作的哲學家皮爾森的塞巴斯蒂安·帕特里西（Sebastian Petrycy from Pilsen, 1554-1627）16世紀下半葉和17世紀初生活、工作於克拉科夫。他主要研究亞里士多德，將其《倫理學》、《政治學》、《家政學》翻譯成了波蘭文（1618）。他以當時慣用的做法即給亞里士多德著作加評註的方式表達自己的觀點。要強調的是，在認識論方面，他把重點放在了經驗和歸納法的價值上。

除雅科布·高爾斯基（Jakub Górski, 1525-1583）外，那一時期的另一位哲學家亞當·博爾斯基（Adam Burski, 1560-1611）是波蘭復興的斯多葛派的代表人物。在其問世於1604年的著作《西塞羅的辯證法》里，他贊成經驗論，提出在自然科學中用歸納法的假設，這要早於培根。最後，應當關注那一時期非常豐富的哲學-政治學文獻。有兩位作者，讓·奧斯特洛（Jan Ostroróg, 1431-1501）和安德列葉·弗里澤·摩德里澤維斯基（Andrzej Frycz Modrzewski, 1503-1572），表現出這一方面的特殊興趣。奧斯特洛在1477出版了《國家管理的紀念碑》,書中他呼籲進行現代意義上的國家改革，早於馬基雅維利整整一代提出了若干問題。

波蘭哲學的進一步發展受到了新教教義和基督教義之間長期鬥爭的不利影響，後者由於齊格蒙特三世（1587-1632）統治期間耶穌會的影響而最終佔了上風。耶穌會士長期壓制自由思想，不僅在克拉科夫大學立場強硬，而且在許多研究機構和大學的宗教和哲學領域裡也是如此。這樣一來，波蘭哲學失去了與那個時代生機勃勃發展的現代思想的聯繫，倒退到衰朽無力的經院哲學中去了。還有其他的環境因素，例如，持續70多年的戰爭（1648-1721）、內部的政治腐朽、波蘭精神動力的式微，都嚴重阻礙了哲學的發展。

大約18世紀中葉，經院哲學的長期影響才被打破。在這方面，也許最具決定性的是斯坦尼斯勞·科納斯基（Stanislaw Konarski, 1700-1773）的活動，儘管哲學著作在他的整個文學成就中只有次等的重要性。對現代哲學的嶄新興趣也因此現出端倪。與歐陸哲學的關聯重新建立起來了。外國哲學的譯著出版了，大批人出國以求能得到頂尖哲學家的指點，最終人們用波蘭語寫作來招攬波蘭的哲學觀眾。當然，人們學的是那個時代一統天下的啟蒙時期的哲學。

沃爾夫的哲學最先被介紹，萊布尼茨的思想緊隨其後。然而不久，由於孔狄亞克的影響，法國哲學流行開來，接著是英國經驗主義，尤其是洛克，不久輪到蘇格蘭學派。康德的影響也昭彰可見。在此方面，斯尼亞德基兄弟的哲學著作具有教育上的價值。兩人都是嚴肅的獨立的研究者。老大讓·斯尼亞德基（Jan ?niadecki, 1756-1820）是數學家和天文學家，而老二葉德里澤傑·斯尼亞德基（J?drzej ?niadecki, 1768-1838）是自然科學家。他們都研究哲學問題，並在這一領域產生了長久的具有統治力的影響。在一本名叫《人類心靈哲學》的著作里，讓·斯尼亞德基對康德進行了一番批評性的考察，並嚴厲抨擊形而上學。不過他也接受了康德的觀點，即科學只探究現象；他還設想了一種「好的」形而上學觀念，其任務是提出從科學認識中產生並以經驗為基礎的最一般的問題——這一觀點後來在其他國家也佔有突出地位。

葉德里澤傑的著作《論判斷和以經驗為基礎的科學的不確定性》（1799）明顯受到康德的影響，他盛讚《純粹理性批判》，將理性認識置於經驗之上。同時又引人關注地指出自然科學的純粹經驗因素所暗含的危險，並假設了對經驗作出批判性考察的必要性，他因此成為19世紀某些外國哲學家的先驅。他後來的思考沿著與蘇格蘭學派不同的方向。

19世紀頭幾十年，幾位康德的出色追隨者（例如，J. 斯贊尼亞沃斯基，F. 亞隆斯基）以及兩名在波蘭工作過一段時間的德國人沃基特和阿比希特也有影響。然而，批評在波蘭哲學中從來沒有起主導作用。

波蘭哲學的巨變發生在斯尼亞德基兄弟活著的時候。人們如饑似渴地閱讀德國唯心主義（黑格爾，還有一部分謝林和費希特的）著作，許多才俊到德國拜謁其主要代表。幾十年間，德國唯心主義就給波蘭哲學施以決定性的影響。唯心主義時期在波蘭興起的晚於德國，而持續時間長，幾乎到19世紀70年代。一些唯心主義的追隨者，例如，柏拉圖和彌賽亞主義的著名研究者文森提·盧托斯勞斯基（Wincenty Lutos?awski）的影響至今不衰。

這一時期的特點是出現了許多傑出哲學家個體，例如，荷勒-沃隆斯基(J. Hoene-Wroński, 1778-1853)、歌羅喬沃斯基（J. Goluchowski, 1797-1858）、科雷默(J. Kremer, 1806-1875)、辛茲科沃斯基（A. Cieszkowski, 1814-1894）。在波蘭他們又被稱為「波蘭彌賽亞主義者」，因為彌賽亞主義思想在上述哲學家，尤其是荷勒-沃隆斯基的體系中起著重要作用。與斯尼亞德基兄弟相反，他們既非自然科學家（只有荷勒-沃隆斯基是數學家）也非職業哲學家。他們都受過人文教育，採取恰當的態度。

此外，所有波蘭唯心主義者的特點是哲學的體系化傾向。可以說，幾乎每個人都建立了自己的哲學體系，卻沒有為其奠定一個闡述詳盡、論題廣泛的基礎。這些體系的出發點是德國唯心主義者提供的。概念工具大半也取自他們。儘管如此，所有波蘭唯心主義者都努力趕超德國唯心主義哲學，甚至在各種觀點上克服他們的局限。因此，上述哲學家沒有一個是嚴格意義上的黑格爾主義者。雖然每一體系之間存在差異，但改造德國唯心主義是整個波蘭唯心主義的共同特徵。宗教信仰在這些體系的構造中起著重要作用，就是說，信仰一般而言還沒有越基督教框架的雷池一步。因此，一神論世界觀幾乎隨處可見。上帝概念取代黑格爾的觀點，佔據核心地位。這導致各個體系內黑格爾思想的種種變異。其次，人們力圖全面克服黑格爾的理性主義，或起碼是用不同的方式彌補他的缺陷。就是說，有一種壓倒性的傾向，即強調人對世界的認識和態度中情感和意志所起的作用。第三，所有波蘭唯心主義者都往體系構造中注入了國家因素，尤其是在人類發展過程中，在創造一種真正的絕對哲學過程中，波蘭國民性格的獨特性問題、波蘭的命運和特殊使命問題。一方面，這催生了一種特殊的歷史哲學；另一方面，出現了波蘭彌賽亞主義（例如，在荷勒-沃隆斯基的著作里），根據這種學說，波蘭是所有國家的救世主，註定為拯救人類而遭受痛苦。彌賽亞主義聲勢浩大，在哲學甚至在波蘭浪漫主義文學裡都能抽繹出其學說。然而我們不應該像慣常做的那樣視後者為哲學，因為它只不過是詩意想像與詩歌信念的表達而已，絕非哲學理論。另一件重要的事是，在與彌賽亞主義有關的純哲學問題中，哲學研究與個人信仰、哲學家的感情之間的分界線幾乎消泯殆盡。時代精神以及波蘭哲學在其中發展的種種條件是造成這種狀況的原因。才華橫溢的哲學家個體零星一見，結果是概念的形成與科學經驗有些不充分。這樣一來，富於個性的世界觀和形而上學理論的數量便滿足不了製造概念與執哲學牛耳的苛刻要求。可以說，類似現象那時不僅在波蘭哲學裡有。與別的國家一樣，這也給波蘭哲學發展帶來了負面影響。到處是一片蕭索的景象。

波蘭的一般精神氛圍隨著1863年對俄國人的起義失敗而開始起變化。此時，波蘭唯心主義的一批最傑出的老資格的代表人物仍然健在，大多數還在各自體系的精神範圍內，在波蘭文學和政治環境中扮演著重要角色，但從浪漫主義精神中出現了一股分離的跡象。西歐經驗主義和實證主義的影響日漸增長。一個與眾不同、叫做「華沙實證主義」的文學流派誕生了。它與向自然科學、受實證主義主導的歷史哲學（尤其在克拉科夫）以及在政治和社會領域提出「有機行動」的綱領回歸有關。波蘭唯心主義變得與那個時代的思想疏離了。雖然那時人們還在孜孜閱讀約翰·斯圖爾特·穆勒和斯賓塞這類哲學家的著作，但一種不利於哲學的氣候卻因此而流行開來。華沙實證主義的追隨者寥寥無幾，他們從事純哲學研究。其中最重要的一位是奧赫洛維茲(J. Ochorowicz,1850-1917)，他在70年代出道時就提出了一個實證主義綱領。不過，他的實證論在幾個關鍵點上與孔德相左。在內心經驗與心理學方面，他不苟同於孔德的觀點。這不難理解，因為奧赫洛維茲對心理學問題興趣濃厚，後來傾注全力研究這門科學。

其他也須一提的實證主義者有克魯平斯基(Krupinski)、A. 伊格爾(A.Eger)以及文學實證主義領袖A.斯維托喬沃斯基(A.?wi?tochowski)和P.基米洛斯基（P.Chmielowski）。這一時期（十九世紀70和80年代）的一般哲學氛圍給相當一批有哲學頭腦的自然科學家施以影響；他們都採取實證論的態度，更準確地說，是經驗主義態度，就像別的國家的科學家一樣。比干斯基（W.Biegański），一位有哲學頭腦的物理學家，就是這些人中的翹楚。他後來完全投身於哲學，在為醫學哲學和醫學認知哲學奠定基礎方面貢獻頗多。可以說，他在這方面的影響屬於波蘭哲學的後一個時期。斯特洛夫（H.Struve,1840-1912）的活動也不能低估，他是華沙的俄羅斯大學的教授，為波蘭的哲學文化作出了巨大貢獻。但他的許多精巧的著作帶有很大的折衷性質。總的來說，這一時期屬於過渡期。

不論怎樣，這一時期促使在90年代開始活動的一批職業哲學家形成一種趨向，即不願意構建宏大的根基脆弱或毫無道理可言的形而上學體系，而嚮往一種能完成科學學科要求的哲學。「作為一門嚴格科學的哲學」的假設也在90年代從不同方面被頻繁地提出。例如，這樣做的有,克拉科夫的斯蒂凡·波里奇（Stefan Pawlicki,1839-1916）,華沙的希臘哲學專家、新康德主義信徒亞當·馬爾博格（Adam Mahrgurg,1860-1913），最後就是勒沃夫的卡茲米爾茲·特瓦多夫斯基（Kazimierz Twardowski,生於1866年)。

特瓦多夫斯基是弗蘭茨·布倫塔諾的學生，曾在維也納做私人家教，1895-1931年間任勒沃夫大學教授，在那裡開展了生機勃勃、卓有成效的教學活動。幾年間，他就創立了一個規模龐大的哲學研究中心，重要性與日俱增，在20世紀頭幾十年的波蘭獨領風騷。特瓦多夫斯基培育了幾代獨立思考的哲學家，他們如今在多所波蘭大學執教。當然，他們中的有些人走自己的路而非亦步亦趨特瓦多夫斯基。

特瓦多夫斯基的不同凡響之處在於，他其實並未開拓出波蘭哲學的新時期。毋寧說，他給波蘭哲學研究帶來了一種新的工作風格。值得一提的是，特瓦多夫斯基做到這一點與其說靠自己的著作不如說憑個人的影響。因為他實際上出書不多。[]他也不曾創作一本鴻篇巨製或構造一個體系。這絕非偶然，而是有意為之的結果。與一切體系構建形成鮮明對照，特瓦多夫斯基和他的學生們只打算就一個個界定準確、難以把握的問題撰寫專題論文。他的整個科學和教育活動的突出景象是，追求最精確分析的努力，每一個表述、論題所顯示的科學責任感。其積極成果主要體現在創造界定準確的觀念，引入精微的語言和實質的區分（也能從現象學家後來採用的「區隔」法[separation]中見到其影子），提出單義陳述及其恰切的理由。而消極後果是，清除一切不充分明晰的理論和觀念，排斥對所有似乎難解的哲學問題的探索，至少暫時迴避當今研究者都不能提供充足基礎的難題。這種消極性還表現在拒斥一切形而上學，冷落認識論的最重要的理論難題，把哲學研究範圍狹窄化到幾乎全是對（對象理論問題）的描寫的-心理學的特性與邏輯的、形式存在論的特性的細節研究。

如前所說，特瓦多夫斯基是布倫塔諾的學生，與奧地利學派一直關係密切。但在不少地方，他與老師分道揚鑣，獨立思考，因而大大超過了很多布倫塔諾的信徒。今天，當我們已經掌握了胡塞爾及其弟子倡導的現象學與本體論研究方法、語言心理學領域裡馬蒂的研究、邁農在對象理論問題上的思考，人們常常忽略了，特瓦多夫斯基以他的日益精確的分析表明，他在這些地方是先驅者而非追隨者。他在表象的行為、內容和對象之間所做的區分，他指出每一個意識行為都有與之相應的意向性對象，對所謂「一般課題」（德語稱之為類，觀念對象）的分析，對對象的形式結構的分析，對言語的各種功能和語言的不同形式的思考，凡此種種，都是在19世紀90年代進行的，此處引述足可證明我的看法，即特瓦多夫斯基不僅對波蘭哲學，也對波蘭外的哲學發展趨勢具有重大意義。還應當考慮他在胡塞爾的《邏輯研究》後以不同於胡塞爾的方式所進行的克服心理主義的嘗試。在其《功能與派生概念》一書中，他根據主觀活動的產物界定概念單位，後來國外的一些學者也是這樣做的，他們並不知道特瓦多夫斯基的研究成果。誠然，奧地利和德國的研究者在很多地方的研究比特瓦多夫斯基更深入，但這並不能改變是他給予了最初的動力這一事實。

特瓦多夫斯基的某些分析沒有顯示十足的活力也許不是偶然的。除了其科學活動的一些次要因素外，這種情況當然與他的追求絕對清晰的原則有關，因為這一原則實際上遺漏了更多的難題，而要在這些難題上取得清晰確定的結果幾無可能。其次，它還與總是單純考察孤立絕緣的細節性問題有關。這暴露了特瓦多夫斯基哲學方法所隱藏的危險。

實現特瓦多夫斯基的工作藍圖可能需要兩個條件，一個是相互間心有靈犀的無私的研究團隊，另一個是對各種問題胸有成竹的帶頭人，指導團隊成員對這些問題進行有板有眼、持之以恆的闡述。特瓦多夫斯基一直努力經營這樣的研究團隊。儘管如此，特瓦多夫斯基沒有完全實現工作藍圖，因為第二個條件不是很具備。實際上，如若考慮到特瓦多夫斯基的方法論原則，那個條件不可能得到滿足。也就是說，如果人們出於原則，只探究具體的孤立的問題，問題之間的關聯便不免匿而不彰。確切而言，這樣做不僅存在著研究成果零打碎敲、揭示問題流於浮泛的隱患，而且還會有在虛假問題上勞而無功的危險，因為只有以相互間聯繫密切的問題群為背景並得到其更準確嚴密的界說，所有深層次問題的真實含義才會浮出水面。再者，問題本身有自己的力度。倘若我們為了在更輕便的環境下工作而將這些問題打入冷宮，它們仍然會困擾我們，將我們逼入這樣的境地，我們不由自主、渾然不覺地接受某些命題和偏見，而這些命題與偏見又會暗中作祟，給我們的工作帶來不利。因此便毫不奇怪，但凡有可能準確而不走樣地挑選出問題，特瓦多夫斯基的勒沃夫學派就能結出引人矚目的成果，這些問題與特殊的邏輯和某些描寫心理學有關。但在對一些普遍而基本的問題進行若干年的探究後，出現了明顯的停滯不前。當一種新的動力來臨之際，這樣的探究又成為特瓦多夫斯基的一群才能卓越的門生的研究起點，並間接地促成了一個逐漸形成的新運動。

這個新動力來自於弗雷格、施羅德、懷特海、羅素、康托拉托和其他人的現代數學和新邏輯研究。特瓦多夫斯基的最早期的學生之一讓·盧卡西維奇（Jan ?ukasiewicz）是波蘭從事這些研究的第一人，他大約在1910年就開始在這一方向進行獨立的探索。幾年間，他周圍就團聚了許多青年研究者。這樣看來，是波蘭的符號邏輯打下了雄厚基礎，如今它已是枝繁葉茂了。

起先似乎一切照舊：注意力放在了一組新的非常特殊的問題上，但人們還像從前一樣用課題的形式對待它們。然而，漸漸地，人們不知不覺間發現，在這個特殊研究的邊緣，出現了一個新的哲學立場，儘管當今波蘭符號邏輯的主要代表並不願意被看作哲學家。但對新符號邏輯派和特瓦多夫斯基的基本立場之間的深層矛盾而言，這樣的姿態同樣是意義非凡的。

特瓦多夫斯基那裡的極端的科學謹慎與剋制到了研究符號邏輯的人手中就變成了懷疑論，更有甚者，所有領域的哲學問題都被棄之如敝屐。在特瓦多夫斯基，對概念工具的精確性和語言表述的正確性的喜愛，後來只剩下了詞語分析。堪稱特瓦多夫斯基標誌的課題式地解決具體問題，退化成了否定任何哲學的統一性：沒有哲學，只有若干「哲學」學科。特瓦多夫斯基與影響科學研究的情感和意志所做的鬥爭，他要求在解決每一個哲學問題中堅持可證實的標準，蛻變為所謂的「反非理性主義」（K.阿杜基維奇引進的術語）。

反非理性主義的要義，一方面在於對任何既非感官經驗又非內在心理經驗的直接知識持懷疑態度，另一方面堅信近代數理研究方法的無所不能。其實這兩者關係緊密，因為從只認肯內外觀察活動的經驗論的觀點看，隨著邏輯學中心理主義的垮台，要想從哲學上推動邏輯學，不依靠徹底的具有物理主義色彩的唯名論和經過形式化解釋的現代數學影響下的約定論的唯理論和懷疑論的相對論，那是完全不可設想的。一種形式主義和物理主義語言理論形成了，它使語言術語的含義淪落為運用組合起來的感知符號的操作規則而已（1920年代就開始了，遠遠早於維也納新實證主義的類似做法）。本質直觀方法被摒棄，在創造基本概念和為精緻絕倫的演繹法而選定公理時，他們有意識地運用各種約定。然而，每一個約定都會遭到另一個約定的反對，於是產生了懷疑論的相對論。只要形式上沒有瑕疵，任何理論都可以接受。即便是特瓦多夫斯基曾經捍衛過的真理概念也失去了意義，而實在概念得到了相對主義的解釋。這樣，雖然對形而上學抱有根本的敵意，卻就在邏輯鼓吹者中間產生了兩個本質上是形而上學的實在理論，一個是奇維斯泰克的，另一個是阿杜基維奇的。奇維斯泰克（L.Chwistek）採取多元實在論立場，不同的實在的位置安排是任意的。它們是：印象實在、表象實在、自然實在和物理實在。阿杜基維奇（K.Ajdukiewicz）研究了眾多同等的世界圖像，每一個都依賴於語言構造的概念工具。阿杜基維奇沿著這一思路構建了以物理主義語言理論為基礎的形而上學唯心論，雖然他有毫不隱晦的物理主義基本立場。

這些就是波蘭符號邏輯運動的哲學基礎的概況。其代表人物相信，從他們的基本立場和符號邏輯出發，整個哲學將煥然一新。人們可以說這只是良好願望而已。然而不容否認，波蘭人在純粹邏輯學上取得的成就不但處在當今這一領域的最高水平，而且許多觀點為國外的研究開闢了新天地，像C.J.劉易斯、朗福德、奎因、肖爾茲、卡爾納普和其他人的著作就說明了這一點。波蘭哲學家中的邏輯專家引入的邏輯訓練對波蘭哲學的深入發展也非毫無意義。

符號邏輯學派，即「華沙」學派的領袖是讓·盧卡西維奇。1916年以來，他在華沙任教授，周圍集聚了一批有才華的研究者，其中有些也是特瓦多夫斯基的學生。個中翹楚包括：S.萊斯尼維斯基、A.塔斯基、T.庫塔賓斯基、J.林登鮑姆、K.庫拉托斯基（華沙）、A.阿杜基維奇（勒沃夫）、T.切爾茲沃斯基（維諾）、Z.查維爾斯基（波茲南）。前面提到的L.奇維斯泰克（勒沃夫）也是符號邏輯領域的活躍分子，但他不願意被算進華沙學派。他最初是克拉科夫的W.海因里希和數學家S.扎里巴的門生，後來在B.羅素的影響下開始研究符號邏輯。已故克拉科夫的數學家J.斯尼思金斯基也為符號邏輯作出了有價值的貢獻（特別參看其《證明理論》）。

在此詳盡展示這些符號邏輯論著所取得的成果是不可能的。這方面的非常專業的論著約有100篇之多。但我們應當至少考察一下盧卡西維奇的幾本主要著作。

盧卡西維奇首先以熟稔亞里士多德、斯多葛派、中世紀邏輯而著稱，這可從其論文集「論亞里士多德的矛盾律」（1910）和論斯多葛派的文章（載「認識論」，1935）見出。他的符號邏輯論著有：《概率運算的邏輯基礎》（1913）、《二值邏輯》（1921）、《算術邏輯要素》（1929）、《語句的多值運算體系的哲學評論》（1930）等。他的主要學術興趣是演繹理論和演繹系統的方法論結構要素。他的最重要的研究成果包括：演繹系統的多元公理系統的構建、公理間相互關係的證明、能證明邏輯公理系統的一致性的方法構建。盧卡西維奇的主要精力放在了三值和多值邏輯的發現上。在「真」值和「假」值外，引入了一個第三值，它使排中律失效。盧卡西維奇約在1920年產生這種想法，促成原因有二個：一是揭示亞里士多德邏輯中的各種矛盾，二是得益於對不確定性問題的思考。而他後來提出多值邏輯與任何哲學問題無關。不過，我們可以在此很明顯地看到與非歐幾何學的類比。

二十年代末，盧卡西維奇對傳統意義上的哲學採取了極端的否定立場，他也否認偉大的哲學體系有任何科學價值。以後幾年，他的批評的尖銳性有所收斂，但堅信唯有靠符號邏輯及其方法才能完成哲學改革的大業至今都堪稱他的基本立場。

T.庫塔賓斯基（T.Kotarbiński）是華沙哲學團體的領袖。雖然他與研究符號邏輯的人關係密切，並在其《知識、邏輯理論的要素和科學方法論》（1929）一書中評論了他們的主要著作，但他最早的興趣在實用哲學問題，企圖建立一種他稱為人類行為學的行動理論。儘管對特瓦多夫斯基學生中瀰漫的形而上學深懷憂懼，庫塔賓斯基在骨子裡是形而上學家，這首先可以在其「物性論」（reism）一詞中見出。誠然，對於把他的「物性論」描繪成形而上學理論，庫塔賓斯基會反唇相譏，因為他常常把它解釋為一種單純的語言改造。實際上，庫塔賓斯基試圖將亞里士多德的許多範疇化約為一個：實體範疇，用庫塔賓斯基的語言表述，事物範疇。這樣一來，唯有事物存在，沒有屬性、關係、性質、現象、過程，沒有事件。與此相應，只有事物的名謂是真實的名謂，只有它們應當在「正確」的語言中得到使用。一切別的名謂，諸如「紅性」、「相等」、「鬥爭」等等，要麼根本就不是名謂，不指稱任何東西，要麼完全可以被化約為事物的名謂，但即便如此，也應當儘力避免使用它們。我們尤其應當只用直陳語句，在其主語位置，表述事物的真實名謂。所謂「萬有軀體論」（pansomatism）就是物性論的一種，根據這種理論，只有物質事物和感性的東西存在。從其形而上學內容看，物性論與唯物主義世界觀很接近，此外，若從「語義學」的觀點考量，它似乎極力反對不指向任何物質結構的事物的對象化理論。但庫塔賓斯基同時又把「實存」（existence）概念框得很死，在他看來，唯有事物「存在」。於是，對象的所有其他屬性都被排除了，他的理論又流露出形而上學方法的面目來。

符號團體內著作更有哲學意味的人當中，還應當一提的是K.阿杜基維奇（K.Ajduliewicz）[]和A.塔斯基(A.Tarski)的《形式化語言的真理概念》。阿杜基維奇是波蘭對語言進行極端形式化研究的第一人。其主要設想是從符號邏輯與語義學出發構建一種新的語言理論。由此他提出了有關世界的各種圖像的觀點。最後，還有查維爾斯基和幾位年輕科學家（例如，達姆波斯卡和D.斯坦因博格）的對自然科學的哲學思考。[]

上世紀90年代以來的反形而上學運動碰到多方的阻力。來自勒沃夫的M.瓦騰貝格教授——請注意，他是一位康德哲學的出色專家，寫過幾本大作——在1907年寫了一本名字很博人眼球的書《捍衛形而上學》。前面提到的救世論者W.盧托斯勞斯基也時常抨擊取消形而上學。更不用說還有在天主教教士中很有市場的新托馬斯主義跳出來反對取消形而上學。

並非符號邏輯的專註細節的研究遭到來自多方的攻擊，而是將符號邏輯的思想方式和方法引入哲學研究及其上述基本立場廣受詬病。特瓦多夫斯基於1921年在一篇標題意味深長的文章「符號狂熱與實用恐懼症」里以一種獨特的方式對其作出了批評。B.加維克基抨擊庫塔賓斯基把哲學分為若干瑣碎學科的設想以及高估符號邏輯作用。

E.胡塞爾的學生R.英伽登也反對符號邏輯學派的各種哲學觀點。在一篇針對庫塔賓斯基的文章里，他竭力證明將哲學消融在具體科學裡的假設是站不住腳的，並努力為哲學的統一性辯護。與奇維斯泰克的《實在的多樣性》一書的觀點相反，他力圖說明，符號邏輯的、形式主義約定論的思考方式不應當運用於知識論形而上學問題。在布拉格的最後一次哲學大會上，他間接地批評了符號邏輯學家的基本立場。在那次會議上，他力辯道，維也納新實證論取消任何與符號本身有所不同的語言產品意義的做法使得科學語言學也不可能了，因而是自亂陣腳的。[]

他也指責庫塔賓斯基的物性論，認為從純粹形式存在論的觀點看，接受對象的範疇結構卻又要拒斥其屬性結構是不可能的，因為兩者具有本質上的關聯。[]

至於英伽登的正面立論的著作，除了其博士論文《H.柏格森的直覺和理智》和一些小部頭的書外，幾乎所有的論著都在為從各個方面解決觀念論-實在論的紛爭做準備。《關於觀念論-實在論難題的思考》勾畫了這一紛爭所涉及的難題的輪廓，與形而上學和認識論問題相對應的各種存在論問題，對形而上學的最終解決。與此相關，幾篇短文（論知識理論中以假定為論據的危險，論哲學體系中知識理論的地位，心理-物理主義語言理論及對其的批評）為知識論打基礎。英伽登的存在論研究也應當考慮在內。《本質問題》試圖更精確地界定個別對象的本質，使之與一般觀念和特殊觀念相匹配。在前面提到的書里，他研究了個別對象的形式結構。

《論文學的藝術品》分析文學作品。而文學的藝術品是純意向性對象的一個實例，它具有這樣一種形式結構和存在方式，因而任何想把實在對象還原為純意向性對象的努力——現象學先驗唯心主義就表現了這樣的企圖——都會大獲成功的。歷史短論「G.貝克萊的唯心主義的若干前提」談的也是這類問題。[]

不過，波蘭近代哲學研究並不局限於上述方向和論著。首先，忠於特瓦多夫斯基的學生繼續在他的精神指引下工作，主要在描寫心理學和認識論心理學領域裡。除了已離世的B.邦德洛維斯基和A.斯托葛鮑爾外，首先是W.維特維基（華沙）、他在情感生命上特有專長，還是柏拉圖對話的精妙翻譯的作者。其次為斯蒂凡·布拉科維奇（波茲南）、斯蒂凡·巴里（華沙），後者最近在兒童心理學上尤其下功夫，還有M.克魯茲（勒沃夫），他分析了實驗心理學的方法論難題。另外，特瓦多夫斯基在一戰後團結了一代追隨他的青年才俊（T.維特維基、M.魯特曼-科科茲因斯卡、I.達姆巴斯卡、L.布勞斯坦、梅爾波格、奧爾巴赫），而他們也受到阿杜基維奇和英伽登的部分影響。

華沙的心理學研究自奧赫洛維奇世代以來發展勢頭很好，有眾多重要的獨立的研究者為代表。[]

當然，也有一些研究者按照自己的路子走，他們不屬於以上任何流派。首先應當記住的是那些有共同的人文主義傾向，在歷史哲學和文化哲學領域內耕耘的人，儘管他們之間存在不小的分歧。最老的一代打上實證主義烙印的人有蘇平斯基和E.麥傑維斯基（文明理論）。作家和哲學家斯坦尼斯勞·布洛佐佐維斯基，他英年早逝，在20世紀的頭十幾年裡非常活躍。至於J.B.維科，他著重於人文主義歷史哲學（對狄爾泰一無所知），強調人在歷史中的創造性作用。他藉此提出了一種基於恆久孕育狀態的世界觀（H.柏格森的影響下），開始構建「工作哲學」。著名日耳曼學家Z.萊姆皮基正在波蘭宣揚狄爾泰的觀點，作為文學鑒賞家，他也頗有建樹。有關狄爾泰、斯普蘭格爾等人的研究，B.蘇科多爾斯基值得一書。

最後，一位有趣的社會學家也有一席之地。弗勞瑞安·茲那尼奇（生於1882）出版了很多論文（哲學中的價值問題，人文主義和認識，社會學導論，文化實在，社會心理學原理等）。其興趣核心是文化概念。歷史對象是文化創造，其整體構成文化實在，其中有可能區分不同的秩序和等級。現實的和理想的世界都是心理個體的產物。這就是文化唯心主義的立場。

要勾畫波蘭近代哲學研究的全景，我們現在應當提幾個尚未談及的哲學領域的著作，例如，語言哲學（已故的J.鮑德因·德·庫爾特萊，讓·羅茲瓦德沃斯基的著作）、法哲學（列昂·佩德拉茲基、馬卡勒維奇、克魯茲姆斯基、茲那米爾沃斯基、蘭德）、倫理學（比干斯基、盧布辛斯基、加布里奧）、美學（索伯斯基、塔達基維奇、埃爾金堡、奧索斯基），等等。不過，要在一篇短文里哪怕勾勒出波蘭近代哲學研究的豐富多樣也是不大可能的。以上所言只能被看成在此一領域波蘭的實際狀況的一個不充分、不完整的簡略圖景。

* 編輯按語：羅曼·英伽登的這篇文章於1936年1月用德語寫成，是向外國人講述波蘭哲學史和當代狀況的一場講座的底本。手稿來自其子羅曼·斯坦尼斯勞·英伽登教授（博士），此次首譯，相信不僅僅能引起波蘭哲學史家的興趣。

中譯者按語：本文譯自波蘭英文版哲學季刊《辯證法與人道主義》1974年第2期，由亞歷山大·特羅普-克林斯基（Aleksander Trop-Kerński）自德語譯出。英伽登勾勒了15世紀末到二戰前將近五百年的獨立、豐富、悠久的波蘭哲學傳統，重點筆墨放在波蘭「現代哲學之父」特瓦多夫斯基開創的勒沃夫學派和最具國際影響的華沙符號邏輯學派，從該文亦可見出波蘭哲學與民族問題聯繫緊密、邏輯研究非常發達的特點。因為文章寫於二戰前，戰後居於統治地位的馬克思主義學派沒有涉及，70年代後影響日增的英伽登現象學派也是一筆帶過。

[] 他的最重要著作有：《觀念與知覺》（1892）、《關於表象的內容與對象的學說》（1894）、《概念與觀念》（1898）、《論相對真理》（1900）、《功能與構成物》（1911）、《論觀念的本質》（1924）。

[] 首先是《演繹科學的方法論、語言和意義》、《世界觀和概念工具》等。

[] 對自然哲學有興趣的還有別的研究者，例如，J.梅特爾曼，其大作《自然科學的不確定論》頗可觀。不過他們不屬於符號邏輯團體。

[] 參看「評符號邏輯，一項哲學革新的嘗試」，《哲學評論》，1935。

[] 「個別對象的形式結構」，《哲學研究》，1935年第一期。

[] 這篇文章有將近一頁半的篇幅——以「在一篇針對庫塔賓斯基的文章里，他試圖證明」開始，直到論貝克萊的主題的最後一句——被放在了方括弧內。

[] 參考《哲學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