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西方思想年度述評系列之三

文 | 劉擎

按語：作者自2003年起撰寫西方思想界的年度綜述系列。今年開始由《騰訊·大家》獨家首發。鑒於在線閱讀的特點，《2016西方思想年度述評》分為四篇連續發表：（1）裂變時刻的來臨；（2）全球化的斷層線；（3）文化認同的裂痕；（4）民粹主義的威脅。網路版在篇幅上有所刪節，並略去了全部文獻注釋。完整的印刷版將在《學海》雜誌2017年第2期刊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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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化造成的經濟斷層線上，還交疊著另一種裂痕：文化身份（認同）的分野。在每個國家內部，經濟斷層與文化裂痕彼此交織，卻並不完全重疊。

在過去幾十年間，通過倡導「全球主義」、「文化多元主義」、「身份政治」和「差異政治」等論述，歐美左翼和自由派的政治家與知識分子致力於推動「包容他者」和文化多樣性，使平等與尊重的價值得以在更廣泛的人群中實現。

但與此同時，這種進步主義的論述和政策逐漸獲取了文化霸權的地位，原本挑戰正統的道德事業本身變成了一種新的正統。「政治正確」在媒體與教育界造成了某些的話語禁忌，一些保守主義傾向的人群感到自己在文化上被邊緣化，受到規訓與壓制。2016年，大西洋兩岸遭遇到保守主義文化強勁的反彈。

來自支持「脫歐」人士的吶喊

「我們要奪回我們的國家」（We want our country back），這是來自英國脫歐派與美國特朗普支持者們的怒吼。往日那些藏匿在角落裡的竊竊私語，如今匯聚為響亮的抗議之聲。而更為重要的是，這種聲音的政治代言人開始在西方核心國家的權力舞台上登場亮相。

信奉世界主義價值的卡梅倫首相辭職之後，他的接任者特蕾莎·梅直截了當地說：「如果你還相信你是個世界公民，那你就是個無名之地的公民（citizen of nowhere）。你根本不懂『公民身份』這個詞本身的意思。」《經濟學人》刊發文章指出，近年來世界各地的民族主義者都在擴展地盤，並結成聯盟。自由派人士所主張的世界主義、全球主義和文化多元主義的進步事業，連同他們的道德優越感受到嚴重的挫傷。

許多人突然發現自己的國家和同胞從未如此陌生，驚恐與沮喪時而轉化為對「野蠻的種族主義」的斥責。但這個令人畏懼的標籤開始喪失原有的震懾力，政治正確的禁忌開始鬆動。2016年，我們見證了地方主義與民族主義的造反，以「祖國」和「人民」的名義向全球主義者復仇。野蠻與率真的界限一時變得模糊不清。

到底發生了什麼？應該如何理解和應對文化身份的分裂對立？紐約大學著名社會心理學家海特（Jonathan Haidt）9月發表一篇長文，提出了相當獨特而精湛的闡釋。作者首先回顧了全球主義文化的興起。「世界價值觀調查」（WVS）對60個國家的調查數據表明，在過去三十年間這些國家幾乎都比以往更加富裕，這在價值觀方面促成了兩個重要的總體趨勢轉變：首先是疏離傳統價值（宗教、禮儀和敬重權威等），轉向「世俗理性」的價值（向變革、進步和基於理性考慮的社會方案開放）；其次是淡化經濟和物質保障的「生存價值觀」（常見於家庭、部落和其他地方性群體之中），轉向強調個人權利以及普遍保護原則的「自我表達」或「解放的價值」。

隨著繁榮與安全的增長，這些社會變得更加開放和寬容。全球化與互聯網使人們更容易接觸來自其他文化的食物、電影和消費品，「這種開放性幾乎不可避免地導致了世界主義態度的興起」。由此，在世界各國都出現了一批信奉普遍主義的全球主義者，他們把自己的同胞都視為「世界公民」。

約翰·列儂1971年的名作《想像》是全球主義的頌歌，他邀請人們「想像一下沒有國家，這並不難做到，沒有什麼要為之殺戮或送命的，也沒有宗教，想像所有人生活在和平中。你或許會說我是個夢想者，但我不是孤身一個，我希望有一天你會加入我們，那世界將會如同一體」。海特認為，這是多元文化全球主義者的天堂願景，但對那些具有本土情懷的愛國者而言，那種「沒有國家的想像」不僅天真幼稚，而且是褻瀆的和叛國的。

他們偏愛自己的國家與文化傳統，相信與自己的國家有一種特殊的紐帶約束，而這種約束對公民和政府施加了雙向的道德義務：公民有義務愛戴和服務於國家，而政府有責任保護本國的公民，並將他們的利益置於外國人的利益之上。這種民族主義的認同本身未必涉嫌種族主義，在道德上也無卑下之處，並且有助於形成共享的身份認同、規範意識和歷史感，從而促進社會信任。如果一個社會缺乏這種共享的感知反而容易導致杜爾凱姆所說的失范狀態（anomie）。

《紐約時報》的專欄作家杜拉特（Ross Douthat）在11月發表的文章中也強調，列儂所「想像」的價值難以滿足人類生活的需求：「人們懷有世界主義所無法滿足的（社群）團結的願望，具有再分配所無法實現的非物質性利益，具有世俗主義無法回應的對神聖性的渴望。」

實際上，全球主義者即使在西方發達國家也只是部分人群，他們集中在首都和大都市、商業中心和大學城，在年輕的城市精英中佔據主流。因為教育和文化地位上的優勢，他們主導著主流輿論的價值和態度取向，但歐美社會仍然存在著大量的民眾信奉民族主義和傳統價值，他們對全球主義抱有懷疑甚至敵意。

過去幾十年間，西方出現了全球主義價值觀的持續興盛，這造成了一種錯覺——彷彿民族主義以及地方性認同都不過是蒙昧的遺迹，而且已行將朽木，但實際上它們遠比全球主義者想像的更為普遍和持久。正如哈佛大學政治學教授瓦特（Stephen Walt）指出的那樣，「後冷戰的自由派人士低估了民族主義以及其他地方認同（教派、族裔和部落紐帶等）的作用。他們假定，這些返祖性的依附會逐漸消亡，僅僅局限於非政治性的文化表達，或會在精心設計的民主制度中被因勢利導地平衡和應對。但實際上，許多地方的許多人更加在乎民族身份、歷史上的敵人、領土象徵物以及傳統文化價值，超過關心（自由派所定義的）『自由』。」

由此可見，西方社會實際上同時存在著全球主義與民族主義（以及其他地方性傳統）兩種文化認同與價值觀，不同取向的兩類人群之間隱含著持久的分歧，但在過去幾十年間基本能夠和平共處。為什麼最近幾年彼此的緊張日益嚴重，以至於在今年全面爆發？

海特分析指出，在經濟因素之外，近年來大量外國移民的湧入，造成了複雜的社會衝擊，加劇了雙方的緊張並轉化為明顯的政治衝突。在他看來，全球主義者與民族主義者針對歐洲移民政策的爭辯，並不是高尚與卑下之爭，而是兩種道德視野的衝突。堅持對陌生人（尤其是處於危難中的陌生人）負有救助的義務，與主張保持自身共同體的完整性，這兩者都是合理的道德訴求，卻又是以賽亞·伯林所說的彼此「不可公度」的價值。因此，真正的問題在於合理地平衡這兩種訴求。但一部分全球主義者常常以「種族主義」之類簡單化的指控代替必要的同情理解，這激化了民族主義的極端化反彈。

海特認為，在這場爭論中使用「種族主義」的標籤是淺薄而缺乏解釋力的。一些民族主義者的確會表現出類似種族主義的言行，但這是結果而不是原因。嚴格意義上的種族主義者是僅僅因為厭惡（異己的）差異本身而無理由地排斥外國人。但多數民族主義者的排外情緒卻有自己的理由：感到外來者的價值觀格格不入，或者感到他們的行為令人厭惡，或者感到自己所珍視的事物受到了威脅……這些感受或許與現實不盡相符或者被煽動家所誇大，但無論如何，「如果我們要理解近來右翼民粹主義運動的興起，那麼『種族主義』不能成為終結點，而必須是探究的起點」。

藉助其他社會心理學家的研究成果，海特強調，民族主義者在感受到所謂「規範性威脅」的時候會變得格外極端、非理性甚至訴諸暴力。因此，他提議一種「降低規範性威脅」的移民政策方案，這必須同時考慮三項指標：外國出生居民的比例，每個移入群體與本地文化的道德差異程度，以及每一群體的孩子可以實現的同化程度。他認為全球主義者有可能吸引民眾遠離右翼民族主義政治，但前提是必須重新思考民族認同與道德凝聚共同體的價值，這需要在移民問題上放棄「多元文化的」（multicultural）方案而採納「同化方案」。

作者最後寫道，在2016年之後西方國家面臨的重大問題或許是：「我們如何在尊重（而不是淡化或摧毀）世界上許多（帶有其自身傳統和道德秩序的）地方的、民族的以及其他『狹區性』身份的同時，收穫全球合作在貿易、文化、教育、人權和環境保護等方面的成果？全球主義者與民族主義者在一個什麼樣的世界中能夠和平共處？」

美國著名知識分子、哥倫比亞大學教授里拉（Mark Lilla）11月在《紐約時報》發表文章，批評分析「身份自由主義」（identity liberalism）的政治失敗。這篇文章引發了一些爭議，作者隨後在國家公共廣播電台（NPR）的訪談中做出了回應。

實際上，里拉並不反對文化多樣性，正如他在文章中指出了那樣，美國的多樣性是一件「美好的事情」。問題在於「多樣性應當如何塑造政治」。對此，新一代自由主義的標準答案是認識和「讚美」差異。的確，強調身份的特殊性具有正面的道德教益，尤其有助於少數族裔和邊緣文化認同的群體獲得尊重。但在政治上，著眼於差異，將此作為民主政治的基礎則是災難性的錯誤。里拉提醒自由主義者，「美國政治中第一場身份運動是三K黨人，至今仍然存在。那些玩弄身份遊戲的人應當做好失敗的準備。」他認為，我們需要一種「後身份自由主義」（post-identity liberalism）：著眼於擴展自由主義的基礎，為此需要訴諸具有美國共性的整體的「美國人」、面向一個作為（共同生活其中、必須彼此相助的）「公民國家」的美國發言，並重視絕大多數人關切的問題。這是值得汲取的過去「前身份自由主義」的成功經驗。而對於觸及性取向和宗教等之類「高度充滿象徵性並可能驅趕潛在同盟的狹窄議題」，後身份的自由主義會帶著恰當的尺度感平穩而敏感地應對。

在文章的結尾，里拉意味深長地回憶他多年前的經歷：他應邀在佛羅里達工會的大會中討論羅斯福著名的「四大自由演講」。不同性別和膚色的人聚集在一起，聆聽羅斯福當年的演講錄音，沉浸於共同分享的自由信念，這使他感到震撼，也提醒他羅斯福所說的「世界上每個人的自由」才是現代美國自由主義的真正基礎。

里拉的反思蘊含著「求同存異」的取向，強調美國的自由主義傳統是立足於共同的普遍價值來容納多樣性，他擔憂固執於差異的「身份自由主義」可能會自毀根基。顯然，特朗普的成功秘訣之一，正是從自由派那裡奪回了這個身份政治的王牌，他呼喚那種狹義的美國身份認同，承傳WASP文化的正統美國人，其著名的競選口號「讓美國再次偉大」被許多評論（包括《紐約客》、《紐約時報》和《新政治家》發表的三篇文章）解讀為「讓美國再次變白」（Make America White Again）。

塞繆爾·亨廷頓/程克雄/新華出版社/2005-1-1

雖然著名政治學家亨廷頓曾在《我們是誰》一書中將WASP當作美國認同的核心傳統，但「正統美國」的概念本身是高度爭議的。從歷史角度看，早年美國的移民主體來自歐洲，歐洲文化和宗教塑造了美國文化主流。但在理念層面上，新大陸的移民許多是歐洲的「棄兒」，清教徒遭受的宗教壓制使他們要建立一個開放和包容他者的「新世界」。所以，與歐洲大陸那種基於「血與土地」的民族身份不同，美國的認同又是觀念性的：凡是信奉美國理想（自由、平等、人權、民主和憲政等等）的人，不問來歷都可以是「美國人」，這種普遍主義也構成了美國文化和認同的一種「正統」——這是始於從《獨立宣言》的普遍權利，經由林肯的廢奴主義，到馬丁·路德·金的民權運動所代表的傳統。如果將這條政治文化線索從美國的傳統中割裂，那麼美國不過是老歐洲的民族國家美洲翻版，而喪失了其「新大陸」的精神特質。

無論如何，全球主義文化在今年遭遇的反彈值得深思，但這並不是所謂終結。正如《經濟學人》的文章指出的那樣，年輕人並不懼怕全球化帶來的種種變化。在法國雖然只有37％的人認同「全球化力量是好的」這一觀點，但其支持率在18至24歲的年輕人當中高達77％。因此，「新的民族主義者正趾高氣揚地許諾要封鎖國界，並使社會恢復到過去的同質性，但如果下一代人沉住氣，未來可能會再度走向世界主義」。

【作者簡介】

劉擎| 騰訊·大家專欄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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