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家的滅絕及中國千年的悲劇

編者註：墨家是春秋戰國時期百家爭鳴中幾乎是唯一滅絕了的一家學派。這到目前為止似乎還是一個謎。僅以本文向墨家致以敬意！

有史料記載，墨家在春秋戰國時期，一度與儒家相提並論，有「儒墨」並稱，同屬於顯學。甚至在孟子時代，還遠超過儒家。引得孟子內心對墨家只有羨慕忌妒恨，孟子曾經這樣評論墨家：「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孟子.滕文公》）

楊朱當時是道家最具有代表性人物，他的主張是：「撥一毛利天下而不為也」。當時的孟子把儒家思想言論上的主要競爭對手定為兩個人，即楊朱與墨翟，對他們倆內心非常痛恨，孟子說：「楊子取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也。墨子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為之。」（《孟子·盡心上》）

當時人們在思想價值取向上的選擇範圍似乎很小，只有三家，即「逃墨必歸於楊，逃楊必歸於儒。……今之與楊、墨辯者，如追放豚，……」（《孟子·盡心下》）

孟子對他們倆人的怒火中燒，破口大罵也就在難免：「楊氏為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君無父是禽獸也。……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也。……距楊墨，放淫辭，邪說者不得作。……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孟子·滕文公下》）

孟子對楊朱的痛恨在於楊朱把道的無為思想發展到了極致，如果說孔子主張「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尚且還有一個古可述，也還有一個古可信，必要時還創造幾個概念模糊的辭彙，編一部詩集，修訂一下魯國簡史《春秋》，也並不完全是真正意義上的不作不述，而這個楊子還真是很徹底的不作為。完全放任自己。

因此，魯迅先生說：「楊子無書」。因為楊子絕不著述。寫書肯定比拔汗毛要損耗大得多。孟子罵楊朱倒不是因為楊朱不肯積極入世，出來弄個官當，而是因為楊朱居然提及了儒家最大的禁忌，就是自己究竟有沒有處置自己身體部件的權利。

關於對身體的處置權，儒家的觀點是這樣的：「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因此，拔汗毛這個事情的權利本來只在父母，而現在你楊朱卻出來討論自己不肯拔汗毛利天下。

這些與儒家的仕途、孝道、揚名，顯父母是完全違背的。因此，孟子當然痛恨楊朱，不過，好在楊朱只是道家的極端派，道家發展到今人王林大師，為發大財而攀附權貴，傍大款名人，簡直是無不用其極，不要說拔汗毛，就是割個腎估計也是問題不大的。王林大師空中取蛇，其難度係數不知道比拔一根汗毛要難多少倍。

楊朱這樣極端，這樣不被孟子看好，這樣被儒家唾棄，自然是不可能有什麼發展的。而且楊朱還不著書立說，更不帶徒弟。雖然楊朱在世時有不少粉絲，但是，楊朱並不曾帶過一個徒弟，你想想他連汗毛都不願意拔一根利天下，怎麼可能還收門徒呢？一個思想性人物，不著述，不收門徒，不收學費，雖然同時代的人的著述對他有點記載，但是，終究成不了氣候。

先放下楊朱不表，單說墨家，為什麼墨子創立的墨家最後也會滅絕呢？墨家創始人是墨翟，一般稱之為「墨子」。墨子是活在孔子與孟子之間的一個人的，在春秋到戰國的轉折時期。

墨家的主要思想觀點是：「兼愛」、「非攻」、「尚賢」、「尚同」、「天志」、「明鬼」、「非命」、「非樂」、「節葬」、「節用」等觀點。以兼愛為核心，以節用、尚賢為支點。墨子在戰國時期創立了以幾何學、物理學、光學為突出成就的一整套科學理論。用今天的話說，墨子幾乎是中國百家中唯一與邏輯學、自然科學，基督教，以及現代民主政治體制和市民社會接近的一家流派。

墨家的思想其實是最接近現代公民社會與市民社會的思想。

兼愛，用今天的話就是「博愛」，或者叫「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非攻」，用今天的話叫「熱愛和平」，和平與發展。像今年紀念孔子誕2565周年國際紀念大會的主題定為「和平與發展」，其實是定錯了。這個應該是在紀念墨子的時候才適合定的主題。可惜的是墨子一生「兼愛」、「非攻」，中國人卻連提都不提一下。

所謂兼愛，包含平等與博愛的意思。墨子要求君臣、父子、兄弟都要在平等的基礎上相互友愛，「愛人若愛其身」,並認為社會上出現強執弱、富侮貧、貴傲賤的現象，是因天下人不相愛所致。他反對戰爭，要求和平。

所謂「天志明鬼」用今天的話說，就是天有意志，天愛民，君主若違天意就要受天之罰，反之，則會得天之賞。與當今天賦人權，自由憲政說非常接近。

所謂「尚同尚賢」，「尚同」是要求百姓與天子皆上同於天志，上下一心，實行義政。「尚賢」則包括通過民主選舉能幹而有公心正義感的人為官吏，甚至一國之君，也要求通過選舉產生。

全國人民選舉賢者為天子國君。墨子認為，國君必須選舉國中的賢者，而不是像儒家那樣的推舉禪讓制。一旦選舉出來國君與官員，那麼作為選舉的百姓理應在公共行政上對國君及其行政官員和所制定的規則表示服從。同時，墨子也要求上面了解下情，因為只有這樣才能賞善罰暴，而不能夠濫用公共權利。墨子要求君上能尚賢使能，提出「官無常貴，民無終賤」的主張。

看到這裡，簡直是要愛死墨子。我們不難明白，不僅春秋戰國時的儒家學派痛恨墨家，而且即使是今天，墨家仍然被權貴們有意地選擇了遺忘。如果墨家沒有沒落，今日之中國比美國至少早了二千年實現了自由、民主、憲政，並且有自己的人權宣言。

節用節葬。「節用」也是墨家非常強調的一種觀點，他們抨擊君主、貴族的奢侈浪費，尤其反對儒家看重的久喪厚葬之俗，認為久喪厚葬無益於社會。認為君主、貴族都應過著清廉儉樸的生活。墨子要求墨者在這方面也能身體力行。

墨家弟子，從墨子到普通弟子，都是穿短衣草鞋，參加勞動，以吃苦為高尚。這一點與孔子自我炫耀式地「食不厭精，膾不厭細」，「席不正不坐，割不正不食」的奢靡而古怪的生活大不相同。他還特別厭惡儒家的厚葬，特別是孔子主張的活人殉葬的殘酷血腥非人傳統。

用今天的話說，墨家思想是諸子百家中天然的最符合當今「中央八項規定」的一家，為什麼不倡導墨家思想，而把一向奢靡腐敗的儒家重新提出祭拜呢？

非樂。墨子極其反對過度的奢靡的儒家禮樂，甚至有一次出行時，聽說車是在向朝歌舞聲方向走，立馬要求掉頭。這一點與孔子看到魯國大臣季氏在自己家裡擺「八佾舞」會大發雷霆，叫出「是可忍，孰不可忍」大不相同，等級森嚴的禮儀樂隊，只是勞民傷財而已，一定會敗壞社會風氣。

墨子的非命觀點，一方面肯定天有意志，能賞善罰惡，藉助外在神的力量服務於他的「兼愛」，另一方面又否定儒家提倡的「天命」，主張「非命」。認為認得壽夭，貧富和天下的安危，治亂都不是由「命」決定的，而是人積極可為的，人的努力完全可以達到富、貴、安、治的目標。

因此，墨子極力反對儒家所說的「生死有命，富貴在天」，認為這種說法「繁飾有命以叫眾愚朴之人」。墨子看到這種思想對人的創造力與人性的消磨與損傷，所以提出「非命」，因為人是有自由意志的，人必須有所作為，必須對自己的行為負責，必須有點公共意識，遇事只是抱怨自己命不好，而不去反思檢討自己，把一切都歸為宿命，把人放到了一個完全被動態度，是不好的。

墨子對戰爭所帶來的禍害的評論與分析也非常到位。

第一貽誤農時，破壞生產。農業是斬斷了老百姓的衣食之源。

第二，搶劫財富，不勞而獲。竊入桃李，搶人犬豕雞豚、牛馬，殺人越貨者，「謂之不義」，攻小國，「入其溝境，刈其莊稼，斬其樹木」，同樣是「不與其勞就其實，以非其所有而取」的不義行為。

第三，殘害無辜，掠民為奴。墨子指出，大國君主命令軍隊攻小國，「民之格者，則逕殺之。不格者，則系操而歸。丈夫以為仆圉胥靡，婦人以為舂酋。」

墨子一生著述頗豐，雖然也有弟子之言參雜其中，但是，絕大多數還是墨子親自著述的。墨子也廣收門徒，雖然遠不及孔子的三千弟之多，但是，據說也在數百人以上。

墨子一生也帶領弟子周遊列國，雖然《史記》記載說墨子曾做過宋國大夫，但是，與孔子去謀個官做不同的是，他帶領弟子周遊列國的目的是去阻止戰爭，保護小國不被大國滅掉，不僅用強大的理念說服對方，還為被侵略一方提供防守設備與武器，甚至親自帶領弟子參加保衛戰。墨家上下，齊心協力，瞄準事做，根本不在乎級別。「故背周道而行夏政」。

墨子的學問才可以稱得上真正的學科。墨子的哲學建樹，以認識論和邏輯學最為突出，其貢獻是先秦其他諸子所無法企及的。墨子的邏輯學墨辯、印度的因明學與古希臘的亞里士多德邏輯，並稱世界三大古典邏輯。

他比較自覺地、大量地運用了邏輯推論的方法，以建立或論證自己的政治、倫理思想。他還在中國邏輯史上第一次提出了辯、類、故等邏輯概念。並要求將辯作為一種專門知識來學習。墨子的「辯」雖然統指辯論技術，但卻是建立在知類（事物之類）明故（根據、理由）基礎上的，因而屬於邏輯類推或論證的範疇。墨子所說的「三表」既是言談的思想標準，也包含有推理論證的因素。

墨家滅絕，導致中國二千多年時間裡缺乏邏輯學，只會頂著聖人的頭銜，學著聖人之言，不會表達，不會講理。可以說是中國人的悲哀。

墨子的認識論在今天看來仍然是十分有效的認識論。怎樣判定一個事理的正確性？他以 「 耳目之實 」的直接感覺經驗為認識的唯一來源，他認為，判斷事物的有與無，不能憑個人的臆想，而要以大家所看到的和所聽到的為依據。

墨子從這一樸素唯物主義經驗論出發，提出了檢驗認識真偽的標準，即三表：「上本之於古者聖王之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實」 ，「廢（發）以為刑政 ，觀其中國家百姓人民之利」。墨子把「事」 、「實」、「利」綜合起來，以間接經驗、直接經驗和社會效果為準繩，努力排除個人的主觀成見。在名實關係上，他提出「非以其名也，以其取也」的命題，主張以實正名，名副其實。墨子強調感覺經驗的真實性的認識論也有很大的局限性，他曾以有人「嘗見鬼神之物，聞鬼神之聲」為理由，得出「鬼神之有」的結論。但墨子並沒有忽視理性認識的作用。

墨子認為，人的知識來源可分為三個方面，即聞知、說知和親知。他把聞知又分為傳聞和親聞二種，但不管是傳聞或親聞，在墨子看來都不應當是簡單地接受，而必須消化並融會貫通，使之成為自己的知識。因此，他強調要「循所聞而得其義「，即在聽聞、承受之後，加以思索、考察，以別人的知識作為基礎，進而繼承和發揚。

墨子所說的「說知」，包含有推理、考證的意思，指由推論而得到的知識。他特彆強調「聞所不知若已知，則兩知之」，即由已知的知識去推知未知的知識。如已知火是熱的，推知所有的火都是熱的；圓可用圓規畫出，推知所有的圓都可用圓規度量。由此可見，墨子的聞知和說知不是消極簡單地承受，而是蘊涵著積極的進取精神。

除聞知和說知外，墨子非常重視親知，這也是墨子與先秦其他諸子的一個重大不同之處。墨子所說的親知，乃是自身親歷所得到的知識。他把親知的過程分為「慮」、「接」、「明」三個步驟。「慮」是人的認識能力求知的狀態，即生心動念之始，以心趣境，有所求索。但僅僅思慮卻未必能得到知識，譬如張眼睨視外物，未必能認識到外物的真象。因而要「接」知，讓眼、耳、鼻、舌、身等感覺器官去與外物相接觸，以感知外物的外部性質和形狀。

而「接」知得到的仍然是很不完全的知識，它所得到的只能是事物的表觀知識，且有些事物，如時間，是感官所不能感受到的。因此，人由感官得到的知識還是初步的，不完全的，還必須把得到的知識加以綜合、整理、分析和推論，方能達到「明」知的境界。總之，墨子把知識來源的三個方面有機地聯繫在一起，在認識論領域中獨樹一幟。

另外，墨子還在數學、幾何、物理、光學、聲學、機械製造等等方面都有自己獨特的研究與貢獻，即使在當時整個人類社會都是比較先進的。比如數學方面有倍數、級數的概念。在幾何方面對圓、長方形、直角方面的定義都非常準確。

在物理方面涉及槓桿原理。在光學方面最值得一提，有小孔成像的實驗研究。墨子說光源如果不是點光源，由於從各點發射的光線產生重複照射，物體就會產生本影和副影；如果光源是點光源，則只有本影出現。接著，墨子又進行了小孔成像的實驗。

他明確指出，光是直線傳播的，物體通過小孔所形成的像是倒像。這是因為光線經過物體再穿過小孔時，由於光的直線傳播，物體上方成像於下，物體下部成像於上，故所成的像為倒像。

他還探討了影像的大小與物體的斜正、光源的遠近的關係，指出物斜或光源遠則影長細，物正或光源近則影短粗，如果是反射光，則影形成於物與光源之間。墨子還對平面鏡、凹面鏡、凸面鏡等進行了相當系統的研究，得出了幾何光學的一系列基本原理。他指出，平面鏡所形成的是大小相同、遠近對稱的像，但卻左右倒換。如果是二個或多個平面鏡相向而照射，則會出現重複反射，形成無數的像。凹面鏡的成像是在「中」之內形成正像，距「中」遠所成像大，距「中」近所成的像小，在「中」處則像與物一樣大；在「中」之外，則形成的是倒像，近「中」像大，遠「中」像小。

凸面鏡則只形成正像，近鏡像大，遠鏡像小。這裡的「中」為球面鏡之球心，墨子雖尚未能區分球心與焦點的差別，把球心與焦點混淆在一起，但其結論與近現代球面鏡成像原理還是基本相符的。在聲學方面也懂得了聲音放大的原理。

在機械製造方面更是精巧細緻，在軍事、農業與手工業等方面都非常實用。但是，這些在現實生活中非常有實用價值的科學技術，在孔子儒家看來，只是器具的層面，即孔子所謂的「君子不器」，在儒術獨尊之後，自然是被社會歧視的對象。（以上關於墨子的研究資料均來自於百度百科資料）

從以上對墨子思想理論初步的描述來看，墨子之所以會滅絕，其實正是儒法結合的結果，儒家滿口仁義道德，法家講究陰謀、陽謀控制術。這些東西都與墨家思想格格不入。無論政治思想，制度設置，核心價值觀，還是研究的範圍，墨家的思想都遠遠超出了當時的諸子百家。

老子的《道德經》雖然玄之又玄，高深莫測，但是僅限於少數極有智慧的人之間的高談闊論之用。形成不了制度，更無法與社會現實結合，產生實效。墨子的思想，是中國宗教的萌芽，真正哲學中的邏輯學與認識論的創始人，也是中國最早的民主政治的開端，還是中國科學技術的始祖。

如果不因為西漢漢武帝、董仲舒之間搞官學勾結，弄出一個摧毀中華文明的「廢黜百家，獨尊儒術」，墨家不可能在自由競爭中失敗。可以這樣說，正是中國的皇權政治與儒家文化勾結扼殺了中國的好思想＿＿墨家思想。

中國歷史上墨家思想發展到西漢時即嘎然而止，而西漢歷史上又發生官學勾結的「儒術獨尊」，而儒學與墨學之間的思想又如是如此格格不入，互相反對，其實這裡的道理不言而喻了。

儒學獨霸中國思想領域，引領中國二千多年，所經歷的歷史，在為帝王歌功頌德的所謂正史＿＿《二十四史》中都有描述，是如此的血腥、殘酷而漫長。當年魯迅先生是這樣描述中國二千多年的歷史（魯迅：《燈下漫筆》）：

一，想做奴隸而不得的時代；

二，暫時做穩了奴隸的時代。

這個概括到現在也並沒有過時。

隨便翻開《二十四史》中的任何一史，任何一頁，都寫滿了「吃人」二字。每個時代都充滿了血腥、恐怖、殘酷與宮廷里的勾心鬥角、爾虞我詐，陰險毒辣。黑格爾讀到中國人的歷史時曾經嘲笑中國人並沒有真正的歷史，只是一個個王朝的反覆更替而已。一些國學家、儒家學者也自然是知道中國二千多年的儒法勾結獨霸史是如此地不堪細查，因此，像錢穆這樣的國學大師、儒家歷史學家就要求中國的年輕人在讀中國歷史的時候，需要有一點溫情與敬意。他在《國史大綱》前言中說：

凡讀本書請先具下列諸信念：

一、當信任何一國之國民，尤其是自稱知識在水平線以上之國民，對其本國已往歷史，應該略有所知。否則最多只算一有知識的人，不能算一有知識的國民。

二、所謂對其本國已往歷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隨一種對其本國已往歷史之溫情與敬意。否則只算知道了一些外國史，不得雲對本國史有知識。

三、所謂對其本國已往歷史有一種溫情與敬意者，至少不會對其本國歷史抱一種偏激的虛無主義。即視本國已往歷史為無一點有價值，亦無一處足以使彼滿意。

亦至少不會感到現在我們是站在已往歷史最高之頂點，此乃一種淺薄狂妄的進化觀。

而將我們當身種種罪惡與弱點，一切諉卸於古人。此乃一種似是而非之文化自譴。

四、當信每一國家必待其國民具備上列諸條件者比較漸多，其國家乃再有向前發展之希望。否則其所改進，等於一個被征服國或次殖民地之改進，對其自身國家不發生關係。換言之，此種改進，無異是一種變相的文化征服，乃其文化自身之萎縮與消滅，並非其文化自身之轉變與發皇。

錢穆先生此言在先，可以說是對中國歷史心虛到了極點，毫無自信的最好表現。美國人歷史雖然不長，但是美國人的歷史根本無需要加這些先在的限定詞。特別是強迫研究中國歷史的中國人必須先懷抱「溫情與敬意」去研究。這完全違背了歷史研究科學方法先要求用事實材料說話，追求歷史真相，還原歷史事實的歷史研究基本原則。歷史學家傅斯年先生稱之為先入為主，先斷後考。先有「溫情與敬意」，再圍繞溫情與敬意去組織材料，篩選材料。傅斯年先生的歷史研究原則就是：「有一份材料出一份貨，有十份材料出十份貨，沒有材料就不出貨」。

中國人二千多年來，遠離了人性、人權和自由，也遠離了宗教、民主和科學，至今還在儒術的泥沼里不能自拔。歷史常常就是如此弔詭，開始的一點點陰差陽錯，年復一年，一復一日，歷經千年，終鑄成大錯。

有些中國人很有意思，思維完全不按照邏輯來。當你批評孔子儒家思想的時候，他們會說他們是二千多年前的古人啊，怎麼能夠用現在社會與現代人的標準去衡量一個古人呢？

當要尊孔崇儒的時候，他們又說古人如何如何了不起。其實很簡單，當你要尊孔崇儒的時候，其實就是準備拿古人的思想要求現代人，拿古代社會來要求現代社會。

既然如此，現在人當然有權利、責任與義務對古人的思想作出一番梳理。就好像你要采一塊石頭當我家的建築材料，我當然要對這塊材料作出簽定與分析，看看石材的質地堅硬程度，還要看看這塊石頭有沒有放射性的有害物質等等。

今天分析墨家在儒學獨尊之後的消失，其意義其實也就在這裡。每當我聽到儒術又要獨尊，儒術甚至要被定為「國教」的時候，我內心裡就直打鼓。中國二千多年的歷史教訓，足以讓我們領略到人類社會中對人性與自由的尊重是多麼地重要。對思想市場的尊重與維護是多麼重要。

可以這樣說，當年墨家的興盛，是中國市民社會、公民社會和自由社會的自然發育與啟蒙，而儒術獨尊則是政治強權對這個自由社會的公然踐踏與摧殘。中國人終於被儒法愚弄與蹂躪二千多年之久。

人是自由自主的，人選擇什麼，便是什麼，那個文化基因是會遺傳的，以今天的科學方法回過頭去分析一下文化的遺傳基因就顯得特別重要而急迫。現在看來，中國的墨家的滅絕正是中國千年皇權政治加愚昧的結果，也是中國千年苦難的思想文化根源。

王陽明心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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