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書有酒有朋友的做書跨年夜

文史 01-20

在2016年的最後一天，最後一秒，我們同一百多位出版行業的朋友，愛書的人擠在一百平米的空間里，以關於書的故事結束 2016，人手抱著一本書，擁抱身邊的陌生人開始了2017。

其中，三位不同類型的出版人，一位來自「血統純正」的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位曾經紮根於學術書出版，後劍走偏鋒自立門戶，推出一系列口碑好書；一位版權編輯，讓大陸讀者也有幸讀到《斯通納》里那位老教授如何固守自己的陣地。跟之前活動不同的是，這次他們更溫柔、更感激，更像個讀者，去分享他們愛的書，和這些書出版背後的開心與不開心。

在跨年夜活動開始前，還陸續收到想要報名的消息。無奈場地實在有限。更遺憾的是很多的朋友不在北京。做這樣一篇文章，希望2017年你的手邊仍然有書，有好書。

做書：歡迎大家在重霾的天氣里，來參加我們今年最後一場「做書者說」，並跟這麼多朋友一起跨年。今年做書微信一共推送了360期，並做了十二場「做書者說」活動。謝謝各位的支持，希望大家未來還能繼續關注我們。

今天請了三位出版人，跟大家聊一聊，他們在2016年做了哪一些事情，發生了哪些故事，開心或不開心的回憶。

今天的嘉賓主持是人民文學出版社的趙萍老師，她做過《北鳶》、《繭》這些大家很熟悉書。另一位是湖岸出版的景雁老師，湖岸是曾做過大家很熟悉的《24個比利》的出版公司，今年做了《冰雪紀行》，未來還會出一些更好的書。還有一位是龔琦老師，龔琦應該算是一線的編輯，主要負責版權，大家都很熟悉的《斯通納》就是她負責跟進了從版權引進到出版的整個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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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實錄

趙萍：我剛才來的路上，碰到了一個小夥子好像也在找這個地方，我說我去時差，大家都是去一個地方，沒想到現場來了這麼多人。

剛才路上碰到那小夥子就是學出版的。其實今天，很多都是編輯，大家來聊聊自己做的一些書，也不局限於我們三個人來講，剛才很多朋友也都來了，這位是術術同學，我的朋友，她是博集天卷的副總，也是很多的暢銷書的操盤手。然後還有我的同事，文珍，大家可能知道她，她寫過《我們夜裡在美術館談戀愛》。

先自我先介紹一下，我是人民文學出版社當代文學編輯部的趙萍，研究生畢業之後，2003年進入了人民文學出版社，先在策劃部做營銷推廣，2012年到了編輯部，負責內容策劃和出版。這位是龔琦，今年非常有名的一本書《斯通納》就是由她負責的；另一位是湖岸的的景雁老師。

龔琦：我剛剛聽到趙老師說，下面坐了不少編輯，然後我想對另外那一半不是編輯行業的朋友們說，謝謝你們支持這個行業。

景雁：大家好，我叫景雁，我在做一個比較新的出版品牌——湖岸。湖岸成立沒有多久，前前後後只出過幾本書，可是每一本書在相應的目標讀者圈子裡面，反響都還不錯，就像《24個比利》，喬布斯妹妹以喬布斯為藍本寫的《凡人》，還有德國導演赫爾佐格寫的《冰雪紀行》，還有簡·莫里斯寫的《他她》，都是我們出的。我們出的每一本書，都似乎有點劍走偏鋒的感覺，但每一本書的反響，到現在為止都還不錯。

還有一本，可能很多人批評過，這本書叫《Book Of Answer》，去年的綜藝節目《我們相愛吧》、《快樂大本營》全部都用過，就是我們出的正式授權版本《解答之書》。國內賣得最好的是跟風的幾個版本，有叫《答案之書》、《你的人生解答書》等。

介紹一下，我過去是做學術書的，做過《維特根斯坦傳：天才之為責任》、《邏輯哲學》，還做過齊奧朗的《解體概要》，法國的一個思想家，圈子裡有些朋友挺喜歡。後來因為做編輯做久了，大家都知道會比較辛苦，最後沒辦法，就決定退出來，做了現在的湖岸。

好的內容天生就是大長腿

趙萍：大家可以發現，我們三個的組合，一個做外版文學，一個偏學術和社科，我做原創文學。我在人民文學出版社所負責的當代文學這塊，主要是1949年之後，打交道的還是一批活著的作家。從年初路內的《慈悲》、王安憶的《匿名》、張煒的《獨藥師》，還有我們最近的《北鳶》、張悅然的《繭》。

我們先從《斯通納》開始談。

我看《斯通納》的時候是去年的夏天，國外的一個科學家來中國，他跟中國的一些當代的作家有一些交流，特別是版權方面。在這個活動上，我見到了《紐約時報》出版社的編輯，非常資深的編輯，很精瘦很優雅的一位先生，他說他做了《斯通納》，我沒有反應。到後來我看完《斯通納》後說，如果說我早看了的話，我會跟他多聊一些，會拽著他，講我讀《斯通納》的一些感受。

龔琦：他也應該會很想再跟趙老師聊一下，因為後來做《斯通納》和他聯繫過，他也說到他們主要出這種經典文學。

關於《斯通納》這本書，其實當作者把它寫完的時候，它就已經發生了，我只作為一個微小的工作人，真的沒有任何可說的，不是沒有什麼可說的，是沒有任何可說的。

以前經手過的一些書，或者看同事處理一些書的手法，會覺得那是一種方向，一種思路，但是做了這本書之後，我發現好的內容自己可以走得更遠。

德語裡面有一句諺語叫謊言腿短，所以我覺得好的內容可能天生就是大長腿。但重要的是，你不能給它穿上一條很難看的褲子，把這個優勢給遮掩了。

趙老師剛才說到一個問題，也是做外版文學經常會遇到的傷心事。我們很多作家都已經去世，想跟他們交流，但是沒有辦法，我們無法穿越時間的屏障。在這點上，一直有關於這個在世作家和不在世作家的疑問。對於已經過世的作家，可能發掘的點不會是作者或是作品，而是在國外有一個定位、地位和經典作品的作家，我們會更關注這類作家的作品。

但是這種還活著的作家，他自己還是動態，也在寫作，不斷地給自己增加新內容。請問趙老師，您在處理國內作家的這種營銷、定位的時候，如何看待這個問題？不管是處理在世的，還是已經去世的。

趙萍：做出版，很重要的一點就是選擇。怎麼來選擇一個好的內容，尤其對原創書來說，量非常大，內容水平也參差不齊。我們一年收到的自然來稿可能有四百多種，但是99%以上，都是不太能用的，因為看的多了，很多就沒法選擇。

我們在選擇上基本依據兩點：一本書要麼就是特別厚重，拿出來就覺得它沉甸甸的，寫作是宏觀的，或者作品是很深厚的；要麼就是有創新，在結構、語言、處理角度上，在社會關注度上，需要有特別新的點。

所以好的文學，好的小說，我們會先抽出來，在每個部門裡做一些討論。大家很多都是做了幾十年的文學編輯，對這個會有一些自己的判斷。一部小說不可能做到非常完美，會有一些偏差，比如在小說結構上。因為把握好長篇的能力並不是一日之功，可能需要從短篇開始，慢慢訓練；從在雜誌上先發表作品，然後慢慢的才能寫成，能夠把握長篇，你要氣夠長身體夠好。身體不好，寫不了長篇。

講一個當年我們做《推拿》時的故事，可能大家都知道了：我們在北京黑暗餐廳里開了發布會，所有的媒體，都是由帶著紅外線的餐廳管理員領進去。大家在裡面，聽畢老師來講他的《推拿》，講一群盲人的故事。《推拿》這部小說很特別的一點，它不是以一個正常人的眼睛去看盲人，它所有的主角都是盲人，完全是一個發生在黑暗中的故事。這樣的一個主題，我想到它的營銷應該在這樣一個完全黑暗，沒有任何光感的地方，大家來討論這本書。

發布會進行到一半的時候，中央人民廣播電台的一個播音員很激動地站起來說：我從來沒有為自己做的這份職業感到這麼驕傲。因為他是做廣播的，可以用聲音去傳播信息。在那場發布會之後，北京所有的報紙的頭版，全部都在報道《推拿》；一個星期之內，《推拿》的影視版權就賣出去了。這是一個跟內容結合得很好的營銷推廣案例。

我知道龔琦做《斯通納》的時候，遇到過一個困難。

龔琦：我特別要感謝術術老師和趙萍老師，因為當初這本書出來後，所有的人都很激動。我們決定要給作家、媒體寄樣書，所有的樣書寄出去，好像他們沒有收到一樣，以至於我開始懷疑快遞。我挨個給他們打電話，其中還包括余華老師的妻子，總之是打了非常非常多的電話。其中一位老師拍了一張照片，發到她微博裡面，連書名都沒提。我當時想，好吧那就先這樣吧，然後開始去找其他媒體了。

但是後來《斯通納》在正式出版之後，有了新的轉機，趙老師可以說一下。

趙萍：我看完《斯通納》之後，有一天跟畢老師打電話，畢老師說幹嘛，我說看了一本特別好的書，你一定要看，然後他說什麼書呢，我說是術術推薦給我的一本書叫《斯通納》，他說，我收到試讀本了，他們讓我寫序。我問畢飛宇老師，你寫了嗎？他說，「我沒寫，我當時正在寫小說，沒有時間寫。」我當時就說，你怎麼能這樣呢，這麼好的書你怎麼能不寫序呢？

他馬上就要出一本《小說課》，是關於很多經典的一個分析。然後我說《斯通納》這本書你一定也要寫進去。他說這是長篇，對於分析來說，他需要短篇。如果和龔琪早認識，我可以幫忙去督促畢老師來寫序，中間的那個線人出現的稍晚了幾步。關於線人是怎麼回事，我們來請術術老師。

人有人命，書有書命，盡人事而聽天命

術術：我是博集天卷的，我們做了很多所謂的暢銷書。我個人是一個文學青年、文學讀者，以前也寫過小說。有一陣子，突然間覺得自己無書可讀，就問我的同事，能不能向我推薦一本書——他推薦了《斯通納》。看到最後，我激動地在房間里不停走來走去：太好看了。看到最後，淚流滿面、泣不成聲，後來我拚命地想推薦給別人。於是訂了先寄給畢淑敏老師一本，然後寄給我們的合作夥伴吳曉波先生一本。

當然我也有安利不成功的經驗：畢淑敏老師看了後給我發微信說，你對這本小說特別感觸，說明你是一個不勇於改變自己人生的人。但我仍然向很多人推薦，也有成功的，比如說我向香港皇冠出版社的麥成輝先生推薦這本書，麥先生回復說，感謝你向我推薦這本書，我看到了這種人生的真相，讓我很著迷，然後我還陸續給其他人推薦，因為我有很多演員朋友。

我也向吳思先生推薦這本書，吳老師後來看了後說，這本書的異己感，他自己也有，他說這個特別曼妙，非常喜歡。但是趙萍我向她安利以後，是非常成功的。她有一天用語音給我發了一個微信，說這個小說真的太好看了。所以如果現場有人沒看，我覺得還是應該看一看，特別好看。旁邊坐的是我外甥女，我也向她安利了這個書，她說她看了二分之一，還沒有看完，我覺得主要她太年輕了，可能再長一長，就可以看完這本書。但是我覺得《斯通納》是五十年前的一部小說，能夠重新回到大眾視野，這就是文學的魅力。

景雁：我其實一直有個疑問，就是偏知識分子題材的小說，像是菲利普羅斯寫的《垂死的肉身》，一直都有。我特別好奇為什麼《斯通納》這本書一下起來了，或者說是在哪個傳播的節點上引爆起來，非常好奇。因為我對這個題材的小說特別感興趣，可過去一直是小眾的一個趣味，現在變成這麼多人的，我挺驚訝。

趙萍：因這兩天剛剛看到吳曉波老師的一個年終盤點，他說到中產階級在中國的崛起。我們做小說的時候，有的時候小說的主題正好切合了這種思潮，可能一下子書就起來了。我做過一本書《我與蘭登書屋》，其中有關於出版人細節，他說的大概的意思是，法國一個出版社的老總曾經說過：從來不知道我的書會是什麼樣的命運，人有人命，書有書命，有些書就是在某個節點適當出現。當然你要做，盡人事聽天命。

龔琦：我覺得其實就是趙老師所說的盡人事聽天命。在這個行業，尤其是做選題策劃，做營銷的朋友，一定都有很深的感觸。很可能你做了所有的工作，那一本書沒有起來，或者說你為一本書，只切到點的工作，它就起來了。

說到最開始為什麼要做這本書，是很日常的看書過程中看到它，覺得很好，但是並沒有說是我一天看到，第二天就決定把它簽下來。只是閱讀之後，如影隨行的感覺，讓人覺得應該讓其他人也看看這本書，所以我會先去跟同事安利，然後就是正常的出版流程。為什麼這本書可以做起來，有一個原因可能是大家的厚愛吧。

趙萍：其實有時候，再多的推廣，都沒有書本身的內容重要，首先內容是一本好的、立得住的，才會是讓大家產生口碑效應的一本書。景雁他們的一些書，其實一開始也不見得有很大的銷量，但是慢慢地做起來之後，還是有一個挺好的一個前景，我覺得你們在做口碑書這方面，還是很有一些心得的。

因為一說起德國新電影，就那三個導演，赫爾佐格是其中最特別的一個。而且赫爾佐格自己也承認，對他來說，比他電影還重要的其實就是兩本書。我們現在剛出了第一本，他人生最重要時刻的一次旅行，就是從慕尼黑到巴黎，冬天他走了幾百公里。因為他的一個精神導師在巴黎電影資料館工作，馬上要病死了，他覺得如果是一步一步走，從慕尼黑走到巴黎，這個對他來說最重要的人肯定不會死，而且德國電影肯定不會就這樣消沉下去。

我很喜歡赫爾佐格，一看到他說竟然有兩本書對他來說比他電影還重要，我一定得找來看。拿到這個書之後，虹膜來推，很快在圈子裡面反響都起來了。反正這種書大家都知道，賣得再起來，也就是一兩萬。

大家都是編輯也知道，這種電影類的小眾題材的書，可是我們這個在幾個比較重要的節點推了之後，現在反響特別好。我也發現很多不知道赫爾佐格的人，竟然都開始關注這個事，我挺開心。因為這個書剛推的很短時間，下一步怎麼樣，我還不知道，我只是非常開心能把一個我這麼喜歡的人，這麼有性格的一個人推到這麼多人面前。

找到一本書跟大眾相遇的理由

趙萍：有位台灣出版人說過，編輯就是要為你的書尋找一個跟社會相遇的理由。我們拿到書之後，不論是對內容的定位，還是裝幀、腰封、文案，其實都是對這本書的把握和理解。然後你的推廣，我覺得都是，那句話說的非常好，就是你要尋找一個跟社會、大眾相遇的理由。

我想請你們兩個聊一聊，在這一點上你們有什麼心得。在這個過程中，有什麼有趣的事，或者有什麼挺難為的事。先嘆一口氣，挺不容易的。

景雁：就像剛才說《冰雪紀行》那本書，其實是就不太在乎誰會讀這本書。作為編輯，無論市場怎麼樣，你肯定要對你的這個產品、文本特別有信心，你是發自內心的喜歡這個東西，然後你才能全身心投入去推。自然相應的就是，作為編輯，下一步其實就是渠道和發行。發行能感覺到意義，也能感受到一些商業價值，因為發行畢竟要賣錢的。接下來，它自動會往下傳導，我覺得這個是挺重要。

我在十年前做過一本簡·莫里斯的《變性人》，她在英國算是旅行文學方面的大家，隨筆這個領域裡面，只要提起來，她都是繞不過去的人物。我當時拿到那個書，就想為什麼沒人做，當時做了她的兩本書，一本叫《世界：半個世紀的行走與書寫》，是她一輩子在世界各地旅行的隨筆，另外一本就是，《的里雅斯特：無名之地的意義》。做了之後，我發現比較深度的讀者特別喜歡，但大眾沒反響。這次發現她的變性經歷文本一直沒有人做，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的時候，郁達夫的兒子郁飛在浙江文藝出過一本書，這兩年，LGBT群體影響力越來越大，也有越來越多人關注這個群體，覺得這本書可以試一試，能不能盡量少刪節地把它做出來。

這本書講一個人從小認為自己本質上是個女孩，只是被放在男人身體里。我簽這本書的時候，腦袋就有點頭大，覺得難出。非常幸運的是，儘管試了很多次，就是換了挺多地兒，最後一個字沒刪都出了。我把這本書送給LGBT的T這個群體裡面的一些人，她們特別喜歡，這本書等於沒白做。

龔琦：關於簡·莫里斯，因為我自己也關注過這個作者，我也知道她是一個非常特殊的變性人，因為她身體力行做這件事的時代實在是太早了，但是我沒有想過，她曾經把這些內容寫下來，成為一本書。所以當我看到這本書的時候，想說這個東西應該很早被我們做出來的。

當然景老師也說到，有些政策或者環境方面的原因，所以很難。作為簡·莫里斯的粉絲，我很開心看到這本書的出版。同時我也在思考，為什麼一定要出一個旅行文學作家的變性傳記，其實說到底，並不是因為她在談變性這件事，她談的也不是自己從男性身體轉變為女性身體之後的變化，其實是因為簡·莫里斯是一個具有非常強大精神的人。

她從一個貴族家庭出來，父母都是名門望族，她也參加過一戰。基本上，她所處的那個環境，都是英國的上層男士所處的環境。她一直以一種不為人知的隱秘狀態生活著。但是這麼多年，一直到她最後跟妻子結婚，生了孩子，她都沒有放棄自己變性的這個念頭。其實這不是關於性別的問題，這可能是關於一個個人選擇，她在那個時代怎麼樣生活，因為生活在英國最保守的時代，但是後來最起碼快樂的生活著。

景雁：快樂地生活著。

龔琦：我很開心看到她真的很快樂。對一個讀者來說，可能更關注的是她寫過那麼多旅行文學，作為一個讀者，我可以學到很多知識。我讀這個，它其實對我來說意義更大，因為我會閱讀到這個了不起的寫作背後，作者到底是怎樣的想法，她到底是一個怎樣的人。所以我覺得選擇內容的時候，是要選擇什麼樣的內容，怎樣讓內容和社會產生一個節點，能夠落實到每一個具體的人身上，會讓你覺得這個內容是和你的生活如影隨形的。跟每一個人發生聯繫，就足夠了。但可能跟每一個人發生聯繫，也就賣五萬冊。

趙萍：他們兩位都講了今年做的一些新書，我也說說我們做的一些，其實我們人文社大家覺得都是出經典，都是出這種名家名作，這樣一個狀態。我們今年出的幾本新書，特別要提的就是幾本七零後到八零後作家的作品，路內的《慈悲》，張悅然的《繭》，還有葛亮的《北鳶》。今年應該是人文社，最集中出版七零、八零後，關注到七零、八零後作家的關鍵一年。

我們部門有一個編輯新進來，我問她為什麼要來我們社，她說當時打電話給王安憶，她在工人出版社時跟王安憶約一本書。王安憶的性格，大家可以看看她的譯文，是個很直接的人，沒有很多廢話，直接說，我已經有出版社，就把電話扣掉了。她就覺得，我要做文學類的書，肯定要來人民文學出版社做原創的書。

我們都是在關注這些青年的作家，其實他們也不算年輕，七零後作家，像路內已經四十多歲了，今天我看了他寫的一篇文章，說他眼睛已經有老花的趨勢了，我看了之後很傷心，他應該是文壇的中堅力量。

像路內的《慈悲》應該是在年初的時候給的我們，在《收穫》上首發，張悅然的書是七月份出版的，葛亮是九月份出版的，正好這樣一個周期。今年我們有一個盤點，他們這批作家，都是關注歷史和父輩。但是他們的寫法跟以前非常不一樣。比如說路內的作品，其實跟我們的老一輩，就是年長一些的編輯，是有分歧的。他們覺得寫工廠怎麼是這麼冷的底調，就是他們經歷的那個時代，像路內說的是一個斧頭式的五十年，用了九萬多字寫下來，他的筆觸非常乾淨。

這種敘述方式，可能是我們現在來看書的時候，是比較接受的。包括《斯通納》，雖然是五十年前的作品，但是我覺得它是一個白描式的作品，它沒有那種很洋溢的，甚至說意的那種感覺，情感的表達都沒有，它是一種靜水深流，就是很平靜的水面上，其實內心是非常翻湧的。

當然我們說老一輩，就是說我們中間的現在名家名作，他們的作品，像王安憶，已經在藝術上達到非常高的水準了，她推出的每一部作品，你絕對不會失望，你絕對不會覺得她掉水準，這就是一流作家的功力。我相信她們這批作家會繼續寫下去。包括葛亮，大家可能看過他的《朱雀》和《北鳶》，會覺得這個作家特別有前景，因為他的《北鳶》比《朱雀》，我覺得進步了很多。

像張悅然，她自己是希望在文學上能夠走得更遠，她關注的一些情感，關注現實的一種方式，關注歷史的方式，她是用自己很獨特的方式來表達，這是一本八零後的大書，我覺得這幾本作品，將來會在文學史上有自己的一個地位，就是在人民文學出版社的出版史上，我們也要每個階段能寫上一筆。

所以說我覺得我們做書，很多的時候內容是源頭，編輯一定要看完這個作品，你覺得我對這個作品是有信心的，我一定要把它做好。可能我做一本書，跟我的獎金掛鉤，我會賠錢，因為我們現在每個出版社可能都是一樣，會有對編輯的考核，那你的書如果是退貨量很大，或者是有簽很高的量但沒有賣出去，可能你要承擔一定的經濟風險。我做這些書的時候，即使我可能沒有獎金，也覺得值得去做，那我覺得這樣的一個狀態，才能把書做好。

然後我還想，咱們這麼多的在場的讀者，其實我們聊的也很多了，其實我們特別想跟大家聊聊。大家其實都是同行，很多做跟出版有關的工作，大家有沒有一些問題可以一起來交流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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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問環節

觀眾：我有一個問題問龔老師，就是您是做外國文學史，雖然我做別的方面的翻譯。有一次我就在跟一個編輯在聊天的時候，然後我跟他談到文體的問題。我就跟他這麼說，比如魯迅的傳統是把一百翻譯成了一百，可能另一端是林少華的傳統，要把一百翻譯成一百二或者一百三。編輯要有這個選擇譯者文風的權利，退一步說，您是想要繁花似錦的還是特別樸實的文字？謝謝。

龔琦：謝謝這位朋友的問題，其實這個問題，我之前自己做讀者的時候也想過，學了英語之後，可能想得更多。但是我自己做了編輯之後，我發現這個問題可能稍微淡化一點。

因為我自己有一個想法是，不管是我，還是譯者、設計師、營銷，我們要做的一件事，就是對這個作者是有好處的。第一是要忠於作者，他寫作的意圖，第二是忠於他的風格。我在選擇譯者的時候，會考慮實現作品、作者利益最大化。所以我覺得這個是靠溝通，你如何向譯者表達你的想法，如果這個作家還活著，當然非常好，你可以讓他跟譯者直接談。

如果那個作家去世了，編輯自己對這本書的理解會佔很大比重。我覺得，編輯做書做得越多，這個問題反而不是那麼重要。因為我相信能夠長期與你合作的譯者，一定是水平不會太波動、起伏太大的。如果能夠逐漸趨向同一個選擇的話，其實就是一次成功的合作，因為一個成功的合作，就是對作者最好的。我大概是這樣的想法。

我不知道，比方說景老師您也做過一些學術出版，因為我覺得學術出版其實對文體方面的要求更高，您是怎麼看？或者說您會在這個方面做一些取捨嗎？就是在選擇譯者方面。

景雁：學術的基本分兩類，一類就是特別嚴肅的那種，就是哲學。最難翻譯的是法國相關的一些東西，因為往往那個意譯跟形式是完全在一起的，你要用另外一種語言完整地把那個結構跟它的意義，全都再生出來其實是不可能的。

你剛才提這個問題，其實我說句大實話，做翻譯前提是你的理解能力沒問題，你的外文閱讀能力前期是沒問題的。在你的閱讀量足夠的基礎上，主要靠的是中文，反而不是其他。你中文能力夠的話，意思往往不會太差。至於你說的翻譯的比原作還好或者怎麼樣，這太高級了，咱們現在的翻譯還沒到這個階段，咱們的譯者隊伍，大部分都是屬於努力往上做的階段。

趙萍：《斯通納》翻譯，很多人都說台版的翻譯比簡體中文版的翻譯更克制，我看完之後，特別想找一本台版來看，再找一本原版來看，看看原文到底是什麼樣的一種文字感覺。

《猜火車》的翻譯石一楓因為是北京人，我看那本小說，北京話風格很鮮明，成了全新創作的一本小說，但是也很有趣。

龔琦：我其實也沒有看過台版的《斯通納》，據我所知，台版的翻譯進度和簡體中文差不多，但我們可能會更快一點，所以也非常遺憾沒有看到過，但在博客來頁面上查到的，這個台版的譯者是一位大學教授，他可能有很深很深的代入感，我自己是這樣揣測的。

觀眾：三位老師好，各位前輩好，我是編輯出版系的大二的學生。入學之前我一直以為出版行業靠的是所謂的情懷、熱愛去支撐一個行業。稍微了解之後，我發現我們的喜愛並不能當飯吃。我們該如何去權衡暢銷和不暢銷之間的關係？

趙萍：其實這就是我們在做的事情，就是我們要出版一些內容、口碑不俗的精品書籍。

景雁：剛才這位朋友說到，怎麼改變潮流的方向，我突然想起，新世相的宣傳語，我們終將改變潮水的方向。

這個同學的問題，就我們這邊的選題來說，因為我們這個比較特殊，我們是私人公司，我們這兒是：賺錢的書一定要賺錢；追求意義的書一定要意義特別堅實。它可以不賺錢，可是絕對繞不過去，這是我們這邊選題的一個取向。兩位老師可能算是在國有公司里，跟我們的選擇不太一樣。

趙萍：日本有個出版社，我覺得特別驚訝，他們出很多漫畫書，都是黃色漫畫。但是又有一塊的出版，完全是很高大上的純文學的出版。他們的編輯說我做這種黃色漫畫，會賣得非常非常好，靠這塊掙的錢去養自己的情懷。我覺得很值得我們借鑒，雖然我們現在不太可能實現。

觀眾：作為一個最底端的讀者來講，我從小最大的困惑，就是面對數不清的書，我可能一生都讀不完，應該如何去選擇？您出新書也很辛苦，但是您這本新書，真的值得我放棄魯迅來讀嗎？我知道可能這個問題冒犯，就是冒昧前來諮詢一下，這個也是我作為一個愛讀書的人一直的困惑。謝謝。

景雁：因為我過去開過書店，也在網店做過，所以我就是站在一個做書人的角度。一個普通讀者，到了書店，或者上了網店，確實是會目不暇接。有句話是：你想認識一個人，他本質是個什麼人，看他看的什麼書就行。我覺得每一個人，閱讀的趣味都是不一樣的，你很難說我認為好的一本書，恰好是你這個人生階段應該讀的書。可能我們自己能做的，只是去不停嘗試，慢慢找到自己閱讀的趣味和方向，只能是這樣。

這是個沒有統一答案的問題，如果說對書特別不了解，我推薦羅胖的節目。很多人在攻擊他的形式，可是你不可否認，他確實在知識傳播上做了很多貢獻，讓大家就很輕易的去知道每一個話題值得看的書有哪些，繞不過去的人有哪些。大家需要有點全局觀，然後你才能找到恰好跟你匹配的一本書。

趙萍：我覺得你今天來這兒，是來對了，每期大家在這兒都是談書，我覺得大家翻來覆去講的這些書，肯定是值得讀的一些書。就像剛才景雁說的，讀書還是一個很個人的事情，我們說好的書，或者我說好的書，龔琦說好的書，你自己讀的時候，不見得是你的興趣方向。讀魯迅也很好，我覺得你只讀魯迅都沒問題，只要你真的覺得在裡面能獲得一些樂趣。

觀眾：三位老師您好，我想問景老師一個問題，因為景老師之前也是做學術出版的，我現在也是，在人民衛生出版社。想問一下，當時您從一個專業出版人，然後轉到一個大眾出版，是有一個怎樣的契機？做專業出版很無聊嗎？我想問一下。

景雁：我從做特別專的領域出來，一方面我其實做到頭了，做下去，也就是編製主任、總編，這個路我都看得到，當時我做的還行，只是因為在我們那個小的領域，已經做得非常好了。這條路，說實話，本質上我不太喜歡，這是我離開的一個原因。另一方面就是，我恰好做人文類的學術，其實是往往就是反響非常小，比如說我做那個領域，我們出了一本特別重要的書。何兆武老師曾經說：如果說西南聯大對世界的文化有什麼貢獻，就是培養出了王浩這麼一號特別厲害的人物。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他已經離開西南聯大被邀請到到美國去了，他是牛津大學第二屆約翰洛克講座的主講人，他是美國科學院的院士，總之在美國的文化界特別有地位。這麼一個重要的人，他在邏輯學圈還有數學哲學圈，屬於很頂尖的人物。

書做出來之後，我們特別興奮：這麼重要的人，多少年沒有被引進到中國，終於出來了。後來跟北大的幾個哲學系這個方向的老師，連著吃了幾頓飯，還把中山大學這個方向老師也拉來。我記得我們第五頓飯，吃完了之後，發覺對這個事興奮的人已經沒有了。也就是說，這麼一本書，翻譯了十年，編了快三年才出版，最後也就不到五十個人說「太重要了」，這個失落感是非常強的。這也是讓我不做學術書的一個最重要原因，現在我們這個公司是做一點點學術書，不可能說大量的，就是屬於我的個人趣味。

觀眾：我是做醫學出版的，我現在也發現我們出的書反響非常小，已經有失落感了，不知道景老師，當您當時有這種失落感的時候，採用一種什麼樣的方式去排遣？

景雁：差不多硬性地排遣了兩年，發現不行，抵抗不了潮流，我還是順從吧。剛才趙老師說的《猜火車》那書，其實我也經了一手，我做了一半，寫了一個開頭，就跳到一些商業公司，看看他們怎麼做書，然後逐步選了現在的行業。我覺得如果說你現在做這個事，做到了現在，你應該做了幾年吧。

觀眾：做了八年。

景雁：差不多，三四年就是一個很關鍵的坎兒，你如果能熬下去，可能就一直做，熬不下去，應該會轉行，因為尤其男編輯，我這兒沒有別的意思，男編輯是很難堅持下來的。

我想鼓勵一下剛才這位，人民衛生出版社出的《默克老年健康手冊》和《默克診療手冊》，是對中國人的健康醫療科普的最大貢獻。這本書在國際上，每個本專業的醫生都會使用《默克醫生手冊》。中國老年人在醫學方面有很多的困惑，但是國外的這種手冊形式的書已經很普及，我覺得這本書的出版是很有必要的。尤其在我們的市場中。

趙萍：其實這個專業出版這種學術書，在前幾年，德國有一個出版商過來，我們見面，大家一起吃飯。外國人喝的挺嗨，就開始說自己今年特別賺錢。就是做學術出版，就做了一個平台，這個平台的收費非常高，就是相當於一塊的電子出版。

因為在國外，它的保護會很好，然後他平台的上線圖書，我記得好像是四十萬美金。也就是說每一本書的定價會非常高，雖然是讀者非常少的冷門圖書，但他壟斷了這塊，任何人想讀到某個領域內的專業著作，或者專業學術論文、書籍，必須得上他這個平台。所以說我覺得這個就是一個方向。我們能不能堅持這個方向，就要看你自己的判斷了。

現場圖片

有書有酒有朋友的做書跨年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