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威脅，遭暗殺，那些鮮為人知的外交內幕

外交官的必修課

我到外交部後看到的外交官大體有三代。

第一代外交官都是老革命，打過仗。當時根據周總理的指示，從全國抽調了一批優秀幹部到外交部來，外交部優秀幹部雲集。這些人經過革命戰爭的考驗，掌控全局的能力比較強，能夠很好地掌握中國的利益是什麼。他們講話都很有氣勢，看問題不停留在表面，而是深入研究。

第二代外交官是早年參加革命的一批知識分子。這一批外交官外文、中文都很好。他們一方面繼承老一輩的經驗，另一方面知識面很廣。他們起了承上啟下的作用。

再下來就是我們這一代，是和共和國一起成長起來的。這一代的特點是受到前兩代外交官的熏陶，能夠繼承他們好的東西。另外我們同外面的世界接觸較多，思想沒有停留在過去。特別是改革開放以後，同外國人打交道的約束要少得多，做外交更專業。

中國外交官主要從學校選拔，經過考試進入外交隊伍，這和國外是一樣的。但國外也有一部分人是工作了一段時間後再當外交官，這樣的情況在中國很少。如法國有國家行政學院，多位法國總統和一大批部長都來自這個學院。這個學院是有工作經驗的人才能上，出來之後，這批人可以當政府官員，也可以當外交官。

中央已經注意到外交官來源應該多樣化這個問題，現在我們也從全國從事各方面工作的幹部中選拔了一些外交官，到駐外使館擔任大使、參贊。第一批從全國幾百人中選擇了12個人，這批人來了之後就是準備當高級外交官的。如果外交官來源太單一，他們思維的廣度和深度就會受到限制。我希望將來外交官也能到省市去就職，而省市領導也可以過來當外交官，中國外交官的素質就會有所提高。

搞外交要有點真功夫

一個人的氣質，是他的理念、學識、為人的綜合。和外國人打交道，更需要有不卑不亢的氣質，有令人佩服的談吐。否則，人家覺得你是個草包，連你的國家都會被看扁！

我在聯合國工作時，針對印巴衝突，各國在聯合國大會上展開激辯，包括中國在內的很多國家都支持印度、巴基斯坦立即停火，但蘇聯駐聯合國代表馬立克始終以圓滑的措辭表示反對，旨在拖延時間。唯蘇聯馬首是瞻的華沙條約諸國都隨聲附和，特別是波蘭的代表，與馬立克積極呼應。

後來喬冠華、黃華在一起商議，認為應該在發言里點一點波蘭。副代表唐明照隨後在辯論發言中說了這樣的話：波蘭歷史上曾多次被瓜分，而如今當另一個國家面臨被瓜分時，怎麼竟然扮演起推波助瀾的角色？

當時我只是代表團里的小蘿蔔頭，但聽到這樣的發言，覺得特別在理，感到適當地援引一些歷史事實，比外交辭令來得更有力量。

還有一次，在聯合國安理會，中國指責了猶太復國主義後，以色列在聯合國的常駐代表特柯阿不緊不慢地回應說：「關於猶太復國主義，你們批評我們。但是我要告訴你們，你們中國人不是很尊重孫中山先生嗎？孫中山先生當年曾經發電報給我們，對猶太人復國表示支持。這是個事實。」

稍微懂點歷史的人都知道，雖然在「一戰」前後就有人鼓吹猶太復國，但在原屬巴勒斯坦的土地上划出一塊，重建以色列國，是「二戰」以後的事。以色列國被聯合國承認接納已到了1949年5月，孫中山早在1925年就逝世了，他在世時以色列「國」尚不存在，孫中山給誰發電報表示支持呢？

因此，當時坐在代表席上的周南馬上發言反駁，指出特柯阿的說法是毫無根據的。但此事畢竟來得突然，周南心裡不踏實，散會後馬上給國內發電報讓立即查一下。外交部在部藏檔案里查了一下，發現沒有孫中山時期的外交檔案，就派人到北京圖書館去查，沒想到還真查到了孫中山確實給猶太人發過一封電報。這說明以色列的調研工作做得非常周密，他們所說確有憑據，而中國代表團倉促應戰露出了破綻，顯得有些被動。

這些案例說明，外交確實有著很深的學問，外交舞台上幾招一過，外交努力的效果、外交官的才華立刻就顯現出來了。

外交官的自我修鍊

外交是門綜合學科，培養的不是專才，而是通才。有志於從事外交工作的人一定要不斷加強自身修養，視野要開闊。

第一，要愛國，這是最起碼的。愛國並不是只掛在嘴上，而要清楚地認識到自己國家的利益所在。作為外交官，我們在國外的一舉一動、一言一行都代表著國家。在我們背後，是一個擁有13億人口的大國，是一個愛好和平、有5000年悠久歷史的古國。中國的成就令世人矚目，也讓我們這些外交官在與人交流時更有底氣。

第二，要懂中國。一個優秀的外交官還應該熟悉本民族的文化，對中華文化要有比較深的了解，這在向外國人介紹中國時是很重要的。現在新一代的外交官外文都還不錯，但是中華文化的底蘊差一些，這是一個欠缺。中國正在發生巨大變化，外界對中國有些理解，有些不理解。一名優秀的外交官要能把中國的事情對世界講清楚。

第三，要懂世界。外交就是與世界打交道，因此要了解對方的文化、需求，同時發現雙方利益的匯合點。一個好的外交官要有廣闊的視野，要有全球眼光，要有淵博的知識。即使是看本民族、本國的利益，也應該以全球的眼光來看，不僅要了解世界的局部，還要對全局有總體的認識，懂得某個局部在全局中的作用。

第四，外文要好，要會交流。外交官的職責說到底就是對外國人講中國，對中國人講外國，如果外文不好，交流能力不足，就難以勝任。過去外交官不大見媒體，現在要求見媒體的事情太多了。如此一來，對外交官的要求就大大提高了。

一個好的外交官應該懂得跟媒體打交道，而且樂於與媒體打交道。好比我請客吃飯，請一桌十個人，只有十個人聽我講話，但若我的一些看法通過媒體傳播，成千上萬的人就能知道我的觀點。外交官把媒體用好了，能很好地傳播中國的聲音，起的作用要比關起門來工作大得多。

在這方面，大體上講，中國外交官比較拘謹，謹慎有餘，開放不足，外國優秀的外交官比較放得開。在外交風格上，中國外交官喜歡講大原則，而西方外交官喜歡講得具體，直接切題。

大原則很重要，有指導作用，但人家不一定聽得懂。這時候就要講具體，最好有具體的事例來支撐說明，讓人家一聽就明白，而不是雲里霧裡。這就需要鑽研，有些東西在報紙上能找到材料，但有些找不到，需要自己去發現、梳理、集中，然後用自己的話講出來。

第五，搞外交的人應該多學一點歷史。2000年初，我在巴黎大學做了一場報告，聽眾有1 000多人。演講結束後，觀眾可以隨便提問。（每次我都很重視提問這一環節，因為我就是要針對他們的問題去介紹中國。）有一位聽眾問道：「中國為什麼不講民主？」

在國外工作多年，我已經不止一次遇到此類帶有挑釁性的問題。我說：民主是個好東西，然而每個國家實現民主的方式不一樣，這是由各國的情況所決定的。法國的民主思想出現較早，1789年法國大革命就提出「自由、平等、博愛」的口號。可是，你們法國哪一年才給婦女選舉權？是1945年。150多年後，法國婦女才有選舉權。這就說明，民主體制在你們國家的發展也有一個過程。而且，一開始你們國家也不是所有的人都有選舉權，「積極公民」有選舉權，上稅的公民有選舉權，不積極、不上稅的公民就沒有選舉權。

我接著說：你們經過幾百年才到了如今這個程度，而中國有2 000多年的君主專制歷史，新中國才經歷了幾十年，中國當然有自己的民主歷程。中國的民主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有中國特色的民主，你們不能拿你們的模式來套中國。我們願意與你們討論民主問題，但討論應在平等的基礎上進行，不能是老子教訓兒子，否則中國人不能接受！

最後我反問道：1860年，英法聯軍攻佔北京，火燒圓明園的時候，你們談民主了嗎？

我講話結束後離開會場前，全場聽眾起立鼓掌。需要說明的是，法國人鼓掌絕不慷慨，他讚賞你才會鼓掌，可根本談不上起立。大概因為我的話有理有據，尤其是舉了法國人的歷史說明問題，他們無法辯駁，心悅誠服。這說明懂點歷史是很有好處的。

防人之心不可無

在老百姓眼中，外交官多是西裝革履，出入於非常體面的場合。其實這背後有很多鮮為人知的事情，外交官做出了很大的犧牲。

我們有一個外交官在戰亂地區工作，有一顆子彈在他身體里待了20多年，後來檢查身體時發現，才把它取了出來。在非洲有很多外交官「打擺子」（瘧疾的俗稱），幾乎整個使館的人都染了病，但是你卻不能因為身體不適就說不幹了。祖國的使命高於一切。

「苟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搞外交，就得做好準備忍受疾病、傷痛、辛苦，包括長年駐外工作而與配偶、子女分居兩地，享受不到正常的家庭生活，這些都是對人的生理、心理承受能力的巨大考驗。外交官因公殉職的情況也不鮮見。

1971年，中國重返聯合國時，美國方面對我們的安全還是很重視的，特派了警察在我們包下的羅斯福酒店第14層晝夜值班，24小時不間斷。每班兩名警察，他們面對電梯而坐，監視著每個從14層樓電梯出來的人，絕不允許受邀之外的人進入。代表團給警察們空了一個房間，使之可以輪流在裡邊休息。

許多媒體記者因為不能進入酒店的14層，就常守候在酒店餐廳里，攪得中國代表團人員無法正常用餐。酒店遂為我們專門新辟了就餐處，並派保安嚴防。這樣過了兩個月，也沒出過什麼問題，大家感覺還挺安全的。

但到了1972年初，臨近尼克松訪華的時候，有媒體透露風聲，說有人會對中國駐聯合國人員下毒手。代表團隨之也接到一些恐嚇，於是提高了警惕，連周末的「放風」也取消了。所謂放風，就是可以到美國的街道上、公園裡走一走，但不能單獨行動，必須兩人以上結伴而行，互相「看護」。

為了改善除了到聯合國開會就整天憋在酒店裡的單調生活，常駐領導決定放部電影娛樂一下。那晚在酒店走廊里放電影的是公務員王錫昌，他曾在駐匈牙利使館工作，我倆還認識。沒想到，在看電影的當晚到第二天凌晨之間他就出事了。

第二天早晨，一向早起為大家服務的王錫昌沒有露面。開始大家以為他昨天累了，讓他多睡一會兒。但是到了快10點鐘他還沒有露面，有人就給他房間打電話，沒有人接。大家就去敲他的房門，許久也沒人應。後來酒店服務員拿鑰匙開了門，發現裡面的鐵鏈子還掛著，沖開門一看，王錫昌仰卧在床上，心臟已經停止了跳動。

此事被立即彙報到北京，周恩來馬上向毛澤東報告。毛澤東親自做出指示：要代表團領導立即同美方交涉，表明事情發生在中美關係解凍之際，美方對查清此事負有義不容辭的責任。細心的周總理還專門指示代表團，死者的屍體不能火化，務必等查清後再做處理。

常駐代表黃華隨後約見美國常駐聯合國代表，向他遞交了正式照會，要求美方對此事進行徹底調查。美國國務院接到報告後，責成紐約市警察局進行調查。法醫對屍體做了解剖後發現，死者血液中含有致人死命的尼古丁。在檢查王錫昌卧室的器皿和用具時，發現在暖瓶、茶杯里都有尼古丁。

顯然，這是蓄意謀殺。兇手將尼古丁投放到王錫昌的暖瓶和茶杯里，導致他在飲水後中毒身亡。但當班的警察追述，並未發現有陌生人進入中國代表團駐地。調查周圍環境後發現，王錫昌住房附近有個貨物電梯，這裡恰恰是守衛觀察的死角。王錫昌在放電影時沒鎖房門，我們推測兇手是在代表團全體人員看電影時，從貨梯上樓，進入了王錫昌的房間。

中方要求追查兇手，予以嚴懲，但美方調查了很久也沒能查出兇手，此事終成懸案。但據代表團內部分析，行兇的主使者有三種可能：一是台灣方面，一是蘇聯人，一是美國的右翼分子。這麼做的目的是破壞中美接觸的勢頭，給尼克松訪華製造麻煩。而當時最不願看到中美關係改善的，是蘇聯人。

根據國內指示，王錫昌的遺體在美火化，骨灰放在一個深黃色的銅盒裡，由信使帶回國內。王錫昌後被追封為烈士。

調查這一命案的那段時間，整個代表團的情緒都受到了影響。從此大家回到酒店，喝水格外謹慎小心。喝水要喝新鮮的，許多人寧願喝涼水。如果喝茶，也要現接水現燒開，熱水瓶里的陳水絕對不用。

也是出於安全考慮，代表團成員非因公更不能隨便外出了。全部空餘時間大家都消磨在酒店裡，收看美國電視幾乎成了唯一的娛樂方式。也正因如此，在紐約常駐很長一段時間後，我們連其大致地貌都弄不清楚。

後來，中國代表團買下曼哈頓66街166號林肯廣場對面的一座十層大樓作為永久性住所。這是一家汽車旅館，有200多個房間。駐地大門依然由美國警察看守，24小時值班。此外，代表團自己的人也要值班，主要是懂外文的人值班，從晚上7點到次日凌晨6點。

代表團搬進大樓後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對樓內進行徹底的檢查。因為買下這棟樓後，原來的樓主提出要我們暫緩一周搬入，說是為了安全要進行清掃以除隱患。代表團猜測這一安排別有目的。檢查後果然不出所料，在樓內房間的燈具、門把手、天花板、衛生間內，竟然發現了200多個竊聽器。

因為擔心樓內的竊聽設備可能沒清除乾淨，後來代表團的內部會議，常到樓內的地下車庫裡去開。

我的視力一直不錯，有一次在新駐地樓頂鍛煉身體時，突然發現西邊一座樓里好像有攝影鏡頭對著我們。原來一些媒體記者緊跟我們住進了大樓西面一座更高的樓里，還架起了照相機、攝影機，鏡頭居高臨下地對著昔日的「林肯汽車旅館」。有幾次，我還真在美國《生活周刊》《新聞周刊》等雜誌上發現了自己跑步鍛煉的身影。

搞外交的人，對外接觸面非常廣，三教九流都有。回顧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的歷史，外交隊伍中也出現了少數敗類，被外國情報機構收買過去，為了錢向他們提供我方內部文件和情報。這些人走上墮落的道路，有一個過程。外國情報機構之所以盯住這些人，一定是通過接觸發現了這些人身上的弱點，如貪財、好色。這些弱點一經人家發現，人家就會乘虛而入。所以外交官慎獨很重要。孟子曰：「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這對於外交官來說尤其適用。

我在比利時當代辦期間，有一次華人舉行餐館開張儀式，請我剪綵。他們很用心思，剪綵的剪刀是金子做的。儀式完畢之後，他們把這把剪刀送給了我。我回去之後立即把金剪刀上交了。外交官不能貪財。人與人之間接觸是相互觀察的，你有貪財的毛病一定會在接觸中流露出來，那就有可能被居心叵測的人利用。

周恩來總理對外交官有四條要求：「站穩立場，掌握政策，熟悉業務，嚴守紀律。」這四條也成為外交學院的校訓。周總理還說過，外交官是文裝的解放軍。要服從命令，聽指揮，有事情要多請示、多彙報。外交隊伍就應當是這樣一支隊伍。

我從年輕時投身外交後，就非常注意有事情多請示、多彙報。1963年，我在匈牙利布達佩斯工作期間，中國代表回國述職了，留下我一個人在那裡獨當一面，出席世界民主青年聯盟執行局的會議。有一次經常與我吵架的蘇聯代表來找我，說要請我吃晚飯。這件事情我立即向使館參贊做了彙報，參贊明確指示我不要去。我還向團中央國際聯絡部做了彙報，他們也肯定了使館參贊的意見，認為這是蘇聯代表想趁中國代表不在時做我這個小青年的工作。那些被外國人收買的外交官，一定不會如實向領導彙報情況，他們就這樣一步一步地滑向了犯罪的深淵。

大使遇襲記

中國重返聯合國時，我還只是代表團里的小蘿蔔頭，王錫昌遇害一事，讓我第一次感受到即使不在戰亂地區，搞外交也是有生命危險的。

我在國外工作多年，在紐約、布魯塞爾、日內瓦都發生過我們的同事遭襲擊的事。後來我在任駐法大使期間，在巴黎街頭也遭遇了一次險情，這是生平第一次，還好有驚無險。

20世紀末和21世紀初的那幾年，法國的治安情況很差，光天化日之下攔路搶劫屢見不鮮，偷盜、搶劫高級轎車時有耳聞。當時，法國一家大報還刊登了一幅法國治安情況地圖，巴黎及其周圍區域塗成了紅色，是全國少有的幾個治安「重災區」。

百聞不如一見，沒想到這一次，我不僅見了，還親身經歷了。

2000年11月的一天，晚上7點左右，我和夫人施燕華從使館下班回家。車開出使館不久，在香榭麗舍大街上，就發現有兩輛摩托車在我們的右側行駛。每輛車上坐兩個年輕人，進入凱旋門下的地道後，坐在第一輛摩托車后座上的小青年回頭向他的夥伴大聲嚷嚷著什麼，其聲音之大，引起了我們的注意。我對司機張克明說：「小心這些人，不像是好東西，離他們遠些。」這時，這兩輛摩托車突然加足油，飛馳而去。

當我們的車駛出地道，到達馬約門的國際會議中心前時，那兩輛摩托車又進入了我們的視野：四個不到20歲模樣的年輕人停在那裡，「嘰里呱啦」大聲爭論或討論著什麼，說的不是法語。

在馬約門，我們遇到了紅燈，車停在三車道的中間一條。這時，那兩輛摩托車來了，突然，第一輛車后座的那個小夥子跳下車，直奔我們的車，他企圖拉開施燕華座位旁的車門，沒能得逞，因為車門是自動鎖住的。「砰」的一聲，他用一塊石頭猛砸車窗。幸好我們賓士車的玻璃是特製的，只砸了一個小窟窿，玻璃沒有掉下來。這時，紅燈變成了綠燈，那小歹徒見搶劫不成，掉頭就跑，坐上摩托車逆向疾馳而去。

我們很生氣，在巴黎的鬧市區，居然有人在光天化日之下襲擊標有外交牌照的車輛，而且還是1號車（即大使車）！駐在國有義務保護外國外交人員的安全。我讓我的秘書劉海星立即到我們所在的諾伊市警察局報案。沒想到劉海星到了警察局後，發現那裡異常安靜，只有一名警察在值班。他聽完劉海星的陳述後，無可奈何地攤開雙手說：「對不起，今天警察怠工（法國警察不允許罷工，但可以怠工），沒有人能受理您的案子。您能否過了午夜來，那時候我們就恢復正常了。」弄得劉海星哭笑不得。

第二天一早，劉海星又去了。接待他的警察詳細記錄了整個過程，然後從電腦里調出約4 000多張照片，讓劉海星辨認。天哪，當時天已黑，那四個人又沒有突出特徵，從幾千張照片里找出他們來，談何容易！

過了一個多星期，《歐洲時報》頭版刊登了一則消息，說我們遭到襲擊。文中稱幸好吳建民大使會武功，對付幾個歹徒是輕而易舉的事等等。我平時愛鍛煉，這是我從年輕時養成的習慣，每天早上起來第一件事就是到戶外活動活動，不論颳風下雨，幾十年如一日，不鍛煉就好像缺了什麼，一天都不舒服。在法國，我在官邸的大陽台上鍛煉，打拳、倒立。官邸兩邊的法國鄰居經常看到我在倒立，於是便傳開了，連我們所在的諾伊市市長薩科齊都知道了。有一次他見到我說：「大使先生，您還天天倒立嗎？」

轉年1月，巴黎的大報也刊登了我們遭襲擊的消息，批評巴黎治安問題嚴重。很多法國朋友打電話、寫信表示慰問，有人還表示：「我對我的國家連中國大使都保護不了感到羞愧。」

以上內容，來自

《吳建民談外交》

《吳建民談外交》

作者：吳建民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