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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里江山圖》的真偽和藝術審美中的心理問題

《中國美術報》第91期 新聞時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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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里江山圖》以其青綠山水的特色而受到不同時代的認可,近期曹星原女士對於這幅畫作題跋的分析,還是引發了不小的波瀾。質疑了此畫作者的真實性問題,讓人覺得這些史學是如此的不可靠,繼而對其他藝術作品的獨特性和藝術價值產生懷疑。

今年6月,浙江大學邀請一位奈良藝術史家作關於日本藏寫經文獻的講座,期間展示了一些日本文獻中的寫經材料。我驚訝地發現,在唐代的寫經文物中,竟有與米芾書風極相似的作品。如果日本學者對於寫經材料斷代確認屬實,那麼,可以推論米芾可能只是繼承了唐代某人或者某作品的書寫風格而已。若從米芾的生平來看,準確說,我認為米芾更應該界定為畫家而非書家,也許書法家只是我們因為《蜀素帖》等諸帖而賦予的一種標籤,無關米芾本人操守。

這個問題與前一個問題使得我們認識到,過度執著於標籤化的藝術風格和某個藝術事實,或許並沒有意義。這種執著其實是一種不可靠的先人依附式的祖先崇拜,與魯迅描述阿Q的心理一樣,需要尋找自己「趙家人」的潛意識。其實不論《千里江山圖》是王希孟畫的還是趙希孟畫的,圖還是那圖,只是我們看到了依附於宋徽宗與年輕的作者這樣的故事暗含被識才、被伯樂相中而早逝的那種獨特成名路徑的期盼。這種期盼其實勝過了藝術作品本身帶給大眾的啟發,無論是哪個畫家創作,其作品的獨特性才是本質,我們應該是被其大膽探索的精神所啟發,應該重視藝術作品的啟發,這才是藝術探索者應該做的。

前些年,中國大地掀起了喬布斯式人才的焦慮症,本人曾在杭州象山的某個創意園論壇上說過,中國根本不缺喬布斯這樣的人,而是缺識才之人,也缺乏包容和發現的土壤。正是應了古人所說「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現在,媒體一方面不斷呼喊著大師缺乏,另一方面卻缺失了基本的自我修為,參與到大師的造神行動中,自相矛盾的行為屬於絕對的精神分裂症表現。這樣的表現不只是媒體,而是整個社會的焦慮症。普羅大眾因為環境的藝術性缺失而失去了基本的審美判斷能力,為江湖藝術家創造了可乘之機,進一步加劇整體藝術低俗化的趨勢。

大眾自身藝術識別力的喪失,只能憑藉藝術家的名聲和所謂的地位來衡量藝術品的價值,藝術作品逐漸被標籤和地位所侵蝕,買作品似乎變成了投資藝術家,而不是該作品本身。這樣的潛意識心理轉變讓旁觀者更以為,凡是該藝術家創作的就一定是好作品,忘記了藝術作品的稀缺性。而藝術家只是藝術作品的創作者,不等於藝術家創作的都是高價值的藝術作品,這是一個命題反置化的邏輯錯誤,是審美過程中的情緒化的寄情效應,不是藝術審美中該有的理性思維。

《千里江山圖》的成名和藝術成就被關注,其實不只是藝術風格和藝術價值本身的問題,當大眾討論到該繪畫時,更多地受傳播意義上的價值影響所感染,宋徽宗的識才傳奇,無疑為該繪畫的成名提供了傳播過程中的惜才情結,這或許就是曹星原在討論《千里江山圖》中故事附會的傳播效應。當然,藝術品的價值在不同的時代是會變化的,藝術史家的闡釋和考證也影響著藝術價值的變化。但是一件藝術品的價值也會在心理暗示中產生不該有的錯覺,一旦過度誇張了藝術家的藝術影響力和其藝術作品的價值,甚至混淆乃至顛倒了藝術家在藝術創作過程中的角色作用。

前面提到的米芾書風就可能是一種錯誤的認識,從上述的史料之中,米芾可能只是繼承了前人的風格,而對於這種書寫風格的創造光環卻是送錯了主,這是一種歷史性的誤會。但是,這個案例更告訴我們現代的書法愛好者一個道理,無需樹立完美的偶像才是常態,王羲之最不完美的狀態表現在他的傳世作品《蘭亭序》中,反而使人意識到藝術不是完美,而是在於表達,在於心境的展現。米芾的最強功夫不是書法,而是繪畫,有心栽花花不開,無心插柳柳成蔭。

對於當下過度相信書本文字的人來說,需要培養的恰恰是自己的審美能力,而不是他者的權威定義,一個沒有審美能力的人,很容易落入人云亦云的尷尬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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