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斯科與黃埔軍校的建立

原標題：莫斯科與黃埔軍校的建立

作者: 李玉珍

來源: 《黃埔》

1924年6月16日，孫中山率國民黨黨政軍要員出席黃埔軍校開學典禮。前排左起：鄒魯、胡漢民、孫中山、蔣介石、歐陽格。供圖/秦風工作室

在上一世紀前20年代中國軍閥混戰的歷史條件下，孫中山立志帶領國民黨擺脫帝國主義的羈絆。而為達到中華民族的獨立和國家的富強，必須有一支為三民主義而戰的黨軍。孫中山鑒於辛亥革命的經驗痛切感覺到軍隊對於奪取和保衛政權的重要性。為此他多次尋求外國援助，但是沒有哪個國家願意幫助一個事實上處於在野地位的政黨。

在這個過程中，孫中山對1917年俄國發生的兩次革命產生了濃厚興趣， 繼2月沙皇制度被推翻，10月俄羅斯大地發生了更加令世界震驚的消息—那裡出現了「紅旗捲起農奴戟，黑手高懸霸主鞭」的景象。俄國宣布他們建立了一個新型的無產階級專政的政權，1919年共產國際成立，把俄國的革命模式稱為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理論，要把它推向全世界。對於飽經戰亂之苦特別是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國家的人民來說，這是天大的福音。這個消息具有相當強烈的感召力。

這時早就存在於俄國革命領導人聯合孫中山的願望也越來越明顯。還在辛亥革命時期列寧就給予孫中山高度評價，稱之為偉大的民主主義者。[1] 1916年列寧流亡伯爾尼時更明確了表示了聯合孫中山的願望。1918年蘇俄外有10 多個帝國主義國家的干涉，內有反蘇勢力對抗新政權，陰霾籠罩著俄羅斯大地。由於北京政府對蘇俄持不承認的立場，中蘇國家關係處於中斷狀態。孫中山卻毅然投書，表示支持和同情新生的蘇俄。當此危難之秋，列寧接此電報十分感動，稱它是「東方的光明來了」。

這就是孫中山與莫斯科產生聯繫的具體背景。二者的交往是在複雜的形勢中逐步展開，涉及兩國 (中蘇)四方(中共、國民黨、俄共、共產國際)的關係。黃埔軍校的建立僅僅是這個關係網中的一個問題，它直接涉及到蘇聯同國民黨黨軍的建設。本文僅僅著筆於這所新型軍校的建立，從這個問題入手剖析國民黨與蘇俄和共產國際關係，看莫斯科何以支持和幫助這所新型的軍校，而後者究竟在哪些方面吸納了外來援助。

一、黃埔軍校的醞釀

從1920年開始接觸蘇俄代表吳廷康起，孫中山就明確表示了同蘇俄建立某種合作的意願。後來的一批批蘇俄使者都明顯感覺到孫中山的興趣幾乎全在俄共的組黨和建軍這兩個方面。然而不能忽視的一個問題是，國民黨當時偏安廣東一隅，既沒有軍隊，也沒有資金，經濟狀況支拙，更沒有得到國際社會承認，事實上的在野狀態使之不得不在地方勢力和各派軍閥間折衝樽俎。

這恰恰在一定程度上與共產國際的目標有形式上的相同之處，按照蘇俄革命的模式武力推翻歸世界，建立全世界蘇維埃被 1919成立的共產國際定為其近期任務。據此1919年8月俄共(布)明確了對遠東工作的總政策：「立足於讓日本、美國和中國發生衝突，即利用種種手段激化他們的衝突。」俄共(布) 的使者到中國後設法打入中國軍隊「進行共產主義宣傳」。然而那時中蘇沒有正常外交關係，做到這一點並非易事。不過由於1919年7月25日蘇俄因在《對中國人民和中國南北政府的宣言》中表明了放棄沙皇對華不平等條約的立場，從而贏得了中國人民的同情。國民黨的「民族主義」恰恰是要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這個正在為國家獨立而奮鬥的政黨迫切需要外來援助，特別是軍事援助。1920年舉行的共產國際第2次代表大會表現了強烈的世界無產階級革命速勝的情緒，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主席季諾維也夫甚至讓大家傾聽鼓翼欲飛的無產階級革命勝利之鳥「拍打翅膀」的聲音。這次代表大會賦予「槍杆子」特別重要的意義。大會後，參加俄共的華僑共產黨員們就討論過一個從蘇俄進攻北京政府的計劃，打算從中亞(新疆)、蒙古和華南三路合擊，推翻北京政府。這時的國民黨缺少的恰恰就是「槍杆子」。於是二者便找到了契合點。

國民黨建立黨軍的籌備工作經歷了兩個過程：從直接建軍到先建軍校，再邊培養人才邊建軍。藉助蘇聯幫助建軍的思想表現在孫中山《西北計劃》的提出。這個設想源於孫中山對蘇俄寄予的希望。十月革命後他得知蘇俄境內有一些華僑在西伯利亞練兵，便產生了濃厚興趣，1920年蘇俄客人劉謙前來上海訪問，同孫中山討論了孫蘇合作的軍事計劃。大致內容是：

一，立即把中國南部、俄國中部和遠東的中國革命勢力統一起來，以便共同地、步調完全一致地為反對華北現在的反動政府打好基礎；

二，為此務必在遠東有一個指揮中心，確定布拉戈維申斯克為此中心，屆時將可從這裡向華南和蘇俄境內的團體發布命令；

三，蘇俄、華南現有軍隊的集結地定為新疆省，在謝米巴拉廷斯克和七河省交界處」，靠近新疆的地方。

不言而喻，這樣一支軍隊自然是由孫中山指揮的國民黨的黨軍。這個計劃的核心是建軍。當時為在俄境招募華僑組建軍隊的事已經開始，國民黨派遣了代表到俄做過具體商洽。俄共(布)中央委員會東方民族部立即為配合這個設想的實施做了一些工作。在相當一段時間內，無論國民黨及其領袖孫中山還是蘇俄和共產國際都圍繞這個計劃做了許多工作。

但當時蘇俄與日本在遠東關係相當緊張，這個計劃相當「燙手」，有可能帶來相當大的風險，俄共(布)中央委員會於3月8日舉行會議，因計劃中的「某些部分有招致日本不同程度干涉的危險，」而完全否定了它，這樣還可以避免北京政府在承認蘇俄問題的談判上，「採取更加強硬的立場。」況且蘇俄不願意讓國民黨在蘇蒙交界處擁有軍隊。雖然1923年9月至11月間蔣介石率領孫逸仙博士考察團訪問蘇俄時，曾就這個計劃做了詳盡的說明並向蘇俄提交了《代表團意見書》，但這個計劃最終還是落空了。

為了國民黨建軍，蘇聯提出了另外一個方案，即由國民黨選派忠於黨、「忠於工人階級」的人進蘇聯軍校學習。總參謀部軍事學院可以接納 3-7個人，軍事學校可以接納30-50人。然而這畢竟是杯水車薪，遠不能迅速滿足中國國民革命運動的需要。想建軍先建校。就在各方為上述計劃奔走的過程中，由蘇俄幫助國民黨建軍的想法中衍生出一個幫助國民黨建立軍校的主意。1923年初蘇俄政府得知越飛同孫中山談判的詳細情況後，決定委託契切林、拉狄克和托洛茨基三人組成一個委員會專門研究對國民黨的援助。5月1日，蘇俄政府通過在日本熱海的越飛轉了一個電報給孫中山，告訴他蘇聯政府願意向他提供援助，幫助他在中國北方或西部省份建立一個大的作戰單位，但蘇聯援助數量有限，200萬金盧布要分幾次付，每次50000金盧布，武器也有限，不超過8000支日本式步槍，15挺機槍，4門奧利薩卡炮和兩輛裝甲車。這樣一來，直接建軍的想法就有了改變，蘇俄方面希望孫中山用這批援助「物資和教練員建立一個包括各兵種的內部學校」，「而非野戰部隊。」電報稱只有這樣才能為在中國西北建立革命軍隊準備好「舉辦政治和軍事訓練班」的條件。

1923年11月13日因陳炯明部的逼近，廣州危如懸卵。鮑羅庭建議國民黨臨時中央執行委員會立即建立義勇軍。1923年11月19日陳炯明部被擊潰，廣州轉危為安後，國民黨臨時中央委員會舉行第7次會議，其中一個決議定「先招有軍事學識黨人約十數人，日間為學生講習軍事學及黨義，夜間教練義勇軍」。11月26日，在臨時中央執行委員會第10次會議上，林森，廖仲愷，孫科，謝英伯、吳鐵城、許崇靖，譚平山，鄧澤如等會同鮑羅庭一起商定，義勇軍學校定名為「國民黨軍官學校」，以蔣中正為校長，陳翰譽為教練長，廖仲愷為政治部主任。由此可以看出，廣州和莫斯科都考慮並同步安排了軍校的籌備工作。因蔣介石還在蘇聯，此次會議委託廖仲愷籌備軍校事宜。

國民黨代表同莫斯科就建立軍校事的商洽。為了落實這個建軍的設想， 國民黨派出了蔣介石率領的孫逸仙博士考察團。這項工作的籌備和進行都 得有共產國際代表馬林的幫助，他在中國期間多次找孫中山協商代表團的組成，在莫斯科期間詳細同蔣介石協商有關問題。

蔣介石同莫斯科領導人具體討論過為國民黨人開辦軍校的事。鑒於漢語難學，蘇聯有意開辦專門招收中國學員的軍事學校。這樣容易些，因自1921年起已經有一些中國青年陸續到蘇俄，此時已經有30名學員就讀於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

雙方就以下幾個方面達成共識：

一、在俄國境內為中國學員開辦軍校，此事應同外交人民委員部協商。

二、開辦兩所軍校，一為高等軍校，培養不低於營級的指揮人員，招收具有一定俄語知識的人，約30名。地點在莫斯科或彼得格勒。[27]另一所在中國，為培養中等人才的軍校，在靠近中國的伊爾庫茨克或符拉迪沃斯托克，可招收多少經過軍事訓練的人500名。招生的數量取決於經費多少。關於校址，最後由孫中山的代表在北京同蘇俄駐華全權代表加拉罕商定，選為廣州。1924年1月28日在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期間，孫中山指定黃埔為陸軍軍官學校校址。是日會上選定了軍校校址—廣州城外的黃埔島，故此該軍校又有黃埔軍校的俗稱。選擇校長。1923年11月25日，國民黨臨時中央執行委員會討論，決定按照營的建制在廣州設立第一所軍校，確定此時尚在由莫斯科即將回國的蔣介石擔任校長，廖仲愷為政治委員。

孫中山與蔣介石合影

蔣介石當時是中國和蘇俄都能接受而且受到歡迎的人物。就個人素質而言，莫斯科認為蔣在中國「以文化教養最高之輩著稱。」 而且有日本留學的資歷。孫中山則以蔣「為浙江出身之武官，十年前曾留學於日本士官學校，受新式之軍事教育」，此人「雄略沉毅」，由他擔任校長，不僅他本人「將蔚為軍官中之大器」，由他編製的軍隊將必定是「民國第一勁旅。」莫斯科特別看重的還有一個條件，即蔣乃為「國民黨左派，為老資格黨員。孫中山頗為信任，親蘇。」無論鮑羅庭還是孫中山都認為「改組現有的5－10萬士兵並使它完全歸國民黨領導」是國民黨改組的三大任務之一。1924年5月3日，蔣介石被任命為陸軍軍官學校校長。這樣這所軍校的大權就牢牢掌握在孫中山信任的人手中。

招募學員。蔣介石訪問蘇聯期間同莫斯科領導人就學員應當具備的條件同莫斯科領導人達成共識：務必招收忠誠於革命事業的人。軍校定在全國招生。鑒於當時絕大部分地區還在北京政府控制之下，中國國民黨第一次代表大會期間便決定由與會代表回到各自所在地區秘密招生，介紹青年來校學習。2月8日軍校開校務籌備會議，由籌備委員會委員長蔣中正主持。10日分配了各省區招收學員的名額，計共324名。國共兩黨共同進行這項工作。如毛澤東負責上海地區考生的複試。5月5日第一期新生入校，編為1、2、3隊。5月7日 120名備取生計120人入校編為第4隊。約500名青年集聚於青天白日旗下，接受革命訓練。

開學典禮。孫中山特意把1924年的6月16日選為開學典禮之日。這是一個有挑戰意味的決定，因兩年前的這一天陳炯明炮擊觀音山，孫中山幾乎是從廣州落荒而逃到了上海的。兩年後的這一天，他要向世人表明，國民黨正從根本上得以振興，國民黨開始有了自己的軍隊，一批批畢業學員將不斷充實國民革命的隊伍。這是一個良好的意義深遠的開端。

孫中山在開學典禮上發表了長篇演說，從建軍思想、軍校制度、革命軍的素質、學習方法、吸取蘇俄軍隊建設經驗等各個方面闡述了軍校的宗旨和規範，鼓勵學員樹立革命的志氣，做革命人，救國救民，「實行三民主義五權憲法……才能達到革命的目的」。鮑羅庭和一些蘇聯顧問參加了軍校的這一盛會。

1924年6月，第一次黃埔軍校開學典禮後，孫中山、蔣介石與蘇聯代表等一同走出校門。

二、黃埔軍校反射出的莫斯科因素

蘇聯和共產國際對國民黨建軍發揮的作用，不僅表現在人力和物力援助上，還表現在緊緊圍繞黨軍這個中心安排軍校的體制、課程等。這是黃埔軍校與舊式講武堂的根本區別所在。

蘇俄援助。軍校究竟從蘇聯得到了多少經費至今無從確切計算，因為援款是從不同渠道劃撥的。

鮑羅庭在軍校籌備期間估計，如果按照蘇聯紅軍建制每個營由三個連組成，則辦校經費是每月15000—20000美元。[39]現知向國民黨提供的200萬金盧布援款的建議系由越飛提出，1923年3月8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予以批准的。這筆款擬從共產國際的後備基金中撥出。但這筆援款到位時間一再推遲。

1924年3月下旬俄共（布）中央委員會又決定「予以推遲。」此次會議決定應加拉罕建議給國民黨撥出500000盧布，10000支步槍和一定數量的砲。後來外交人民委員部又提出給國民黨增加援助，黃埔軍校開學後，到9月11日，俄共（布）中央委員會決定「從蘇聯中央執行委員會撥出10000（按：幣種不詳），從外交人民委員部預算中撥出15000，共計25000。但整筆款項均以外交人民委員部的名義提供。」蘇俄援助的第一批軍火於1924年10月8日由《沃羅夫斯基號》交通船運抵廣州，其中有8000支帶刺刀的俄式長槍，每槍配有500 發子彈，小手槍10支和其他的武器。一批蘇聯顧問也同船前來。孫中山寫了歡迎詞。

此後的蘇聯援助便分兩路分流，既給軍校，又給國民革命軍。1925年5月俄共（布）中央委員會政治局據廣州形勢認為「必須在廣州建立可靠的新軍。」為此，責成伏龍芝最後確定補充款項約500000盧布，並撥發20000支步槍和100挺帶配套子彈的機槍，一定數量的迫擊砲，以及一些款項。

軍校開學後，由於廣州政府的經費不足，國民黨要求蘇聯給予更多的援助。1925年5月5日蘇聯政府決定「1，必須在廣州建立新的可靠的軍隊，責成伏龍芝同志為此派遣一個200人以內的教官團赴廣州；2，責成伏龍芝和索科利尼科夫同志最後確定補充款項(約500,000盧布)以撥出建軍所需資金；3，為此撥出20000支步槍和100挺帶配套子彈的機槍，一定數量的迫擊炮和手榴彈……人員和裝備的運送……可使用『沃羅夫斯基號』交通船。」

軍校開學初期，能夠用於訓練和實戰的武器十分短缺。一部分是由蘇聯提供的。計為：2門Aрисака式大炮，1898年制(76MM，野外不適合用，太重)。炮彈 3000發，由蘇俄顧問指導縮短了其中的1000多發的彈藥筒。一些山炮；4門日式馱載山炮(1914年產，76MM。276發炮彈，但其中4門山炮需要修理且缺少炮彈；1910年的德制炮1 門，沒有瞄準器。22發炮彈。野外移動不便，難以應用。

當時建設的要塞有黃埔和虎門。到第一次東征前，黃埔幾乎沒有可用的飛機，空軍力量等於零。陸上的兵力為2個步兵團，3000人，受過1---4個月的訓練。一個營，由2個步兵連組成，這些人受過特殊訓練，500名。黃埔島上有600人守衛。

蘇聯顧問。1923年3月8日那次俄共(布)中央會議上，蘇俄決定應孫中山之請向國民黨派遣政治和軍事顧問。挑選顧問的工作立即開始。第一批顧問於1923年6月21日到達北京，9月赴廣州。

首任廣州政府軍事顧問的是巴甫洛夫（Павел　Андреевич　Павлов　漢名高和羅夫）後來是契列潘諾夫Я?И?Черепанов。1924年下半年Б?К?Блюхер漢名加倫到達廣州。這三人都是蘇俄國內戰爭期間戰功赫赫的著名將領。蘇聯派遣了政治顧問和陸海空三軍、通信等各方面的專家。 其中作用突出的是：

步兵顧問H?A?舍瓦爾金(Шевалдин（Прибылев），

炮兵顧問別斯恰斯諾夫(Т?А?Бестчастнов)，

工程兵顧問Яковлев。

學習蘇聯，設立黨代表。軍校第一任黨代表是廖仲愷。這是黨軍「為主義而戰」的重要保證，「為貫輸國民革命之精神，提高戰鬥力，鞏固紀律，發展三民主義之教育起見，於國民革命軍中設置黨代表。」黨代表指中國國民黨的代表，他對於「軍隊中的政治行為……黨員負完全責任。」對於軍隊政治文化工作，部隊生活，宣傳及種種活動黨代表負「有監督校內行政，指導黨務進行，並主持訓練事宜之責。」同時，該校設立了中國國民黨特別黨部，開學後不到一個月，1924年7月6日選舉產生第一屆執監委。蔣介石，嚴鳳儀，金佛庄，陳復，李之龍5人當選。至12月24日開宣傳委員會第一次執行委員會會議，定聘請政治顧問6員，除了熊雄、蕭楚女、張秋人，孫炳文，廖劃平外，還有蘇俄專家В?П?羅加喬夫。黃埔軍校開學後至1924年底，蘇聯顧問人數達到25人。顧問辦公處設在廣州東山。

這個學校不是一般的軍校，有人把它稱作孫中山「親自創立的一個黨校」，[60]並將其作為「黃埔精神」的重要內容，看來是確切的。

軍校的學制和教材。軍校學製為6個月。學員們主要是學習實戰技術，接受各種軍事訓練。軍校的重要特色的是它開設了一些理論課程：中國國民黨史，三民主義，帝國主義侵略中國史，中國近代史，帝國主義，社會進化史，社會學科概論，社會問題，社會主義，政治學，經濟學，經濟思想史，各國憲法比較，軍隊政治工作，黨的組織問題，中國政治經濟狀況，世界政治經濟狀況，政治經濟地理等計18門。值得提出的是，在一些課程中教官宣講的基本是當時蘇聯的觀點，如「帝國主義」課講的是列寧關於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的觀點，讓學員們認識到帝國主義已經處於其垂死腐朽的時期。「經濟思想史」則歸結到 「要站在無產階級的觀點上」 以革命手段消滅社會上的各個階級。第二國際「妥協派」的理論在課堂上受到批判。「社會主義」講的是從歐文、傅立葉到列寧主義的「科學社會主義」理論，「中國近代史」等課程中也有不少理論與孫中山的三民主義相左，但是在辦校之初，這一切並沒有作為主要矛盾凸現，也沒有引發什麼大的問題。意識形態方面的分歧對該黨同蘇聯的關係產生影響是後來的事。

黃埔軍校的辦校思想特別值得強調，它根本不同於舊式講武堂，有明確的「為主義而戰」的宗旨，它「軍事與政治並重，人格與技能訓練共進，國民革命軍的基礎自此樹立」。

世界革命。基於共產國際二大形成的關於世界無產階級革命要同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資產階級民族民主運動相結合的基本理論，莫斯科是以無產階級革命司令部的地位同中國革命運動建立聯繫的。黃埔軍校從創辦伊始就把世界革命概念引入學校教育，其「政治經濟地理」課程中明確「隨時隨地把學生對於國民革命與世界革命的情緒和觀念聯繫起來。」雖然蘇俄和國民黨領導人對「世界革命」的理解各有不同，孫中山早在1921年就對共產國際代表馬林說：中國和俄國攜手可以解放亞洲，但他並不想建立類似第三國際式的組織。

蔣介石1923年在莫斯科向蘇聯領導人表示了國民党進行世界革命的抱負，說該黨承擔的革命工作，「是進行世界革命的組成部分。」他闡述的世界革命概念是：「世界革命的基地在俄國。」目前在「俄國西線，還有一些受資本主義控制的國家，如德國和波蘭。德國革命尚未成功，俄國的西線就不會安全……所以由俄國同志幫助德國革命取得成功是非常必要的。」俄國的東線是中國，一個仍處於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勢力影響下的國家。不言而喻，如果中國革命不能成功，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列強一得勢，那他們就可能進犯俄國的遠東即西伯利亞。如果他們在那裡的入侵得手，勢必危及俄國。」基於以上的狀況，國民黨認為應當「由俄國、德國（當然是在德國革命成功之後）和中國（中國革命成功之後）共建三大國聯盟，以抗衡世界資本主義勢力。依靠德國人民的科學知識，中國革命的成功，以及俄國同志的革命精神與俄國的農產品，我們就可能輕而易舉地取得世界革命勝利，我們就可能推翻全世界的資本主義制度。」後來孫中山又提出了「民族國際」的世界革命設想，其中明確中國要當這一被壓迫民族國際組織的「盟主」，明顯地表述國民黨在國際政治中要有所作為。《黃埔旬刊》發刊詞中把「關於國際的革命新聞」和「關於對帝國主義之攻擊和批評」置於該刊六項重要使命之首。面向世界革命的觀念充分體現在黃埔軍校的教學和學員生活實線中，形成了該校的一大亮點。

1927年國際工人代表團來訪時，學員們熱烈歡呼「西方無產階級與東方無產階級聯合起來！」「中國革命成功萬歲！」「世界革命成功萬歲！」[69] 1926年3月1日軍校正式易名為中央軍事政治學校，歸中國國民黨中央軍事委員會領導。軍校校章上鑄造著「青天白日滿地紅」、「鐮刀斧頭和步槍」的標誌，昭示軍校以世界革命為奮鬥目標。而「鐮刀斧頭」則明顯地傳達著「以俄為師」的意圖，「充分表現出本校已接受國際代表的指導，踏進了革命的大路。這種在行動上擁護農工政策及與人民合作的精神，實在黃埔學校歷史上很重要的一章。」

明確的聯俄方針。蘇俄紅軍建設在黃埔軍校內不僅被奉為楷模，而且孫中山的「聯俄」方針變成了「黃埔精神」的重要內涵。《潮潮周刊》的發刊詞清楚說明了中蘇聯合的重要性和軍校的遠大目標：「在今日人類的面前，只有兩條大路可以引導著人們走向自由平等的大同世界裡去，一條是馬克思為各帝國主義內被壓迫階級而開闢的路，再一條就是全世界人類大多數—十二萬萬五千萬被壓迫民族所必走的大路—孫文主義。人們應當研究孫文主義的基本精神。」蘇俄「不僅是世界無產階級的大本營，而且是世界被壓迫民族的好朋友。因此，蘇俄不但是成為反帝國主義的急先鋒，而且成為被壓迫民族的總參謀部，各帝國主義者亦認定蘇俄是他們的死對頭」。

黃埔軍校建立初期，校長蔣介石對於堅持聯俄方針起了重要作用，他把當初孫中山信賴國民黨政治顧問鮑羅庭的情況介紹給校內廣大學員：「鮑羅庭同志之主張，即余之主張，凡政治問題均需容納其意見。」蔣向學員們反覆說明，「蘇俄同志對於本黨，以親愛之精神，同志之資格，遇事互相討論，求得真理。」

再雖上蘇聯的軍事援助一批批到來，蘇聯顧問們就在身邊，他們認真負責的態度受到人們的尊敬，黃埔軍校內洋溢著中親蘇友好的氣氛。

建立工農軍隊。根據孫中山關於「扶助農工」的思想，黃埔軍校也明確了這支黨軍擔負的宣傳和保衛國民革命的任務：它應當「使革命運動擴展到田間與工廠去，喚起一般勞苦工農，使他們參加國民革命。然後才能使黨有群眾，黨的基礎才能逐漸鞏固起來，才能保障革命的勝利。」在借鑒蘇俄經驗時，黃埔本校和各地分校都十分明確孫文主義的辦學方針，廣泛宣傳黨軍非依靠工農不可以取勝的根本道理：「蘇俄革命的成功固然由於農工的奮鬥。但是作戰的先鋒，農工的屏障，革命成功後國家的衛士都是赤軍。中國革命要靠全國民眾的團結。」

實踐證明，「農民，工人，兵士是國民革命的主力軍」，這支軍隊在軍校中由於政治部等部門給予的良好政治教育，明白「中國如何受帝國主義的及其工具—中國軍閥的壓迫，農工群眾的痛苦，及解除這壓迫和痛苦的途徑。」黃埔軍人確實也參加了廣州政府為減輕農民負擔而開展的活動，如即時「取消雜捐附加稅及厘金」等活動，遵守「禁止軍隊霸佔徵收機關」，「實行移軍郊外」，「禁煙禁睹」，「禁止軍隊干涉民政」等規定，從而得到廣大人民的擁護。

三、從軍校初期的狀況看其對蘇關係

黃埔軍校既然是一所特殊的黨校，一所為培養黨軍幹部為己任的學校，它就必然時時處處體現國民黨的方針和政策，而三民主義與蘇俄革命理論的不兼容性又決定了雙方都要頑強地自我表現，從而直接影響國共兩黨的關係，但這已不是本文討論的範圍。這裡僅僅從軍校初期的狀況看其對蘇關係。

孫中山曾經把一些國民黨高層人士對蘇聯和中共的批評乃至懷疑稱作不利於兩黨和中蘇關係的「暗潮」，要他們從大局考慮，莫再起「暗潮」。 那麼這是否空穴來風呢？事實證明蘇俄確實想用蘇共模式改造國民黨。加拉罕的一席話或可生動表述其對國民黨的看法和對待該黨的真實意圖：「國民黨正在變成一個有生命力的、積極的、真正有組織的國民革命政黨，這是我們在任何一個別的國家都沒有遇到過的。不管是印度、土耳其還是波斯，都沒有這樣一個政黨，像現在（我強調的是現在）國民黨這樣舉足輕重；像國民黨這樣，受我們的影響如此之深；像國民黨這樣，尊敬和崇拜我們的權威；像國民黨這樣如此順從地接受我們的指示和共產國際的決議」。不難看出，他過於樂觀了。事實上國民黨並非那麼「順從」。

最關鍵的問題還是由意識形態的分歧(最主要的是由關於階級鬥爭理論)引發的不同政策和策略。

早在1923年5月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就指示中共，要幫助國民黨在其佔領區「實行有利於貧苦農民的沒收地主土地政策，並採取一系列其他措施」。這與孫中山的想法南轅北轍，1923年11月6日陸海軍大元帥大本營公布並開始實行的《廣東田土業佃保證章程》，目的不在激化農民與地主的矛盾而是相反，要「保障農民業佃雙方利益」，為此設立了田土業佃保證局。鮑羅庭要求國民黨臨時中央委員會立即按俄國十月革命做法制定一個相應於《土地法令》文件，激進地完成土地革命。在這個問題上的分歧越演越烈，根本就沒有調和的餘地。連總軍事顧問加倫也認為中共在黃埔軍校內外「千方百計鼓吹階級鬥爭。」軍校內外事實上並不平靜。

1925年孫中山逝世後，戴季陶開始拋出許多理論著作，他在《孝》的文章里號召人們盡「對於民族對於社會的孝，」顯然提醒國民黨人努力維護孫中山的思想傳統，「籍以防制異黨分子的曲解與利用。」1925年7 月8月他的《國民革命與中國國民黨》及反共巨著《孫文主義之哲學的基礎》出版，中國國民黨的重要理論家已經向蘇俄關於通過暴力革命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的信條發起正式挑戰了。他重申孫中山關於共產主義不適合中國的觀點後說「共產是要共有，不是要共無，是要共富，不是要共貧，」說孫中山是「從人類生存的出發點，去糾正」那些「以階級鬥爭為歷史中心，以階級鬥爭為絕對的手段之社會革命思想」的。他理解中的孫文主義是，各階級的人要拋棄「他的階級性恢復他的國民性，拋棄他的獸性恢復他的人性。」戴季陶甚至稱中共參加國民黨實行的是「寄生」政策，]認中共和蘇俄的理論在於「用揠苗助長的拙策，阻止中國民族生機」。

這些言論給軍校內外不能坐視「第三國際的共產主義者……在中國這種齊天大聖對牛魔王的策略」的人以「極大鼓舞」。1925 年5月黃埔軍校內成立的孫文主義學會，拿到戴書如獲至寶。有人認為它「武裝了他們的思想。」 「從廣州到上海，從上海到北京，到武漢，反共的視線開始集中，反共的勢力開始形成，各地孫文主義學會的組織因而建立，全國性的反共浪潮也隨之激蕩起來。」邵元沖「為戴氏理論做鼓桴之應」，許崇智甚至把該書「印發粵軍全體官兵閱讀。」蔣介石則對黃埔軍校學員「殷殷訓釋『三民主義以民生意義，應始終立於本黨革命之地位』。」西山會議派甚至就戴季陶的著作《孫文主義之哲學的基礎》做出了一個決議，認為它與國民黨的「黨義無違反。」這就明明白白打出了一面反蘇的旗幟而且賦予這它以國民黨半官方的色彩。同時，也使1925年初成立的青年軍人聯合會與孫文主義學會的對立越來越明顯，矛盾越來越尖銳。

在黃埔軍校初期，這些矛盾和鬥爭僅僅是存在和暗中發展，還沒有激化。然而無論是青年軍人聯合會還是孫文主義學會都不可能改變自己的政治立場，黃埔軍校內的圍繞中國革命道路的鬥爭一天也沒有停止，從而為後來的國民黨對蘇關係的破裂埋下深深的伏線。

黃埔軍校為鞏固廣東革命根據地和北伐戰爭輸送了一批又一批的幹部。學員從1924年起就陸續參加了平定商團軍、第一次東征等戰鬥，初步顯示了這所新型軍校的能量。國共兩黨共同努力，特別是共產黨人做的政治工作，使這所學校在培養幹部的同時，也開始塑造新型的人。如學員們不得酗酒，要互相關愛等。北伐期間人民對黃埔軍簞食糊漿，充分說明了這一點。蔣介石說軍隊「能得人民愛助」)乃為「革命軍不是別人的軍隊，就是工農學群眾的軍隊。」

在國共僅僅持續三四年的合作時期，國民革命力量迅速壯大，1925年中共成立了中央委員會領導下的軍事部，兩黨都開始建立現代意義上的軍隊。在這個意義上，國共兩黨通過合作無論在政治還是軍事上得到的都是雙贏的結果。而軍校建立中蘇聯的幫助也為歷史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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