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史 | 宮崎市定：永樂帝對元朝有哪些繼承？

原標題：國史 | 宮崎市定：永樂帝對元朝有哪些繼承？

靖難之役

永樂帝之所以能戰勝建文帝，固然由於建文政府的脆弱，也是因為永樂帝以元大都為根據地，必然將許多蒙古騎兵收入軍中，從而在機動性方面佔據了優勢。元王朝滅亡時，雖然王公大多北逃，但生產力低下的蒙古地域無法養活太多的人口，因此許多下層軍人留在大都，投降到明軍中。雖然其中也有人被帶到南京，但大多數都不願前往氣候不同的南方，情願成為燕王的部下。

永樂帝雖是生來英明的天子，但在太祖即位後的第三年被封為燕王時，只是十一歲的少年，算不上曾與其父苦勞與共。即使有時參加與北方民族的戰爭，也只是老爺上陣，用兵經驗絕非豐富。因而對他來說，以「清君側」為名的「靖難之役」是最初的戰爭考驗。因為不習慣戰爭，一度陷於死地，而拯救他並最終帶來勝利的，便是蒙古騎兵。可能是因為蒙古的風氣感染了永樂帝，在成功之後，他對南軍的領導者斷然實施了不亞其父的大規模殺戮。建文帝的心腹、學者政治家方孝孺與其一門共八九百人被殺，齊泰、黃子澄與武將們都被處以磔刑，親族也被搜捕誅殺，據說有的地方整個村落的人都殺光了。這完全是繼承了游牧民族互相殘殺時徹底打擊反對勢力，使其無法東山再起的習慣。

元世祖的後繼者

永樂帝雖然將南京作為都城，卻不能一直在此安閑度日。暫時逃到蒙古沙漠的元朝殘存勢力伺機南圖，夢想著復興大元帝國，不斷騷擾國境。對此永樂帝超越了其父消極鎖國主義的範圍，屢次指揮遠征軍與蒙古軍作戰。不過，敵人到底是富於機動性的游牧民族，無法像對建文政權那樣一舉斬草除根。戰爭拖久了，天子在南京便不能迅速應對，自然離開南京而駐留北平的時候就多了。於是將北平改為北京，最初以其為行在而以南京為首都，後來地位顛倒過來，北京成了首都，南京則作為別都，只保留形式上的政府（1421年）。此後，北京作為中國首都的地位得以確立，經歷隨後的清代，直到民國初期也沒有變化。

與北方民族的鬥爭持續了整個明代，這源於太祖定下的國策——鎖國主義，也就是朝貢貿易制度，其方針是：想與中國貿易的外國君主，如果成為明的屬國並朝貢，則附帶允許貿易。面對這項政策，興安嶺以東滿洲一帶的各個民族向明朝貢，成為明的「衛」並接受明的官爵，獲得了貿易權利。然而獨立精神旺盛的蒙古民族，卻不願成為明的屬國，想以對等的地位進行貿易，當要求不被接受時，便屢屢以武力騷擾國境。

最初代表蒙古民族的是所謂北元，順帝之子昭宗和其弟脫古思帖木兒，與明太祖的軍隊作戰，互有勝負。永樂帝即位時，北元的勢力已經衰落，主流派的本雅失里由部下的酋長阿魯台擁立為大汗。

在明朝，東蒙古的北元餘眾被稱為「韃靼」，永樂帝派遣軍隊前去征討，但到達克魯倫河後，十萬軍隊全軍覆沒。第二年，永樂帝率領五十萬大軍親征，本雅失里於鄂嫩河戰敗，逃到了崛起於西蒙古的瓦剌部，在那裡被殺。阿魯台據興安嶺繼續抵抗，戰敗之後向明投降。此後，西蒙古的瓦剌得勢並東侵。永樂帝再次親征，在土拉河畔擊破瓦剌部。這是明與瓦剌之間的第一次衝突，也是一次大會戰，明軍依靠大炮的威力取得了勝利。瓦剌戰敗後，東蒙古再度強大起來，阿魯台再起反抗，明軍又前往征討。永樂帝兩度率軍親征，但阿魯台躲藏起來，不見蹤跡。在最後一次遠征歸還的途中，永樂帝得病而死（1424年）。在漢族人的天子中，再三親自越過蒙古沙漠與北方民族作戰的只有永樂帝一人。

在對外政策上，永樂帝明顯與其父矛盾。太祖在最初的遠征失利後，固守長城一線，保護漢族人的居住地，滿足於民族國家，並在鎖國的前提下與外國交往。然而，這項政策卻是與時勢背道而馳的。在元代時，漢地、蒙古、滿洲被打成一片，共同成為大帝國的領土，交通貿易可以在一國之內自由進行。然而明以長城為國境，設置內外差別，並採用朝貢貿易制度，使長城南北的交通貿易受到嚴格管制。對此特別感到不便的是北方民族，綿延不絕的國境紛爭也使漢族人蒙受困擾。為了結束這種狀態，有必要再次建立元王朝那樣的世界帝國。

而這次，輪到以漢地為主體，將北方民族容納到領土之內。永樂帝的北伐，正是基於這樣的理想和要求而展開的，只是沒能像元王朝那樣取得成功。然而，從永樂帝為此目的而奠都元大都一事中，亦可看出他的理想。他並非只想做太祖的忠實後繼者，而是想成為元世祖再世，只是其理想沒有完全實現。因為太祖的鎖國主義是儼然不可更改的祖法，其後的明朝諸帝受其束縛卻無法變更，直到滅亡都不得不苦於這一政策帶來的惡果。

威服南海

永樂帝在南方也採取了與太祖相反的積極政策，第一項是合併越南。當時安南王陳氏衰微，身為外戚和大臣的黎季犛掌握權力後最終廢掉陳氏，自立為王，國號大虞。陳氏的餘黨和鄰國占城不服，與大虞國相爭，結果永樂帝出兵滅掉大虞國，將其編入明的領土，並設法內地化。這顯然是永樂帝擴張主義的體現，無非夢想著重建大帝國。同時這也是鎖國主義的結果，因為對外貿易受到嚴厲限制，若要自由進行國境貿易，就只能將國境無限向前推進，將佔領地內地化。這種做法當然會激起強烈的反抗，黎利領導安南人掀起抵抗運動，永樂帝死後，明終於不得不承認安南王黎氏的獨立地位。

永樂帝的第二項南方政策，是命令宦官鄭和進行大規模航海，對南海諸國進行招諭。實施鎖國政策後，之前一直與中國進行貿易的諸外國觀望形勢，並沒有像明政府預期的那樣前來朝貢。這樣一來，窘迫的反而是明朝，就算誇口中國地大物博、無所不產，那也有限度，比如給陶器加彩用的鈷，據說就全部產自波斯，此外香料、寶石等多是南洋所產。其實即便如此，如果像太祖時那樣萬事以節儉為原則，沒有這些東西也能過得去，但永樂帝喜愛豪奢，舉行盛大的朝廷儀式時，裝飾品缺一不可。於是，永樂帝任命鄭和為指揮官，組織大型貿易艦隊，巡迴南洋、印度洋沿岸各國，進行示威，逐個貿易，同時勸誘他們前來朝貢，對於不肯順從者則使用武力。

最初的遠征是在永樂三年（1405年），將士兩萬七千八百餘人分別乘坐六十二艘大船，由南京出發，順江入海，最終到達印度海岸。歸途中，在蘇門答臘島的三佛齊國受到華僑陳祖義的反抗，將其擊敗並擒獲帶回。以後的航海也大同小異，第二次時派出別動隊，到達了阿拉伯半島的阿丹（亞丁）、天方（麥加）。第七次是最後一次，於永樂帝之孫宣德帝即位後的第五年出發，航行最遠，到達非洲東海岸的木骨都束（摩加迪沙）後返回。

這一壯舉表明，當時明的航海技術有了很大進步，恐怕是受元代世界帝國遺風的影響，並在已知的航路上應用伊斯蘭航海術而實現的。這與大約八十年後葡萄牙船隊繞過好望角的情況類似，當時葡萄牙沿用侵入伊比利亞半島的薩拉森人的技術，開始在海上活躍。葡萄牙的瓦斯科?達?伽馬於1498年繞行非洲大陸，並在木骨都束停泊，但他無從得知在同世紀之初明朝的鄭和已經到達此地了。

鄭和前後七次遠航，勸說南海諸國朝貢，宣揚國威，這在今天看來似乎甚難理解。然而就在不遠的過去，美國的佩里艦隊對日本也做了同樣的事，日本又對朝鮮做了同樣的事。其實，鄭和也曾來到日本，並勸足利義滿入貢。幸好當時兩方想法一致，義滿被永樂帝封為日本國王，同時被授予朝貢義務和貿易權利。這樣看來，義滿朝貢、明進軍安南和鄭和遠航，都可以理解為明朝對外政策同一實質的不同體現。即便如此，明的政策也實在是肆意到極點。首先奉行鎖國主義，拒絕外國自發前來，又嚴禁本國人民前往外國貿易；然後對沒有意願的外國威逼利誘，使其成為朝貢國。

而且，並非成了朝貢國就可以自由貿易，除了朝貢次數，貿易船隻的數量和人數都有限制，許可範圍之外的物品交易要被當作走私予以嚴懲。這一切都是從自己的立場出發，將意願強加到他國頭上。因為安南曾是中國的屬地，便不由分說征服佔領。因為日本在太祖的遺言中被列為不征之國，成祖也有所顧慮，所以只是極力勸其朝貢。在永樂帝南方政策的範本中，果然還清晰殘留著元代的世界地圖。儘管如此，明的國力接近元世祖當年時，還勉強能達到目的，而一旦政治紊亂、國力不振，對外政策中隱含的矛盾便會立刻浮現。所謂的倭寇戰爭，可以說是註定要發生的事。

宮崎市定（1901年8月20日～1995年5月24日），日本東洋史學家，戰後日本「京都學派」導師，20世紀日本東洋史學第二代巨擘之一。

宮崎市定的正確日語名為「宮﨑市定」，由於「﨑」在日文印刷中十分不便，因而多以「崎」字代之。他生於日本長野縣下水內郡秋津村（2009年改為飯山市）靜間。早年畢業於秋津小學校和縣立飯山中學校（即長野縣飯山北高等學校的前身）。1919年入新開設松本高校（現在的信州大學）文科一類學習，同校的晚輩生有後來的著名東洋史學家曽我部靜雄和仁井田升。1922年進入京都帝國大學文學部史學科學習，師從內藤湖南、桑原隲蔵、羽田亨、狩野直喜等人專攻東洋史。

1932年「一·二八」事變，宮崎市定應召入伍，任軍馬廠廠長。1933年退伍回國，返回京大。1936年2月赴法國留學，入巴黎東方語學校學習阿拉伯語。1938經美國回國。1944年5月任京都帝國大學（即京都大學）文學部教授。1958年以《九品官人法研究·科舉前史》獲日本學士院賞。1960年10月赴法國任巴黎大學客座教授，後回國。不久又赴美國，任哈佛大學客座教授，1962年7月回國。1965年於京都大學退休後任京大名譽教授，同時兼任德國漢堡大學和魯爾大學客座教授。1978年獲法蘭西學士院頒發的「ジュリアン賞」，1989年獲日本政府頒發的「文化功勞者」獎章。曾獲日本從三位勛二等旭日重光章。

宮崎市定對中國學的很多領域，包括社會結構、政治體制、經濟形態、權力關係、政府組織等方面均有獨到的研究。中國文化大革命開始之前，儘管當時宮崎市定在中國史學界被定為「資產階級史學家」，但在1963～1965年依然內部出版了《宮崎市定論文選集》兩卷，作為黨內高級幹部和史學專家的參考讀物，可見其東洋史學研究成果的影響力之一貌。而在日本和國際漢學界，他的著述被廣為閱讀和頻繁引用。司馬遼太郎、谷沢永一、向井敏、松本清張、米長邦雄等史學界之外的著名日本作家，都是宮崎市定的書迷。而他執筆的面對一般讀者的史學概論書，在日本廣為暢銷。他的生前著述全部結集為《宮崎市定全集》（全24卷，別冊1卷，共25卷，岩波書店、1991 - 199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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