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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藝術:何時形而上地有家可歸 給策展人王春辰的一封信

原標題:女性藝術:何時形而上地有家可歸 給策展人王春辰的一封信



《中國美術報》第91期 學術月刊

女性藝術:何時形而上地有家可歸


給策展人王春辰的一封信


□ 佟玉潔


春辰好!

得知你在做一個「女性藝術」展很高興!應該說今天女藝術家參展的機會已經比以前多了,但是作為一種當代藝術現象還顯得比較弱,特別是專題性的女藝術家展覽更少,大部分女藝術家的展覽相對集中在了每年的三月,因為三月有一個國際三八婦女節,於是就有了一種擔憂,女藝術家的展會不會成為一種節日美學的花邊學術現象?還好你做的女藝術家的展覽不在三八婦女節。


春辰,你的文章我認真地讀了幾遍,你的文章主標題叫「內燃」,很有詩意,但是當你把「女性藝術」作為副標題時,我以為你把「女性藝術」作為了一種身份象徵,而不是學術的象徵。因為我試圖在你的文章中找到關於「女性藝術」的學理,然而卻沒找到。你在文章的開頭說「女性藝術是指女畫家藝術」,這的確是一種身份的說辭,就像我們說男性藝術是男畫家的藝術一樣,學理上是很難成立的。顯然,身份不等於學術。那麼你所說的女性藝術作為身份的一種象徵,是指女性氣質的生理性別藝術,還是有政治訴求的女性主義藝術?文章在這個問題上很糾結。但是文章中涉及幾個話題,如身份、屬性和政治,我覺得有意思,於是想就你提到的幾個話題談談我的觀點。


關於「身份」的問題


身份的概念涉及的是一個人的社會屬性問題,所以身份不是固定不變的標籤。人的社會屬性決定了人的身份建構性與開放性。比如,我們說王春辰是藝術批評家,當孩子的學校要開家長會,請學生的家長到場,此時作為學生家長的你說我不能去,我是藝術批評家只能參加藝術討論會,行嗎?所以針對不同的公共訴求,身份的維度也呈現多樣性,這種多樣性源自於身份的不確定性。可見如果我們一定要固化身份的標籤,實際上在否認身份的建構性與開放性。所以當固化身份的標籤成為我們行為的準則,帶來的問題也不少。在中國的藝術界有一個奇特的現象,當見到女藝術家的作品時,我們會脫口而出:啊,這是女性藝術。那麼你憑什麼說它是女性藝術?你從哪判斷它是女性藝術?僅僅是因為藝術家的生理性別嗎?當我們在做女藝術家扎堆的展覽,我們會說這是女性藝術展。這種生物性的性別邏輯永遠是針對女藝術家的。為什麼清一色的男性藝術家的扎堆展覽,我們不從生物性別的邏輯來定義這是男性藝術展呢?女性藝術的學理是怎樣認定的呢?我們的藝術批評通常認為,女性藝術代表著女性意識、女性視角、女性方式和女性經驗……又是一個生物性的認定與表達,那麼為什麼不是人性意識、人性視角、人性方式和人性的經驗呢?如果從人性複雜的角度來看,性別是一個不確定的因素。所以,一個簡單的性別化的價值判斷既不符合人性的豐富性與複雜性,也不符合性別身份本身的建構性與開放性,這裡涉及性別的屬性問題,可放到第二個話題展開。我想說的是,生物性的性別認定帶有明顯的性別歧視的因素在裡面,當你談到「女性藝術」幾個字時,實際上已經在為女性藝術貼標籤了。而女性藝術身份的標籤化恰恰來自男女性別二元對立的思維模式。當我們稱自己是女性藝術時,似乎又掉進了一個性別歧視的怪圈。如果女性藝術是一種學理化的標籤,那麼這個標籤的學術體系又是什麼?如果僅僅從生物性的性別定義女性藝術的學術命題,那就是生物性的性別意識先行論。其實我們做藝術批評的經常會遇到一種尷尬:女藝術家不願意稱自己或者自己的作品為「女性藝術家」或「女性藝術」。為什麼呢?大凡有創作實踐經驗的藝術家不會把自身的性別身份因素放到首要位置,儘管創作可能涉及性別的話題。而我們的藝術批評的思維常常賦予女性藝術生物性性別的想像,不僅是在學術定位上考慮生物性的性別與藝術的關係,同時在展覽上多半將動植物的雌雄想像賦予女性藝術的主題。我們的藝術批評很少反思我們遭遇的「女性藝術」稱謂的尷尬,並一意孤行地推行我們既定的生物性別命題「女性藝術」。那麼女性藝術是一種文化身份嗎?既然性別身份的建構性特徵決定了它的不確定性,那麼文化身份就一定是生物性別的結果嗎?如果把女性藝術當作一種文化身份,那麼女性藝術的學理化是很難建立的。


李秀勤 觸·叩 觀念藝術 2016年


關於「屬性」的問題


在我理解中,你文中所說的「屬性」問題,是針對女性藝術和女性主義藝術差異性的表達。女性藝術與女性主義藝術表面看起來均涉及性別屬性問題,實際上二者差異很大。前者強調女性氣質,有著女性生物性別的認同感,滿足一般性的審美藝術的生產;後者拒絕女性氣質及女性生物性別身份的認同感,只是將女性問題作為一個主體性的政治發聲系統的理念,其中就包括了反對男性中心主義,反思女性歷史與現代社會所遭遇問題的文化質疑性藝術生產的性別政治,以及強調去性別化的身體快樂性藝術生產的酷兒政治。事實上,女性主義藝術不是一個性別身份的藝術,而是一個與藝術史有關的學術命題,女藝術家的創作可以涉及,男藝術家的創作也可涉及,和自身的性別屬性沒有固定的關係。顯然,女性主義藝術與女性藝術有著本質上的差異。但是最終你把女性主義藝術納入了女性藝術的範疇,這種邏輯關係我不認同。因為女性藝術的概念源自於我們對性別的屬性看法有一個固定的模式,即生物性的性別意識主導著藝術的創作。那麼性別的屬性是天生的,還是被建構出來的?這個問題在西方已經探討得比較深入了。美國女性主義批評家朱迪斯·巴特勒就說過:「如果性別是男女不平等的性化所採用的凝固不變的形式,那麼不平等性化就先於性別出現,而性別則是其結果。」在《聖經》中,上帝是男權話語的代言人,他在創造了天地萬物的同時,也創造了人類的第一始祖亞當。亞當的男性身份決定了這個世界首先是男人的,並由這個男人開始了不平等的性化寓言的人類社會。當然,亞當男人的性別身份也是通過自己肋骨製造了一個叫夏娃的女人來顯示的,而這個女人成為亞當的他者。當這個他者在男權話語中開始了性別生物範疇的一生的勞作,如生孩子等等,女性的性別身份就在不平等的性化中接受了性別事實。美國的女性主義批評家葛爾·羅賓也說過:「性是壓迫的媒介。」當性是壓迫的媒介,性想像中性別秩序便成為社會的政治倫理。古希臘神話中的性愛女神阿佛洛狄忒(維納斯),是天神烏拉諾斯被斬斷的陽具流淌到大海中的精液變成的。儘管維納斯是男性生殖出來的文本,她從屬於男性文化的一部分,但是被賦予了女性氣質的身體同時,也被冠以了愛神的文化內涵,並在神的世界中執行男權的話語。實際上,維納斯是個「男人」,而且是由男人製造並偽裝成為「女人」。由此可見,性別屬性的問題一直是兩性話題博弈的焦點。世俗社會通過什麼來證明自己是個女人或者是男人?身體的生物學的觀點認為,兩性的認知,來源各自一方生物信息的投射並由此產生的性行為。而身體的社會學的觀點認為,兩性的認知,來自社會處境中的文化建構並由此承擔的社會角色。而社會權力結構中的男性,始終是佔有統治地位的生命主體。就像女人來自亞當的一根肋骨,亞當成為了生命主體的創造者。這種文化的滲透,讓男人與女人的關係成為統治與服從的關係。而生物性的性別社會分工更加劇了女性被統治的邊緣地位。我們都知道,古典的藝術史是男性藝術家創造的。當一個有才華的女子被美術學院拒絕,雖然是古典社會的事情,但是今天美術館對女藝術家有多大的接納程度?20世紀的六七十年代的西方女性主義藝術開始反思女藝術家在歷史與現實遭遇的困境,因為那個時候有不到一成的女藝術家能夠參展。於是女性主義藝術出現了,並且建立多維度的反對男性中心主義的發聲機制。這也是我們常說的女性主義藝術的性別政治。到20世紀90年代,西方的解構性別理論成為了後女性主義藝術的主體話語。用朱迪斯·巴特勒的話說,「把女人等同於性別,是把女人這個範疇與她們的身體外在的性化特徵混同,是拒絕給予女人自由和自主權,就好像這些理當是男性所享受的一樣。因此,要打破性別範疇就得摧毀一個屬性——性別。」朱迪斯·巴特勒的話語是我們常說的後女性主義藝術的酷兒政治。顯然,這裡提到的皆是女性主義藝術,而不是女性藝術。



呼鳴 新八十七神仙卷Ⅱ—呼鳴向大師致敬 布面油畫 159×121cm×13 2012年

關於「政治」的話題


女性主義藝術作為階段性的策略,反思女性在歷史與現代社會所遭遇的問題。其中包括了批判男性中心主義,具有強烈的政治目的性。我在一篇文章中說過,女性藝術與女性主義藝術無論字面上,還是內涵上都有很大的不同。但是我們的藝術界把女性主義藝術納入女性藝術的範疇,這是一種誤讀。因為女性主義藝術具有著強烈的政治色彩,或者說女性主義藝術就是政治的本身。要不然,怎麼會有女性主義藝術的性別政治和酷兒政治的話題出現?而女性藝術單從字面上來看與政治沒有太大的關係。事實上,女藝術家的創作呈現多元的狀態,可以將藝術視為政治的本身,也可以將藝術與政治區別對待。我曾在拙著《中國女性主義藝術性修辭學》一書中提出過兩種政治理念,一是作為統治模式的權力話語機制建立的狹義政治,一是作為個體價值利用與開發的話語機制建立的廣義政治概念。中國女性主義藝術生產的核心機制是把人從狹義的政治概念作為統治模式的權力機制中剝離出來,成為一個關於人的個體生命權力機制建構的承載者和詮釋者,進入了一個非統治模式的廣義政治概念的話語體系里,並在此基礎上生產出了中國女性主義藝術的性別政治、身份政治與酷兒政治,實現了個體生命權力建構中的自身價值的開發與利用的問題。從某種意義上講,中國女性主義藝術政治說從屬於廣義的政治概念。事實上,我們所說的政治是一個關於權力的話語。而政治與權力是可以相互言說的。政治決定了權力的運作模式,反過來權力制定了政治遊戲。從政治作為統治模式中的權力機制可以看出,統治與被統治的權力關係具有著壓抑的功能,但是福柯卻認為:權力不僅有壓抑功能,還有創造功能與生產功能。中國女性主義藝術政治說的創造功能與生產功能表現為,通過個體生命權力建構中的自身價值的開發與利用,建立了一套政治立場鮮明的權力話語體系,即性別政治、身份政治和酷兒政治的話語體系,並且成為「關注自身、解釋自身、認識自身和承認自身是有慾望的主體的實踐」。就像福柯所說的,權力是慾望的構成要素。如果說男權話語生產的藝術經驗史讓女性成為了慾望的對象,那麼中國女性主義藝術政治說讓女性成為慾望的主體,並且通過性別政治、身份政治和酷兒政治的三種視覺樣式的生產,完成了一個關於慾望主體的塑造。這裡我們完全可以把女性主義藝術理解為:一個具有強烈的政治目的慾望主體的塑造。其中包括兩個鮮明的藝術生產的範式:第一,文化質疑性的藝術生產;第二,身體快樂性的藝術生產。這兩種藝術範式既包含著對女性的歷史與現實生存狀態(包括文化生存狀態)的一種反思,也包含著跨性別的身體表演帶來的權力遊戲。這就是我們說的女性主義藝術的理念,那麼女性藝術的理念在哪兒?


當我們說女性主義藝術是政治的本身,一個具有強烈政治目的的慾望主體的塑造,並且製造了性別政治和酷兒政治的藝術範式,女性主義藝術的學理完全能夠成立,可以說是形而上的有家可歸。但是當我們說起女性藝術時,其理念又是什麼呢?如果我們拿不出女性藝術的學術價值體系,女性藝術就變成了形而上的無家可歸。所以,當我們用女性藝術進行學術命題,就一定要為女性藝術在學理上給一個說法,僅僅因為生物性的性別認定女性藝術,那就使女性藝術跌入一個性別歧視的怪圈。女性主義藝術不等於女性藝術,切不可把女性主義藝術納入女性藝術的範疇,不僅學理上站不住腳,而且也是危險的。2016年第34屆藝術史大會「性別與婦女」分會場就是討論性別與藝術的關係,主題是酷兒藝術,這是涉及後女性主義藝術的一個話題,跟女性藝術的話題沒有關係。所以,期待春辰為「女性藝術」學理的出現作出貢獻,讓女性藝術的概念形而上地有家可歸。祝你們的展覽成功!


順致秋安

佟玉潔


2016年8月22日


(作者系獨立批評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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