潛堂書事（七）：怪獸的模樣

原標題：潛堂書事（七）：怪獸的模樣

《中國美術報》第90期 美術副刊

研究中國古代青銅器，形制分類、紋飾定名和銘文辨考是重要的方法和途徑，宋代學者對此做過不少先導性的工作。就器物命名而言，除一些本有銘文者外，好古的宋人會根據早期典籍的記載和描述，為另一些形態功能各異的青銅器定名；至於有關紋飾的討論，宋人採取的仍是從歷史文獻中摘引名稱加以命名的方法，並作相應闡釋。比如他們認為多數器物之所以用一種名為「饕餮」的怪獸圖像來裝飾，是因為製作者要為之賦予「戒貪」的功能和意義，這一說法的來源當可追溯至《呂氏春秋》中的《先識覽》。

今年清明前後曾訪殷墟，同行旅伴之中既有專研古器物紋樣者，也有治宗教及設計者，器物紋飾可算是大家關心領域的重疊區，故也成為一路上談及最多的話題。中國古代在兩宋以後，鐘鼎彝器的紋飾研究並無更多進展，直到1930年代，國內學者始受西方美術考古方法和成果影響，為青銅器紋飾風格發展建立起一套序列。不管怎麼說，於今若再使用「饕餮」這個筆畫繁複、所指不確、語義模糊之詞來研討圖案紋飾，終究不妥，正像學者林巳奈夫在《神與獸的紋樣學》中調侃的那樣，對「饕餮」一詞不加限制地使用，總會讓他聯想到當代日本人故作瀟洒地濫用片假名。也由於此，在殷墟觀摩交流之際，我們一直有意避談「饕餮」而力圖具體辨認每種每類紋飾圖樣。

《神與獸的紋樣學》

作者：林巳奈夫

版次：三聯書店2016年9月版

有意思的是，林巳奈夫的嚴謹和審慎使他走向另一極端：他結合動物圖鑑和日常觀察，欲為銅器紋飾找出自然依據，像盤羊、羚牛、赤麂（吠鹿）、水牛、戴勝、葦鶯鯊、百步蛇等，都被他認定為是一些器物紋樣的現實來源——這種「對號入座」的分析分類方法當然並不恰當，但可能是他從另外角度來證明「饕餮」之無稽的嘗試。在《神與獸的紋樣學》里，林巳奈夫還想說明的一個問題是，以往那些被理解為獸（如虎）或饕餮食人的青銅器造型和紋飾，其寓意並非人獸關係的緊張和敵對，而是人（祖先、死者的靈魂或神）通過虎與至高神靈太一（帝）相見；虎是其間的樞紐，太一（帝）扮演著同樣的角色，因此帝以虎的形式現身。

林巳奈夫的假設及其論述過程相當有趣，令人「腦洞大開」，他還時常運用聲訓的方法理解一些圖像和文字，並在此基礎上再行推論。比如談到「蕝」字和「舌」的關係，後又說明銅器紋飾中有「舌」的人和有「蕝」的獸都是神靈，他（它）們正是通過舌和蕝互通靈氣；又如倒梯形之「蕝」與「T」「示」「祇」三字（圖）的互轉，在林巳奈夫看來也頗為理所應當。

楊曉能在《另一種古史》中批評了林巳奈夫的研究方法，他稱之為「回溯分析」。圖像的名稱、功能、組合和意義等本是不斷演進變化的，參考和使用晚期的資料去印證商周時代的紋樣，顯然不太可靠。確實如此，青銅器紋飾和圖像（符號語言）之形成與呈現，有其極其複雜的來源和過程，楊曉能從觀察此類對象入手，兼述古代中國視覺媒體的多樣性和重疊性，實際也梳理出一條動態的「傳統」。

《另一種古史》

作者：楊曉能

版次：三聯書店2008年10月版

歷史與傳統之被不斷「建構」，一如作為鐘鼎彝器紋飾的獸面，它可以是龍虎牛象，也可能代表神靈祖先，甚至在某些時候用作警戒，對之凝視沉思，彷彿面對的正是歷史的「暗門」。

以獸喻史，讓人很容易聯想到王德威《歷史與怪獸》（《The Monster That is History》）一書。這部論集最早由英文寫成，中文增訂版共收入九章內容，其中最精彩者自是與書名同題的第七章《歷史與怪獸》，討論的是姜貴《今檮杌傳》（1957年）及與之相關的兩部古代小說。「檮杌」這一意象的內涵極為豐富，它是傳說中的「不肖子」「可憎之斷木」，本系寓言，但在稍晚的敘述和添油加醋的轉述中，檮杌漸成一種好勇鬥狠、逆知未來、趨吉避凶的「惡獸」；楚人又以史為檮杌，目的在於「紀惡以為戒」，這恰與宋人眼中能夠起到「戒貪」預警之用的饕餮類似——按照《左傳》的說法，饕餮也是所謂的「不才子」。

如此怪誕的凶獸，何以被姜貴用以命名小說？這正是王德威用意理解和詮釋之處。《今檮杌傳》帶有特別明顯的時代痕迹和個人經驗，極為誇張和集中地展示了歷史陷落和創傷開始之時各色人等之善惡悲喜，在敘事之初即寫禮教機制敗相畢露，結尾則是惡人當道、群魔亂舞。毋庸置疑，姜貴寫作的目的，以及他「對政治所做的辯證」和「深遠的歷史觀照」，本在詛咒惡者、警惕來人，即「紀惡以為戒」，但弔詭的是，其敘述本身，甚至歷史的本然存在，卻包容了歷史本欲祓除的對象，正如王德威所觀察到的，姜貴本欲以小說表達對任何政治系統在歷史中的運作所感戒慎恐懼，不過其敘述卻集偏執、變態、怪惡的譜系之大成，就此而言，「歷史只能以負面形式展現其功能：亦即只能以惡為書寫前提，藉此投射人性向善的憧憬」。

回首中國現代化的進程，的確存在許多令人難以理解的現象和結果，王德威在《歷史與怪獸》中，希望呈現現代性（modernity）和怪獸性（monstrosity）的辯證，以及歷史和「再現歷史」的兩難。與魯迅《狂人日記》構成呼應的《今檮杌傳》，似乎成為哥雅（Francisco Goya）名言「理性之夢滋生獸性」的註腳，正是小說中那些從「利他主義」出發，最終卻落入「吃人主義」窠臼的「怪獸」，鼓動和推促著「現代」的生成。

與《今檮杌傳》相比，稍早一些的《檮杌萃編》和更早的《檮杌閑評》（1629年），其敘事重點和價值觀念更為特異。《檮杌閑評》本意要貶斥賊臣作亂、朝局傾頹，卻對魏忠賢和客氏的日常生活與情感充滿好奇與興味，花費許多篇幅加以描寫；《檮杌萃編》刻意摹畫「詩禮人家」和「正人君子」的醜態，將一個廉恥與禁忌蕩然無存的社會剖露出來。前者將惡作「瑣屑化」「人性化」和「自然化」處理，極力尋求善惡之爭的平衡，後者則在惡中選擇何者可取，暗示「惡必勝正」、可辨的惡行相對曖昧的偽善更為情有可原。在王德威看來，《今檮杌傳》儼然交錯著《檮杌閑評》和《檮杌萃編》的特徵，姜貴對人之獸性的戒慎，近乎《檮杌閑評》的立場，而對惡所生犬儒態度，則可見《檮杌萃編》的影響。正統觀念與道德猶疑，共同賦予歷史怪獸以現代面貌。

王德威很早就提出且一貫認為：「歷史敘述」——透過附會歷史以使虛構敘事產生真實感——一向是傳統中國白話小說的特徵之一。文學和歷史、虛構和現實之間的複雜互動，作為小說家而兼歷史學者的金庸亦有極為深刻之認知，他曾在《鹿鼎記》中這樣寫道：

中國立國數千年，爭奪帝皇權位、造反斫殺，經驗之豐，舉世無與倫比。韋小寶所知者只是民間流傳的一些皮毛，卻已足以揚威異域，居然助人謀朝篡位，安邦定國。其實此事說來亦不希奇，滿清開國將帥粗鄙無學，行軍打仗的種種謀略，主要從一部《三國演義》小說中得來。當年清太宗使反間計，騙得崇禎皇帝自毀長城，殺了大將袁崇煥，就是抄襲《三國演義》中周瑜使計，令曹操斬了自己水軍都督的故事。實則周瑜騙得曹操殺水軍都督，歷史上並無其事，乃是出於小說家杜撰，不料小說家言，後來竟爾成為事實，關涉到中國數百年氣運，世事之奇，那更勝於小說了。滿人入關後開疆拓土，使中國版圖幾為明朝之三倍，遠勝於漢唐全盛之時，餘蔭直至今日，小說、戲劇、說書之功，亦殊不可沒。

似乎正是種種的「惡」，讓虛構之文學更易形塑真實之歷史——這是否讓歷史變得更加不可捉摸了呢？抑或歷史這頭「怪獸」本身如此面目多變？還是歷史慣常以這類形態進入日常生活？凡此種種，皆足以啟發我們新一輪的歷史想像和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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