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年过去了，为什么我们还要读《安妮日记》？

天下 1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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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日京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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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常听人说安妮代表着600万大屠杀的受害者。我认为这种说法不正确。安妮的生与死纯属她个人的命运，只不过这种命运重复了600万次而已。安妮不能、也不该代表被纳粹分子夺去生命的许多人。每个受害者都有各自的理想和世界观；每个受害者都在世界上、在亲戚朋友心中占据只属于个人的独特的位置。……

我无法拯救安妮的生命，这是我久久不能释怀的莫大遗憾。但是我帮助她多活了两年。在这两年里，她写了日记，呼吁理解和宽容，给全世界人们带来了希望。这印证了我的信念：

有为胜于无为。有所作为未必有好的结果，但无所作为却只能一事无成。

——蜜普·吉斯

《安妮日记》（2001）电影剧照

1947年6月25日，奥托·弗兰克在自己的记事簿里草草写了一个词：“Book”。他没有再写别的话，这缄默中封冻了太多情绪，太多话语。过去噩梦般的五年里，他失去了相濡以沫的妻子和两个挚爱的女儿，在奥斯维辛集中营度过了五个月非人的生活。之后，他孑然一身回到了阿姆斯特丹，这里曾经给予他的无穷幸福，现在都成为梦幻泡影，唯一的慰藉是他女儿安妮·弗兰克留下的一本日记。而这一天，正是安妮的日记公开出版的日子。

奥托·弗兰克在1947年6月25日前后的笔记。（图片来自安妮·弗兰克基金会网站http://www.annefrank.org/，以下除去特别说明，图片均来自该网站）

为了能让这本日记出版，他在“二战”后四处奔走。起初，回应寥寥，后来，一位历史学家被这本日记深深打动，在报纸上大加赞颂，安妮的日记因此得以出版。在当时，这本日记唤醒了所有被“二战”伤害的人们的共同记忆，而在出版后的整整七十年里，它真实地改变了很多人的人生。安妮日记被当成整个犹太民族遭受纳粹迫害的铁证，而安妮对自身经历和遭际那生机勃勃、常常带有几分戏谑味道的描述，却具有鲜明的私人性。读者在日记里看到的是熟悉的生活，甚至是熟悉的自己，即便是死亡的威胁、深入骨髓的恐惧，都无法将这真实感异化、抹去。

奥托·弗兰克为了促成《安妮日记》的出版，曾亲自制作了试读本。

在十来岁的年纪，我把我那本《安妮日记》翻来覆去读了几十遍，翻得它书脊开裂。在不同心境中，我追随着安妮成长，发现自己面临的困境和安妮的出奇相似：孤独感，意识到父母的见识和认知不再能引导自己时的迷茫，渴望认同，渴望发出自己的声音，渴望成为一个成熟而完整的女人，渴望以个人之力战胜死亡……

在个体成长经验和民族共同伤痛间的罅隙里，安妮的日记记录了从未有人记录过（却总是在发生）的事情：一个女孩如何在自然成长被外力强行打断之后继续自我成长，并不断追问自己这些经历背后的意义。

然而，1942年6月十三岁的安妮得到她的红格子日记本时，根本想不到她的日记未来会对整个世界产生深远的影响。

安妮日记的第一页，写于1942年6月12日安妮13岁生日当天。

一开始，她在日记里写的都是学校、朋友和男孩子的琐事，自己也清楚不会有人把她的日记当回事。当时荷兰已经被德国纳粹占领了一年多，犹太人的身份让弗兰克一家人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不过安妮和她的姐姐玛各被大人很好地保护起来。在成为被全世界熟知的“写日记的安妮·弗兰克”前，普通女孩安妮其实拥有大把大把令人艳羡的幸福时光。安妮的父母都出生于德国十分富裕的家庭，20世纪30年代，德国纳粹开始公然迫害犹太人，安妮的父亲，奥托·弗兰克在移民瑞士、英国、美国还是巴勒斯坦之间犹豫不定，最后决定举家搬到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并开办了一家出售果胶和香料的公司。

如果安妮跟随父母去了其他国家，或许就不会成为写日记的安妮，或许她会写日记，不过记录的是全然不同的生活境况。命运却以极大的耐心潜伏在安妮的身旁，步步为营地把她引向某种宿命。弗兰克一家在阿姆斯特丹时经济状况虽不比过去，但弗兰克夫妇还是给予两个女儿极大的宠爱。他们一家夏天在比利时度假，冬天去瑞士滑雪；两个孩子的教育都按照她们不同的性格来规划——安妮从小就在最新潮的蒙台梭利学校上学，这极好地保护了她独立的个性；虽然工作繁重，奥托·弗兰克每天还是要拿出很多时间来陪着孩子玩耍。

安妮在蒙台梭利学校

然而，安妮的生日刚过去一个多月，一切就不同了。

1942年7月5日下午，安妮的姐姐，16岁的玛各收到了去德国服劳役的召集令。傍晚5点，奥托·弗兰克匆匆赶回家，向女儿们宣布：玛各不会离开家人。一段时间以来，弗兰克夫妇已经在往一个秘密地点转移家具和财物，以防时局有变。当天晚上，奥托·弗兰克公司的职员来到家里帮他们紧急转运衣物和生活必需品。奥托·弗兰克的公司不大，雇员只有几位：办公室秘书蜜普小姐（她的先生詹·吉斯也是弗兰克一家最忠实的守护者），打字员贝普·弗斯库吉尔小姐，公司负责人维克多·库格勒和约翰斯·克莱门。他们都是荷兰人，都愿意对弗兰克一家躲藏的事情守口如瓶，并给予援助。

玛各收到的召集令

第二天清晨，弗兰克一家甚至连桌上的早饭都没收拾，便离开了。奥托·弗兰克不忘留下了一些迹象、放出了一些口风，让人们都以为他们逃到了国外。事实是，他们连阿姆斯特丹都没有出，就躲避在王子运河263号，奥托·弗兰克公司的办公楼里。

安妮一家的援助者。他们原本只是奥托·弗兰克的雇员，却冒着极大的风险在25个月内尽最大努力保护弗兰克一家和其他的密室成员。

这里将会是安妮在未来二十五个月的全部世界，也是她日记所记录的一切发生的舞台。从外面看，谁也料不到这栋一点儿不起眼儿的建筑里别有洞天。办公楼由两栋相连的建筑组成，一栋主楼面向风光旖旎的王子运河与热闹的河滨街道，另一栋附属建筑则默默躲在它身后，窝在一个僻静的角落里。看上去它们彼此独立，实际有几个走廊相互连通。弗兰克先生把公司办公区域基本安排在了临街的建筑里，后面的附属房子多年来一直半空着，存放公司经营的香料。

我在安妮之家博物馆买了这张明信片，它很好地展示了王子运河263号这座建筑的结构：蓝色部分是邻河的办公区，荧光色部分是安妮他们躲藏的附属建筑。

安妮·弗兰克一家在附属房子的三层安顿下来。从三层到阁楼，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密室”。要想从办公区域进入密室，必须通过一扇窄小的门。贝普小姐的父亲为密室居民做了一个书架挡在通道入口处。

这就是那座书架，现在看起来仍旧是这个样子。这座不起眼的书架在25个月里护卫着密室成员的生命。（图片来自我在安妮之家博物馆购买的明信片）

密室非常狭小，三层仅有两个小得惊人的窄房间。弗兰克夫妇住一间，安妮和玛各住另一间。安妮一家来到后，第一件事是用碎布缝了大窗帘，并且死死地钉在了墙上。

他们每晚还会用一些板子再把窗户挡死，以防屋里的光线透出窗外。几天以后，奥托·弗兰克的生意伙伴凡·佩尔斯先生和他的妻子和儿子，以及犹太牙医弗里茨·普费弗（他后来与安妮分享卧室，这令安妮十分烦恼）也陆续入住密室。

王子运河263号内部结构图，图片来自我在安妮之家博物馆购买的明信片

八位密室成员

在狭小的空间里，密室成员总是难免相互打扰，龃龉不断。更糟的是由幽闭之中生出的虚无和绝望。安妮在日记里不厌其详地记录了密室生活的方方面面，但她的描述总是欢快的，戏谑的，充满希望的，我们很少会通过她的记录，想象密室生活的压抑和沉闷。今年9月，我有幸前往阿姆斯特丹，拜访了由密室改建的安妮之家博物馆。密室的窗户都被钉死了，外面的世界被全然隔绝，逼仄的空间令人窒息，我试着想象自己在这里连续生活二十五个月，立刻陷入了剧烈的恐慌。

但密室生活的二十五个月却让安妮有了飞跃式的成长。1943年底至1944年初，安妮的思想明显出现了一个巨大的飞跃，她和凡·佩尔斯家的男孩彼得从无话不谈的朋友变成了恋人。安妮的女性意识骤然觉醒，而彼得给她带来了原来世界之外的视角，来自另一个家庭、另一个性别、另一种经历的新视角。借此，早慧的安妮矫正了她看待自我与世界的目光，以更公正、更宽容的态度重新审视自己的生活，审视与自己朝夕相处的密室成员。

彼得·凡·佩尔斯

在安妮的日记里，关于密室成员冲突的琐碎记录越来越少，某种体系化的世界观和强烈的使命意识正在悄然成型。她反思过去，谈论性别权力，谈论宗教，谈论对犹太民族命运的理解，思考展现出惊人的深度。那时安妮才十四岁，于令人窒息的孤独和濒临疯狂的时代不可抗拒的牵拉之中，她破茧化蝶一般，独自完成了壮观的蜕变。

1944年3月，流亡中的荷兰教育文化部长发表讲话，呼吁国民创作“简单的作品”记录战时生活，作为重要历史文献留给未来的人们。安妮受此鼓舞，意识到自己的日记可能意义重大，自此以后，她的创作更加严肃，也更加谨慎。她誊写过去的部分（安妮日记的原始版被称为A版，润色版被称为B版，后来她父亲在日记初出版时删掉了大量内容，那个版本被称为删减版，我们现在看到的大多是A版、B版互相补充而成的确定版），给写得不满意的段落润色，为了更公允地描述密室其他成员（特别是自己的家人），她尽力不在日记里任意褒贬身边的人。

对于读者，特别是同样处于成长期的读者来说，旁观这场蜕变是极受震撼的。而最悲伤的，莫过于目睹它的戛然而止。安妮的日记在1944年8月1日戛然而止。1944年8月4日早晨10点，纳粹军官毫无预兆地冲破办公楼的大门，直奔密室，逮捕了密室所有成员。

密室成员被捕后，蜜普发现安妮的日记和手稿散乱在地上，于是把它们偷偷藏进了自己办公室的抽屉。她深知这些日记的意义，却不敢给抽屉上锁，以免引起怀疑。（场景还原图）

安妮一家被捕之后，密室中的家具、财物都被纳粹洗劫一空。但仿佛是某种冥冥中的天意，让两样东西逃过了抄家劫难。其一是安妮的日记和文稿。在八位密室成员被带走后，办公室秘书蜜普溜进密室，就见它们散落在地上。她深知它们对于安妮的意义，于是把它们从密室带了出来，藏在了自己办公室的抽屉里。另一样逃过毁灭命运的是弗兰克一家的照片，弗兰克家对家庭照片十分珍惜，把它们全都带进了密室。装照片的箱子在纳粹的洗劫中被遗漏了，于是今天我们还能看到大量弗兰克家的照片：生日聚会的照片、孩子们在街头或海边玩耍的照片、一家人旅行时的照片，专业摄影师拍摄的人像，甚至还有一段安妮在一场婚礼上的录像（网站http://www.annefrank.org/en/Subsites/Timeline/#上可以看到这段录像）。

1941年5月，弗兰克一家

安妮和玛各在位于德国阿亨的姥姥家

安妮的护照照片，图片来自我在博物馆购买的明信片。

密室成员被捕后，被运到威斯波克难民营，这里是纳粹设在荷兰的犹太人中转站。四周后，他们被当作牲畜，塞进了连窗户都没有的闷罐火车，运往奥斯维辛集中营。

安妮的生命里最不缺少的就是转折、巧合和戏剧性。她总是平静、豁达地接纳它们，相信她的信仰和勇气会护卫自己和家人。但信念没能救她于危难。她永远也不会得知，他们所乘坐的这班火车，是荷兰最后一趟开往奥斯维辛的列车。她和家人，将成为时代之恶掳走的最后一批牺牲者。

弗兰克一家和其他密室成员在奥斯维辛的遭遇和所有在集中营里受尽折磨的犹太同胞一样，是人类历史上最污秽的创伤……安妮再也没有见过自己的父亲，不久又被迫与母亲分离。她的母亲死于奥斯维辛集中营解放前夕，而安妮和姐姐被当作尚有劳动能力的苦力，被转运到卑尔根—贝尔森集中营。

那座集中营的状况比奥斯维辛还要坏，在病痛、饥饿、寒冷和绝望里，安妮和姐姐玛各耗完了她们生命里最后的光辉。起先离去的是玛各，然后是安妮。这个欢乐的、对未来充满信心，相信自己死后仍能以某种方式活着的女孩，在何时、何种境况之中死去，我们永远无从知晓。研究者只能大致推断，玛各和安妮先后死于1945年2月到3月间。

要是安妮知道，自己最多再支撑五六个星期，就能亲眼看见卑尔根—贝尔森集中营解放了，她会活下来吗？要是她知道，奥斯维辛集中营在一个多月前获得了解放，她的父亲已经在回家的路上，她会活下来吗？要是她知道，她当真成为了他们这一代人中最著名的作家和最了不起的历史记录者，她会活下来吗？

1945年4月12日，卑尔根—贝尔森集中营解放。而安妮的生命之光，永远熄灭在了黎明前最后的黑暗之中。

1945年4月12日，卑尔根—贝尔森集中营解放！活下来的人们，终于可以再次拥抱无尽的未来了。

安妮曾经在1944年4月的一篇日记里写道：“如果上帝让我活着……我不会无所作为，我将在世上为全人类服务。”在密室写作的经历让安妮认清了自己的宿命：“长期以来，我已经清楚地知道我最大的愿望是成为一名新闻记者，然后成为一名闻名遐迩的作家。”她的日记证明她有能力和天赋实现自己的理想。但伴随着她的死，一切都不复存在。

安妮的生命里有太多的巧合：她没有去巴黎、伦敦或瑞士，偏偏来到了即将被战云笼罩的荷兰；她碰巧在躲进密室前开始写日记；她拥有极高的文字天赋和善于自省的心灵；她无意中得知荷兰政府在征集战时文献，于是开始了自觉的写作……所有的这些，成就了《安妮日记》，却没能挽救那个对生活怀有深深渴望的普通女孩安妮。

幸运的是，安妮在她的日记里完整地保存了自己的灵魂，每当我们翻看这部日记，我们就都变成了安妮，以纯粹来自私人日常生活的感受，切身体验全人类最黑暗悲怆的集体记忆。这让我们不可能再把六百万犹太大屠杀遇难者看作“他者”。加缪曾在《鼠疫》里写过：“

鼠疫杆菌永远不死不灭，它能沉睡在家具和衣服中历时几十年，它能在房间、地窖、皮箱、手帕和废纸堆中耐心地潜伏，也许有朝一日，人们又遭厄运……

”永远存在的不只是病毒，每一场席卷世界的人祸都会留下不死不灭的恶的种子，藏在我们琐碎生活的温床中。没有一种恶是能够成为过去的。每一次屠杀、每一场战争、每一个人道主义的劫难，都是在制造全世界共同承担的创伤。受难者就是我们。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一切，完全有可能在我们身上重演。

关于安妮的故事，更多信息请登录：http://www.annefrank.or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