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演達與黃埔軍校的政治工作

原標題：鄧演達與黃埔軍校的政治工作

作者｜朱新鏞

來源｜黃埔雜誌

? 鄧演達畫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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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演達（字擇生）14歲就讀廣東陸軍小學堂，同年加入同盟會，投身孫中山的革命事業。24歲時畢業於保定軍官學校。經過軍校學習和革命洗禮，鄧演達成為訓練有素的、新一代的革命職業軍人，他服膺三民主義、以挽救國家民族危亡為畢生志願。軍校畢業後，鄧演達任職粵軍第一師，轉戰兩廣和福建，在與桂系軍閥和陳炯明叛軍作戰中屢立戰功。鄧演達對粵軍第一師的最大貢獻，是協助師長鄧仲元改造部隊。他主持制訂和推行整軍計劃，以軍事與政治教育並重方針，去除舊軍隊種種惡習，提高官兵政治素質，使粵軍第一師成為忠於孫中山三民主義思想的第一支革命軍隊。李濟深說：「沒有擇生同志的忠貞和熱情，就不可能有團結鞏固的第一師，並堅定為革命事業效命。」這是對鄧演達所作貢獻最恰如其分的評價。

1924年6月16日，孫中山在黃埔軍校開學典禮上演說，希望軍校要培養將來的革命軍骨幹，為建立革命軍準備人才，以挽救中國的危亡。孫中山指出，要實現軍校辦學宗旨，必須貫徹「主義建軍」原則，培養軍校學生革命理想和革命精神。孫中山對鄧演達治軍才華評價甚高，將他從粵軍第一師調至黃埔軍校籌備委員會，希望他能為革命軍校建設作出貢獻。孫中山曾說：「幹革命，有兩達，有希望。」兩達者，一達為張民達，另一達為鄧演達。鄧演達從投身「黃埔事業」之日起，不忘中山先生之厚望，為堅持黃埔軍校「主義建軍」辦學方向，不懈努力，貢獻良多。

黃埔軍校建校之初，軍事教官多是畢業於舊式軍校或留學日本、德國等國外軍校的，他們舊軍隊的積習和作風，難免給學員以種種不良影響，有礙于軍校革命教育方針貫徹。鄧演達對於舊軍隊惡習和軍閥作風一向十分厭惡。他強調，「黃埔是培植革命軍人的學校，不是製造新軍閥的地方，這裡不容許有軍閥作風」。為在軍校中樹立革命軍人的新精神和新風範，鄧演達作出了諸多努力。鄧演達人格高尚，是非分明，嫉惡如仇，生活十分嚴謹簡樸，雖出身行伍，但無舊軍人腐敗惡習。他毫不妥協地與軍校中的腐敗分子作鬥爭。

為了培養學生的革命精神，鄧演達傾盡心血，不厭其煩地教育學生「要愛國家，愛百姓，不要錢，不怕死，負責任，守紀律，團結友愛」。由於他有豐富的革命理論修養和演說家的口才，講話極富哲理，富於吸引力和鼓舞性，使學生精神振奮，自覺抵制舊式軍隊的不良影響。作為出色的軍隊政治工作者，鄧演達重言教，更重身教。在粵軍任職之時，由於他的良好表率作用，他所帶領的部隊以紀律嚴明而成為粵軍的模範。在軍校，他從衣著、儀態乃至言行舉止方面，處處嚴於自律，絕不給學生一絲一毫的不良影響，並以其人格魅力，深得學生敬重，被學生尊為革命軍人的楷模，以當「鄧演達式的學生」為榮。

在粵軍獨立營時，鄧演達以嚴於治軍出名。同時，他十分關心官兵生活，尤其注重維護士兵權益和人格尊嚴，在培養官兵感情和建立官兵密切關係方面也卓有成效。在黃埔軍校，鄧演達進一步發揚他在粵軍中的治軍方針。一方面，對學生要求極為嚴格，對有違反軍紀和校規的行為，絕不姑息縱容；另一方面，他與學生朝夕相處，同甘共苦，被學生奉為可敬可親的導師。對學生中存在不同的政治信仰，以求同存異的原則給予寬容和尊重，絕不打壓和鉗制。他不信仰馬克思主義，但對學生中的共產黨員絕無以異己待之，而是一視同仁，「對共產黨在學校進行組織活動採取維護態度」。一位信奉國家主義的學生以信仰不同為由，對鄧演達當面表示不敬，本應按軍紀以嚴厲處罰。但鄧演達問清緣由後，對他因政治不成熟而導致的偏激所為給予寬容，「並沒有責備他，而是慈祥地、關切地、循循善誘地打通思想，說服了他」，使該生在其人生道路上作出了新的選擇，「由狹隘的國家主義者，變成國民黨左派中的積極分子」。後來，他在回憶自己的這段人生轉變時，不無感慨地說：「鄧教育長是真理的化身，假如沒有他說服教育，我是前進不了的。」

鄧演達在黃埔軍校創建之初，為軍校的政治思想工作作出了多方面開創性努力，尤其是他提倡的現代平等觀念和民主精神，為革命軍隊的政治工作擺脫舊式軍隊封建奴化教育的影響作出了重大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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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任教育長期間，鄧演達主持開辦了專門培養軍隊政治工作人員的政治科，並相應建立了一系列的政治工作制度和專門的政治工作機構，使軍校的政治教育工作得以正規化。這是他對黃埔軍校的又一貢獻。

在粵軍第一師的改造過程中，鄧演達即實施對官兵定期進行軍事政治輪訓的制度，貫徹軍事與政治教育並重的方針，給官兵灌輸三民主義思想。任職黃埔軍校後，他在擔任政治教育工作的同時，在軍隊政治教育工作制度化方面不斷進行探索，並得到蘇聯顧問的幫助和中國共產黨的支持。

1925年底，中共首先提出在軍校建立專門培養軍隊政工人員的政治科。軍校的蘇聯顧問和在校任職的一些中共黨員共同草擬了政治科教學大綱，並向教育長鄧演達提出這一設想。一向重視軍隊政治教育的鄧演達馬上給予支持，並親自出面主持政治科籌備工作。鄧演達先是爭取校長蔣介石的同意，同時一次次排除其他方面的干擾。這些干擾包括總教官何應欽為代表的單純軍事觀點的影響，還有第一副校長王柏齡之流腐敗分子的搗亂以及教官和學生中的右派勢力「孫文主義學會」成員的對抗。可以設想，當時沒有鄧演達在軍校中的崇高威望和他堅韌不拔的魄力，政治科就難以順利開班。

軍校創立之初沒有政治部，「代替了政治部的是校長的幾個政治秘書」。政治科設立的同時，鄧演達改變政治部形同虛設的狀況，落實機構建設，建立宣傳鼓動處和組織處，配備充足的專職工作人員。黃埔軍校的政治教育在政治部主持下得以有效開展。

當時，鄧演達還實行了軍校政治工作聯席會議制度。參加會議的有校長、政治部主任、軍事和政治顧問及各科代表，專門研究政治教育工作事宜，使政治教育工作成為軍校從領導到全體教職員工都要關心和參與的事情。

鄧演達有深厚的理論修養和擁有廣博的社會科學知識，是具有政治遠見和儒將風度的革命軍人。早在粵軍時期他就十分重視對政治文化水準低下的官兵進行政治和社會常識的教育，提高部隊文化水平，幫助官兵改變舊軍隊的僱傭觀點，樹立為革命而當兵的意識。政治科開辦過程中，鄧演達與蘇聯顧問和中共黨員共同設置了全面系統的政治教育課程。這些課程有「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國民黨的歷史及其組成，中國的民族革命，中國的反帝鬥爭，國際政治和經濟形勢，社會主義的歷史及其理論，世界革命運動史，政治經濟學(簡明教程)，中國的農民運動，中國的工人運動，中國的青年運動，宣傳鼓動問題，軍隊政治工作」。上述課程的講授並非只限於政治科，其他班也有選擇開講。

黃埔軍校的政治教育工作制度的建立和政治教育工作機構的健全，進一步確保了孫中山的「主義建軍」的辦學方針的實施，使黃埔軍校真正成為革命軍人的搖籃。在此期間，軍校第四期學員和政治科學生由於受到良好的政治軍事教育，都以優良的成績畢業，「他們在部隊里是同志們的榜樣，在北伐中起了很好的作用」。不僅如此，這個時期，黃埔軍校政治教育工作的成功，為緊接而來的北伐革命的軍隊政治工作奠定了基礎。在北伐戰爭中，鄧演達出任國民革命軍總政治部主任。革命軍總政治部是在參照黃埔軍校政治部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黃埔軍校政治教育工作經驗在國民革命軍中全面推廣和進一步發揚。

? 北伐戰爭中攻打武昌城復原圖。

3

1926年10月，國民革命軍攻克武漢。在革命形勢的發展下，需要培養大批政治工作人員，以適應不斷壯大的軍隊的需要，鄧演達著手新軍校的籌建。起初，他委任中共黨員包惠僧創辦政治訓練班，隨即又以黃埔軍校政治科為基礎，改政治訓練班為中央軍事政治學校政治科(黃埔軍校武漢分校)，後國民黨二屆三中全會決定，武漢分校升格為中央軍事學校校本部。

鄧演達作為武漢分校主要負責人，堅持「主義建軍」辦學宗旨和有效地實施政治教育工作，進行了多方面新探索，在革命軍隊和軍事學校政治教育工作的原則和方法上，比之廣州黃埔軍校有所發展和創新。

當時北伐戰爭順利進行，國民革命軍迅猛地發展壯大。鄧演達以敏銳的政治眼光洞察到革命軍隊內的潛在危機。他指出，國民革命軍內已有「軍事工作的同志因勝利而驕傲而離開了黨」，由於黨在軍隊內的力量太軟弱，所以這些 「倚仗武力的大人老爺們」大有籠罩著、威脅著革命之趨勢。而在軍隊內部，「我們黨的組織力量太薄弱」。對於革命軍隊將領蛻變為新軍閥的傾向，他指出要加強國民黨在軍隊中的政治工作，使軍隊接受國民黨的指揮和維護人民的利益，否則「僅是軍事上的勝利，誰能保障不產生無數的軍閥」。

為防止中央軍校成為潛藏在革命隊伍中的新軍閥的工具，堅持孫中山的「主義建軍」的辦學宗旨，鄧演達早在中央軍事學校武漢分校開學典禮的講話中就提出，軍校的教育要堅持「軍隊接受黨的指揮」和「革命武裝要與民眾結合」的政治原則。國民黨二屆三中全會則進一步規定了軍校性質是國民黨培養黨軍將校的教育機關，軍校實行學校委員會的領導體制。在鄧演達為代表的國民黨左派和惲代英等中共黨員的努力下，武漢中央軍校在當時革命隊伍政治大分化的複雜形勢中，辦學方針始終如一。

在中央軍事學校，鄧演達一如既往地實行「軍事訓練與政治訓練並重」原則。課程設置方面，政治教育課程佔了很大比重。他親自主持政治科教學會議，研究學科設置和教材編寫。軍校開設的政治科目有系統的社會科學原理，如社會科學概論、社會進化原理、社會問題綱要、政治經濟綱要等；有多方面的歷史科目，如社會進化史、中國社會發展史、帝國主義侵略世界史、帝國主義侵略中國史、各國革命史，中國國民黨黨史、國民革命軍歷史及戰史等；革命理論和革命戰略策略則是政治科目的重點課程，有三民主義理論、孫中山的建國方略和建國大綱、中國國民黨宣言政綱及一切決議、黨的組織及其意義、國民革命軍之軍事政治組織、軍隊中政治工作實施方法、中國農民問題、群眾運動及群眾心理等。這—套課程的設置，顯然是希望通過正規的社會科學和政治理論教育，培養這些未來的軍事長官成為有豐富的社會科學知識和理論修養的新一代革命軍人，而不是舊式軍隊中的一介武夫。

黃埔軍校擁有一批優秀的政治教官，他們大多數是國民黨左派人士和中共黨員，其中中共黨員有惲代英、包惠僧、高語罕、譚平山、施存統等。鄧演達正是依靠他們保證了學校政治教育的高質量，培育了良好的學風。

鄧演達尤其重視經常進行政治形勢教育。他當時在黨政軍中兼職甚多，但從不忘每周一次向軍校學生作政治形勢講演，他的講演也最受學生歡迎。軍校還經常邀請國民黨左派著名人士和中共領導人作政治報告，有陳獨秀、宋慶齡、何香凝、瞿秋白、毛澤東、吳玉章、董必武、彭澤民、郭沫若、徐謙等。

鄧演達作為有豐富革命實踐的軍事教育家，十分強調軍校教育與革命實踐的結合，十分注重學生參加實踐的政治思想動員工作。在他領導下，軍校學生積極投身實際的革命鬥爭，成為當時武漢地區國民革命運動的一支重要力量。

? 1927年5月鄧演達在河南漯河張梁庄對第十一軍政工人員講話。

在1927年1月5日武漢民眾收復漢口英租界的行動中，中央軍校學生是這場偉大的反帝愛國運動的發起者與組織者之一。同時中央軍校學生作為國民革命軍的後備部隊，在北伐河南時，曾參加了武漢地區的衛戍行動。1927年 5月，夏斗寅公開叛變，勾結四川軍閥楊森率軍進犯武漢。中央軍校改番號為中央獨立第一師。軍校學生在葉挺統率下，奔赴前線，奮勇作戰，打敗夏斗寅叛軍後，立即轉戰西征，迅速擊敗楊森，使武漢地區轉危為安。中央獨立第一師學生軍雖是倉促上陣，且多數學生從未上過火線，卻鬥志昂揚，有相當的戰鬥力，立下戰功，這實緣于軍校平日的嚴格軍事訓練和有成效的思想政治教育。

當時，在校長鄧演達領導下，中央軍校學生積极參与了反對蔣介石軍事獨裁的提高黨權運動。他的政治動員使軍校學生以高度的革命自覺性投入運動，深入民眾之中，宣傳激勵民眾，是武漢群眾性提高黨權運動中的主力。

在鄧演達親自主持下，武漢中央軍校政治教育成效卓著，學校有濃郁的革命氣氛，為有志於革命的青年所嚮往，大批青年接受革命理論的啟蒙，樹立革命理想，在這個革命軍人的搖籃中，為以後的革命人生奠定了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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