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拗相公」遇到「司馬牛」：悲催的相愛相殺

原標題：當「拗相公」遇到「司馬牛」：悲催的相愛相殺

北宋熙寧年間，在神宗皇帝的支持下，執政王安石發動了一場具有劃時代意義的變法。熙寧變法涵蓋了行政、社會與經濟體制等層面的改革，就經濟層面而言，新法可謂是試圖通過發展國家資本主義的方式實現「民不加賦而國用足」的目標，歷史意義非比尋常。

可惜在變法的過程中，產生了非常多的問題，比如市易法，即國家設立官營貿易公司，原本是為了「通有無、權貴賤，以平物價，所以抑兼并也」，防止大商賈把持市場、操控物價，結果卻是：由於官營貿易公司壟斷了市場，「凡商旅所有，必賣於市易」，導致「市梳朴則梳朴貴，市脂麻則脂麻貴」，「人皆怨謗」。

但面對同僚們對於變法的質疑，王安石卻從不肯停下來聽聽反對者的意見，一意孤行，剛愎自用，因此得了一個「拗相公」的名號。不想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宋神宗英年早逝，年幼的哲宗繼位，由同情舊黨的高太后垂簾聽政，高太后很快便召回舊黨領袖司馬光。

司馬光執政之後，大舉罷停新法，恢復舊法，包括以民間「無有不言免役之害」為由，廢除了貨幣化的免役法（募役法），復行中世紀式的差役法。

平心而論，熙寧變法儘管存在著種種問題，但從整體來看，王安石的新法無疑順應了歷史演進的大勢所趨。特別是募役法的推行，顯然是歷史性的進步。我們現在回過頭看歷史，不論哪一個國家，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其財稅結構總是會發生類似的變遷：

1、從以農業稅為主發展至以商業稅為主。

2、從以人頭稅為主發展至以財產稅為主。

3、從以實物稅為主發展至以貨幣稅為主。

4、從人身支配的役折算成非人身支配的稅。

5、從輕稅率轉為高稅率（因為現代政府要處理的事務遠比古典政府複雜）。王安石的役法改革，實質上便是將人身支配的役折算成非人身支配的稅。

但司馬光似乎缺乏洞察歷史大勢的眼光，固執地要廢除募役法。他的做法自然受到變法派的強烈反對，支持王安石變法的章惇跟司馬光一再辯論：「臣看詳臣民封事降出者，言免役不便者固多，然其間言免役之法為便者，亦自不少。但司馬光以其所言異己，不為簽出，蓋非人人皆言免役為害，事理分明」；「況此免役之法，利害相雜。臣今所言，非謂不可更改，要之，改法須是曲盡人情，使纖悉備具，則推行之後，各有條理，更無騷擾。」

保守派中的開明之士其實也不贊同司馬光的搞法，如時任右司諫的蘇轍上書說：「自罷差役，至今近二十年，乍此施行，吏民皆未習慣。兼差役之法，關涉眾事，根牙盤錯，行之徐緩，乃得詳審。若不窮究首尾，匆遽便行，但恐既行之後，別生諸弊。」

給事中范純仁也跟司馬光商量：恢復差役之法「且緩議，先行於一州，候見其利害可否，漸推之一路，庶民不騷擾而法可久行」。司馬光執意不聽，范純仁只能長嘆說：「是又一王介甫矣！」稱司馬光跟王安石一樣都是不可救藥的老頑固。

翰林學士蘇軾也跟司馬光爭辯過免役、差役之利弊，蘇軾認為，免役法與差役法各有利害，但如今民眾已習慣了免役法，若驟然又改為差役法，未必樂意。但司馬光不管那麼多，堅持要全面恢復差役法。二人爭執不下，蘇軾「及歸舍，方卸巾弛帶，乃連呼曰：『司馬牛！司馬牛！』」大罵司馬光的脾氣跟牛一樣犟。

你可能還想不到，司馬光實際上比王安石還要早提出募役法的設想——早在宋英宗年間，司馬光便提議：「臣愚以為，凡農民租稅之外，宜無所預。衙前當募人為之，以優重相補。」所謂「衙前」之役，指農民應役替官府運輸、保管物資，承役之人負擔極重。司馬光因此建議，將農民服役改為政府募役。《文獻通考》解釋說，「溫公此奏，言之於英宗之時，所謂募人充衙前，即熙寧之法也。」 然而，等到司馬光暮年執政之時，他卻非要廢了王安石的募役法不可。

他命戶部尚書曾布「增損役法」，即廢募役，復差役，但曾布婉言拒絕了：「免役一事，法令纖悉皆出己手，若令遽自改易，義不可為。」倒是時任開封府知府的蔡京極力迎合司馬光，在五日限期內「悉改畿縣雇役，無一違者」，得到司馬光的表揚：「使人人奉法如君，何不可行之有！」

司馬光全盤廢除募役法之時，役法改革的主操盤手王安石早已致仕，正閑居金陵，抱病在床，「聞朝廷變其法，夷然不以為意。及聞罷役法，愕然失聲曰：『亦罷至此乎？』良久曰：『此法終不可罷，安石與先帝議之二年乃行，無不曲盡。』」但離開了權力中樞的王安石已經回天無力，未久，他便去世了。

當初王安石以激進的方式推行變法，落了一個「拗相公」之譏；之後司馬光復以「激退」的方式廢除新法，也得了一個「司馬牛」的外號。這兩位先後執政的北宋著名政治家，政見對立，性格卻是同樣執拗，身上都有一股「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牛脾氣。但對政治家來說，也許「知其不可為而為之」並不是一種好的品格，因為政治往往需要適可而止，需要妥協，需要彼此各退一步。（首發於《新華每日電訊》）

附司馬光與王安石的其他相似之處（友情提示：下面文字前幾天發過，已看過的朋友可以略過）

他們的私生活方式高度相似，都是生活十分儉樸的人。宋人邵伯溫說，「荊公（王安石）官浸顯，俸祿入門，任諸弟取去盡不問。溫公（司馬光）通判太原時，月給酒饋待賓客外，輒不請。」只不過王安石不修邊幅，天性不會享受生活；而司馬光則是有意識地過著樸實的生活，嚴格要求自己。

他們都是終身不納妾的士大夫，難得他們的夫人也一樣，都給丈夫買了小妾，但都給丈夫送走了。王安石送走小妾的事迹，載於邵伯溫《邵氏聞見錄》：「王荊公知制誥，吳夫人為買一妾，荊公見之，曰：『何物也？』女子曰：『夫人令執事左右。』安石曰：『汝誰氏？』曰：『妾之夫為軍大將，部米運失舟，家資盡沒猶不足，又賣妾以償。』公愀然曰：『夫人用錢幾何得汝？』曰：『九十萬。』公呼其夫，令為夫婦如初，盡以錢賜之。」

司馬光送走小妾的事迹，亦見《邵氏聞見錄》：「司馬溫公從龐穎公闢為太原府通判，尚未有子。穎公夫人言之，為買一妾，公殊不顧。夫人疑有所忌也，一日教其妾：『俟我出，汝自裝飾至書院中。』冀公一顧也。妾如其言，公訝曰：『夫人出，汝安得至此？』亟遣之」。「公（司馬光）無子，以族人之子康為嗣。」

所以邵伯溫說，「荊公、溫公不好聲色，不愛官職，不殖貨利皆同。」

他們也都不喜歡乘坐轎子，認為乘坐轎子是以人代畜，不人道。《朱子語類》載，「南渡以前，士大夫皆不甚用轎，如王荊公（王安石）、伊川（程頤）皆雲，『不以人代畜』。朝士皆乘馬。或有老病，朝廷賜令乘轎，猶力辭後受。」

《邵氏聞見錄》則載，「司馬溫公為西京留台，每出，乘馬，或不張蓋，自持扇障日。程伊川謂曰：『公出無從騎，市人或不識，有未便者。』公曰：『某惟求人不識耳。』王荊公辭相位，惟乘驢。或勸其令人肩輿，公正色曰：『自古王公雖不道，未嘗敢以人代畜也。』」

所以邵伯溫很感慨：「嗚呼！二公之賢多同，至議新法不合絕交，惜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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