榮祿的一生是效忠清王朝的，還是效忠於慈禧的？

榮祿作為清末最受慈禧寵信的大臣，參與了清末許多重大事件的決策。至今，人們還只是對榮祿在戊戌變法中扼殺維新運動的經歷了解甚深，而對榮祿其人的全貌，他的經歷，他在晚清歷次重大事件中的作用，尚缺乏全面認識。

榮祿，字仲華，瓜爾佳氏，滿洲正白旗人，生於道光十六年(1836年)，卒於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榮祿歷經咸、同、光三朝，他的發跡主要是在光緒朝。

榮祿出生在一個被清廷「忠義」之家。祖父塔斯哈，道光初年官至喀什噶爾幫辦大臣，在道光十年(1830年)九月的新疆回疆動亂中被難於陣。動亂平定後，清廷授塔斯哈都統銜，並予騎都尉世職。榮祿伯父長瑞襲世職，授三等待衛，榮祿梵長壽以蔭藍翎侍衛。長瑞、長壽幾經升遷，至咸豐初年，長瑞官至天津直隸鎮總兵，長壽宮至甘肅涼州鎮總兵。咸豐元年(1851年)，太平天國農民革命勃然興起於廣西，清廷立即遣將赴廣西鎮壓。長瑞、長壽同時被調從征，同領湖南兵，馳赴廣西象州、永安一帶鎮壓轉戰中的太平軍。在龍寮嶺之戰中，長瑞、長壽雙雙戰敗身亡。長瑞、長壽為效忠於清王朝而死，清廷為激勵更多的文臣武將效命疆場，對長瑞、長壽大加優恤。二人並贈提督銜，予騎都尉、雲騎尉世職。長瑞謚武壯，長壽謚勘勇，並於永安建祠祭祀，祠曰「雙忠」。

塔斯哈、長瑞、長壽已長眠地下，然而，他們的「忠義」業績卻為他們的後代榮祿敲開了躋身權貴行列的大門。榮祿在咸豐二年(1852年) 「由蔭生以主事用」，踏上仕途，服官工部，不久由工部主事晉陞戶部銀庫員外郎。在戶部銀庫任上，榮祿差點被當時的戶部尚書肅順殺了頭。榮祿設法躲過了殺身之禍，以捐輸軍餉的名義花錢買了一個直隸候補道的頭銜，閉門閑居以避禍。直至咸豐十一年(1861年)肅順在慈禧發動的宮廷政變中被誅，清中央政權統治格局發生重大改變時，才使榮祿的仕途前景由陰轉睛。榮祿及時地攀上同治朝日漸走紅的親貴醇親王奕譞。

同治初年，奕譞受命創設使用火器的皇家軍隊神機營，榮祿以其先世所遺陣圖獻之，奕譞大為讚賞，立即把他派到神機營當差，賞五品京堂，充翼長，兼專操大臣。同治七年(1868年)，捻軍大敗清軍的圍追堵截，縱橫馳騁於直隸、山東、河南數省。為防堵捻軍，榮祿受命隨同恭親王奕訢襄辦巡防事，授右翼鎮總兵。捻軍起義被鎮壓後，清廷論功行賞，賞榮祿頭品頂戴。榮祿還因得到大學士文祥的推薦，於同治十年(1871年)獲補工部右侍郎；同治十二年（1873年），又被調補戶部右侍郎兼管三庫事務，第二年八月，榮祿被授總管內務府大臣。在當時的清廷諸臣中，總管內務府大臣，其權位與御前大臣、軍機大臣三鼎峙，在預聞機密、參預決策中，甚至超過御前大臣和軍機大臣。時人謂，御前大臣班列是前，但尊而不要，軍機則權而要，內務府則親而要。同治十三年（1874年）十二月，19歲的年輕皇帝同治病逝，死時無子。榮祿在同冶死後清統治集團爭奪皇位繼承權的鬥爭中，為慈禧的再度垂簾聽政大效其力。這樣，榮祿在光緒朝獲得更快的升遷。

光緒四年(1878年)，榮祿被派充紫禁城值年大臣，不久，遷都察院左都御史，旋擢工部尚書。正當榮祿於光緒朝飛黃騰達之際，厄運再度降臨。據《清史稿?榮祿傳》記載，榮祿這次遭厄運，是因「慈禧皇太后嘗欲自選宮監，榮祿奏非祖制，忤旨」。光緒四年八月，榮祿被解工部尚書任，還被開去總管內務府大臣的差使。光緒六年(1880年)，榮祿「又以被劾納賄」，被降二級調用，由提督降為副將，後三載閉門，賦閑家中。直至光緒十年(1884年)，榮祿以購買槍支為名，再次向朝廷報效了一筆錢，才蒙加恩開復處分。清廷陸續任命他為都統、領侍衛內大臣、專操大臣等職務。或許是因慈禧對榮祿仍心懷芥蒂，或許是政敵的裁抑，雖歷經數年，榮祿始終沒能恢復以前的級別和地位。

不僅如此，光緒十七年(1891年)，榮祿還被遣離了清廷權力中心的北京，被遠遠打發到了西安，出任西安將軍。榮祿自然不會甘心，他時刻夢想捲土重來。光緒二十年(1894年)慈禧舉行大肆鋪陳的60歲誕辰慶典。榮祿準備了一份十分豐厚的禮物，借為慈禧祝壽的機會，再次入京。這年，日本發動了侵略朝鮮和中國的戰爭，榮祿疏陳急固根本之策，他所提出的鞏固畿輔的幾項措施，被清廷一一付諸實施。榮祿也被留在了京師，先是令其會同商辦軍務，不久又命在總理各國事務大臣上行走。

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榮祿獲遷兵部尚書。至此，榮祿總算如願以償，既恢復了原來的地位，又回到了清廷權力中心，也回到了慈禧的身邊。光緒年間，近二十年的官場升沉的經歷，磨去了榮祿的鋒芒、稜角，也使他懂得了一個再淺顯不過的道理：在光緒朝，要想保住已得的權位並獲得更高的權位，那就必須緊緊地依靠慈禧。為了獲得慈禧的眷顧，他在慈禧寵監李蓮英跟前花了大量的銀子，終於漸漸地改變了慈禧對他的印象，榮祿逐漸成為慈禧的親信大臣。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春夏之交，當維新變法運動在全國迅速開展時，榮祿在帝、後兩黨的激烈鬥爭中，毫不猶豫地站在慈禧一邊，肆無忌憚地反對康梁的維新變法，並充當起慈禧扼殺維新運動的兇惡打手。慈禧賦予他更重要的使命，任其為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目的在於使榮祿統馭直隸境內的北洋三軍，並以北洋陸軍來鎮制京師。與此同時，慈禧又授榮祿文淵閣大學士銜。這樣，榮祿便「身兼將相，權傾舉朝」，成為慈禧身邊決策性人物。其後，榮祿直接參預了戊戌政變，為慈禧再次以訓政名義重新控制政權效盡犬馬之勞。政變後，榮祿更是身價百倍，慈禧對他信仗之深、眷顧之隆，一時無比。

在政變後慈禧策劃的廢除光緒皇帝的陰謀中，榮祿又為其出謀劃策。最後，慈禧採納了榮祿的建議，立端郡王載漪之子賻儀？為大阿哥，以逐步取代光緒，解除了慈禧後顧之憂。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榮祿被授內大臣，並賜以紫禁城內西苑門內乘坐二人肩輿的特殊待遇。榮祿在庚子年的義和團運動中，儘管他不贊成慈禧及後黨官僚對外主戰，對內主和的政策，但為了保住自己的權利地位，左右逢源，依違於帝、後兩黨之間。他又不惜冒著生命危險，對後党進攻使館的命令採取陽奉陰違的態度，對使館進行了明攻暗保，從而為慈禧向侵略者的乞和留下了餘地。當慈禧在侵略聯軍兵臨北京城下倉皇出逃時，榮祿作為留京辦事大臣留下來。他授計負責議和的奕劻和李鴻章：只要不追究慈禧的責任，不比慈禧歸政，一切條件都可答應。在他完成了這個任務後，立即奔赴西安行在，繼續效忠於惶惶不可終日的慈禧之前。慈禧如獲至寶，立即令其管理戶部事務，賞穿黃馬褂，賞戴雙眼花翎。慈禧還特地頒下一道懿旨，稱讚榮祿「保護使館，力主剿『匪』，復能隨時贊襄。匡扶大局。」光緒二十七年年末，榮祿隨慈禧返回北京，被授文華殿大學士。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三月，榮祿病逝，慈禧以各項殊榮，恩典加諸其身，恩賜陀羅經被，命恭王帶領侍衛十人前往致祭，謚以「文忠」，追贈太傅，入祀賢良祠；又破例將未立戰功又非皇室宗支的榮祿之子賞以優等世襲之職。當光緒去世時，慈禧將榮祿的外孫溥儀指為皇位繼承人，「以為榮祿一生忠誠之報」。

首先，榮祿在日本入侵時，是主張以戰為根本的。光緒二十年(1894年)，日軍在朝鮮摧毀了清軍後，兵分兩路發起了對中國遼東半島的進攻。清軍軍無鬥志，在日軍凌厲攻勢面前潰不成軍，遼東重鎮相繼失陷。清軍的節節敗退和屢戰失利，使清廷龍興之地的遼寧頻頻告急，京師為之震動。這時，慈禧、奕忻卻不思採取積極的應敵之策，一味乞求予列強的調停，急切地企求停戰議和。榮祿卻以「急固根本之策」疏陳清廷，提出；「馭夷不外和戰二策，然必先以戰為根本，而後能以和蕆事。」外敵「未有不受懲創而能成和者也」。顯而易見，榮祿的這些言論，和慈禧、奕忻的言行是大相徑庭的。榮祿還提出募重兵，用宿將等具體措施來對抗日軍。

其次，榮祿在甲午戰後中國愈益貧弱、民族危機日甚的嚴重關頭是主張練兵自強、雪恥復仇的。在光緒二十年至二十一年的甲午戰爭中，中國遭到慘敗。戰後，中國被迫割地賠款，簽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中日戰爭的結局，給世界資本主義列強以強烈刺激，列強加快了侵略中國的步伐，戰後迅速掀起了瓜分中國的狂潮。中國人民發出了強烈的救亡圖存的呼聲。然而，在清統治集團中，還有那麼一些人仍做著「天朝上國」的迷夢，醉生夢死，不思振作。榮祿對於當時中國所面臨的險惡局面是有著清醒認識的。他在給清廷的上疏中指出：「國家自舊歲失馭東洋，示弱天下，環瀛列國，窺我虛實，不循約章，不守公法，乘間抵隙，肆意要求，拒之不能，爭之不聽。本年德人藉口山東教案，徑據膠灣，所索各條，多已委曲遷就，仍不肯出膠澳，為天下萬國之所未有。現在各處教堂林立，設有『匪徒』剽掠，彼將悉援德人之例索地以償，即幸而無事相安，或執利益均沾，以一島一埠為請，何以處之？時事艱難，於斯已極。」

第三，榮祿在甲午戰後是主張對封建統治的陳法作一些改革的，在清末的兵制改革中，所起作用尤大。《馬關條約》簽訂後，全國各階層人民採取各種途徑進行著救亡圖存的活動。以康有為、梁啟超為首的資產階級維新派，以「公車上書」為起點，將維新改革的政治運動不斷推向高潮。隨著維新改革運動的深入發展，在清統治集團內部，圍繞變法與否的問題，形成不同陣營。以翁同和為首的帝黨官僚，與康梁維新派接觸較多，出於救亡圖存和為光緒及帝黨爭取實際統治權的雙重目的，傾向於康梁變法。以徐桐為首的頑固派官僚，抱定「祖宗成法不可改」，「夷法不足效」7的宗旨，頑固地反對任何一點微小的改革。而以奕忻為代表的一派洋務派官員，他們和頑固派的態度既有區別又有共同點。這一派人物他們並不一概反對變法。他們口頭上也談變法，同時也身體力行實行變法。為了推行變法，洋務派官員有時候難免和頑固派發生衝突。榮祿在戰後出於復仇雪恥的強烈願望，主張對舊法實行變革，其中尤為注重對養兵、練兵之法的改革。

光緒二十三年(1897年)，榮祿首請變通武科舉。他在給朝廷的上疏中，力陳在「火器盛行，弓矢已失其利」的情況下，仍沿用武科舉來選拔軍事人才的弊端。他建議清政府，將全國參加武科舉考試的三四十萬年富力強、里籍可考的應試武童，於各省延聘精通洋操之教習數十人，就地教練，一年之後，即可成精兵。同時，於應試武童中挑選材武聰穎者，進入武備學堂學習，「習格致、輿地諸學，分炮隊、槍隊、馬隊，工程隊諸科」。學習三年，由督撫進行考試，列優等者，作為武舉人。再將這些武舉人，咨送京師大學堂，限以三年，由欽派王大臣考試，列優等者為武進士，再經過廷試「驗其技藝，詢以方略」，即「以侍衛、守備分用」，「各路軍營自哨長以上，均用此項武舉人、武進士充補，以備干城之選。」榮祿認為，「似此參酌中外兵制，造就將才，於國實有裨益。」8榮祿的這個建議很受光緒重視，「詔下所司議」，雖「未及行」，但在其後的百日維新期間，武科舉終被廢除，各省武備學堂相繼設立，這和榮祿的上疏不能說沒有關係。

在軍隊的訓練方式上，榮祿主張大刀闊斧地進行改革。他在百日維新期間給朝廷的摺奏中，曾明確地指出：「非練成勁旅，無以拯救艱危，非改習洋操，難以破除積習。」主張以西方資本主義國家訓練軍隊的方法來訓練各省綠營、勇營。並提出具體的訓練辦法；「擬令各項營勇更換舊章，參用新式，……一年約可練洋操二十餘萬人。」至於各縣所需教練，榮祿提出了解決的辦法：「現在天津新建陸軍、江南自強軍，均系德人教練，如北省勇隊改練洋操，可由新建陸軍酌撥營哨之學成者分往教練，南省由自強軍酌拔營哨教練，營規口號，如出一轍，似較易為功。」

榮祿注重軍事制度的變革，但也不局限於此。他在戊戌變法期間的改革還涉及到其它方面。他在光緒二十四年四月間在保定省城創設畿輔學堂，由外府州縣考選年少聰穎、曾經入學者40人，入堂肄業，作為正額，另選備取二三十名，俟有額缺，俟次請補。學堂所設課程，正課除經史外，兼習西國語言、文字、圖算、格致等項。榮祿還於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間在天津創設頭等學堂、二等學堂各一所。百日維新期間，榮祿遵旨將保定蓮池書院改為省會高等學堂，將新設的畿輔學堂，改為保陽郡城中等學堂。這些改設的學堂，採取中西並重，每所學堂都學西文。榮祿以為，通過學習西文來考求學術，「取徑較迂」，是很費事迂緩的，而延聘洋師，需費尤巨，研究西學，「應以繙譯西書為本原」，榮祿於是決定在天津高等學堂內設立編譯書局，與京師大學堂編譯局相輔而行。

百日維新期間，榮祿還遵旨於天津籌辦設立農工商分局。天津農工商分局定於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七月十六日開辦，所籌辦法為：

一、農田必藉資水利」，「宜考究東西各國浚河築閘成法，擇要試行，以為農務根本」；

二、工業以製造工物，抵制洋貨為要義」；

三、商務以資本充足，轉運宜事事得佔先機，為制勝之道，擬飭局員邀集各業巨商，並本地紳富設一總商會，隨時聚議，考核貨物盈虛，中外市情。

從榮祿在戊戌變法時期的言行，我們可以看出，榮祿是主張變法的，但榮祿以及奕忻等人的變法，乃是清統治集團中的洋務派自19世紀60年代以來就不斷推行的洋務新法，其變法的內容僅限於學習西方先進的練兵、制械、通商、開礦諸項。他們對於康梁維新派實行的包括學習西方法度政令、改變官制、實行君主立憲等內容的維新變法是深惡痛絕、堅決反對的。榮祿對自己在戊戌變法中的政治立場是表述得很清楚的。榮祿在慈禧召集一些大臣討論新舊法的利弊時曾說：「富強之道，不過開礦、通商、練兵、制械，其它大經大法，自有祖宗遺制，豈容輕改？」榮祿及翁同和、李鴻章等人在總理衙門與康有為對話時，榮祿也曾明確聲言「祖宗之法不能變」。榮祿這樣的政治立場，就決定了他在光緒頒布《明定國是》詔後，在帝、後黨的激烈鬥爭中，必然要拋棄前嫌和頑固派攜手合作，共同維護已經病入膏肓的封建專制制度，共同不遺餘力地反對康梁和帝黨推行的維新改革；也使榮祿必然要堅定不移地站在慈禧一邊，為其出謀劃策，助其扼殺維新變法運動。即便如此，榮祿在戊戌變法期間所言所行，和頑固派是有些區別的。

第四，榮祿在義和團運動期間是反對慈禧、載漪等人圍攻使館的盲目、愚蠢的行動的。1900年發軔于山東的義和團反帝運動迅速發展到整個中國北部地區。這一年的五、六月間，大批義和團民進入北京城。義和團的鬥爭，使帝國主義的在華利益受到嚴重威脅，列強組織侵略聯軍，發動了大規模的侵華戰爭。面對義和團的迅猛發展和八國聯軍的入侵，清統治集團內部因對外政策的分歧分裂為兩大派。總理衙門大臣許景澄、兵部尚書徐用儀等一批朝廷樞臣和兩廣總督李鴻章、兩江總督劉坤一、湖廣總督張之洞等一批封疆大吏，對內主剿，對外主和，他們認為只要鎮壓了義和團，才能取得列強的諒解，避免列強的干涉。而端郡王載漪，軍機大臣，吏部尚書剛毅，大學士徐桐等另一批朝廷樞臣，則對內主撫，對外主戰。

在這兩派的激烈鬥爭中，光緒自始至終站在主剿主和派的一邊，而慈禧由傾向於主撫主戰派發展到完全支持主撫主戰派。榮祿在兩派鬥爭中，就其真實的政治立場來說他屬於主剿主和派。榮祿作為最得慈禧寵信的大臣，他的主剿主和立場曾給主戰派帶來很大希望，他們奔走其門下，希望以他為內援，說服慈禧放棄主戰立場，同時藉助所統率的武衛五軍的實力來剿滅義和團。但榮祿的言行令他們大失所望。他在慈禧為決定和戰方針召開的四次御前會議上，並沒有如主剿主和派希望的那樣，公開明確表明自己的立場，而始終講話不多。這是因為他既不敢得罪於權勢日增的朝廷新貴載漪等人，更不敢貿然得罪於自己生命所系榮辱攸關的慈禧。他依違於兩者之間，盡量跟著慈禧的指揮棒轉。

在這期間，只是在一個問題上，榮祿旗幟鮮明地表明了自己的立場，那就是對慈禧、載漪等人作出的圍攻使館的決定採取了明確的反對立場。在慈禧召開的第三次御前會議上，載漪等人置國際慣例於不顧，首先「請攻使館」，榮祿與主和派的袁昶、許景澄等一道，以「攻殺使臣，中外皆無成案」為由，反對攻使館。慈禧在第四次御前會議上，終於決定宣戰。在決定宣戰的第二天，慈禧獨自召集樞臣會議，榮祿還想作最後努力，竭力勸請慈禧勿攻使館以免使各國「連合一氣，致死報仇」，並用「以一國而敵各國」、「不獨勝負攸關，實存亡攸關」的嚴重後果來說服慈禧。然而，慈禧不但沒能聽進榮祿的勸告，反而「力言其非」。榮祿為此受到慈禧的嚴厲申斥。慈禧還強令榮祿擔任了圍攻使館的總指揮。榮祿不敢違抗慈禧的命令，但背地裡卻反其道而行之，對使館實行明攻暗保，致使使館被圍攻56天而未能攻下。義和團運動期間對使館的圍攻，是慈禧和載漪一手策劃的政治陰謀，圍攻使館事件不僅違反國際慣例，同時也將義和團和部分愛國清軍官兵的反帝鬥爭引入歧途，還給八國聯軍擴大侵華以口實。榮祿對圍攻使館所持的反對立場，固然出於維護封建統治的目的，但和頑固派的盲目愚蠢行為相比較，不失為明智之舉。

榮祿的一生是效忠清王朝的一生，更明確一點說是效忠於慈禧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