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氓大亨」杜月笙也曾為抗戰做了貢獻

抗日戰爭中的杜月笙

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爆發，中國進入了全面抗戰時期。這對杜月笙來說是個很大的鼓舞。在上海，各種群眾性的救亡團體如雨後春筍般地湧現出來。杜月笙的浦東同鄉、好友黃炎培建議杜月笙利用其在社會上的影響發起組織抗敵後援會。杜月笙與他的門徒、國民黨上海市黨部常委兼組織部長吳開先密商後發起組織上海市各界抗敵後援會。國民黨方面的意圖是將上海各抗日民眾團體置於它的控制之下，將上海人民的救亡運動限制在國民黨許可的範圍內。7月22日上海市各界抗敵後援會正式成立，杜月笙擔任該會主席團成員兼任籌募委員會主任委員。7月下旬抗敵後援會發出了徵募救國捐的宣言，8月7日杜月笙為此赴電台作了專題廣播演講。

八一三抗戰開始後杜月笙以高度的愛國熱情加緊籌集資金，並輸送給養支援前線，收容和安置難民，以各種方式支持中國軍隊對日作戰，8月19日他在報紙上發布徵募救國捐和金銀物品的告示。僅月余時間杜月笙主持的籌募會就籌集得救國捐150餘萬元，有力地支援了前方的抗戰。24日杜月笙又參與了新成立的救國公債勸募委員會總會的工作。他多次在報刊、電台發表談話，呼籲市民「毀家紓難」、「援助政府」。在一次演講中杜月笙強調說：「從九一八到現在，匆匆地已經七年了，這七年中間，備受了敵人的壓迫，我們常常卧薪嘗膽地刻苦自勵，同時還期待著世界的公論。然而侵略者的野心，並沒有為了世界公論而削弱，只有變本加厲地格外侵略得厲害」，因此「我們絕不能存著依賴心來希望人家幫忙，救國完全要靠我們自己的力量」。杜月笙主動將杜美路的私宅借給財政部「勸募委員會」作辦公地點，自任上海市民勸募總隊隊長、上海商界勸募總隊副隊長。經杜月笙等人全力奔走，上海共認購了救國公債7500萬元，幾佔全部發行量的1／6。

當時國民革命軍數萬人馬彙集上海對日作戰，日用品損耗短缺十分嚴重。10月1日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通過上海市黨部密令市各界抗敵後援會迅募皮棉背心、青布鞋襪、衛生衣褲、手套耳套及棉毯等匯解軍事委員會配發前方。為了完成這一任務，杜月笙於10月3日通過電台播音勸募棉背心，同一天又擔任新組建的浦東棉花運輸會常委，負責支前。八一三抗戰時杜月笙個人出資1萬多元買了1輛裝甲汽車送給淞滬戰場右翼軍總司令張發奎。八一三抗戰後期杜月笙得知駐守在四行倉庫的謝晉元團缺乏食品時，僅用了一天時間即向謝團送去了光餅20萬隻。謝晉元為此致函杜月笙轉告廣大市民：「最好購買救國公債，或捐助現金，作全國抗戰犧牲官兵之撫恤，以免浪費而切實際。」杜月笙在抗敵後援會期間經手籌募的錢款是大量的，工作是有成效的。事後蔣介石認為杜在抗敵後援會中曾有「賠墊」，特撥了現款10萬元作為「補償」。值得一提的是，1937年10月時任上海市各界抗敵後援會主席的杜月笙應八路軍駐滬代表潘漢年的要求，向晉北前線的八路軍將士捐贈荷蘭進口的防毒面具1000套，對共產黨表示了合作的態度。

八一三抗戰期間如何收容、安置越來越多的難民也是必須予以及時解決的重大問題。杜月笙對此極為重視，認真予以辦理。9月9日他以上海市地方協會負責人的身份參加了上海市救濟會。嗣後因難民越來越多，設於仁濟堂的市救濟會辦公處的工作人員猛增至100餘人，難以照常開展工作。杜月笙獲悉後即同意將救濟會辦公處遷至浦東同鄉會二樓，使該會「一切均上軌道」。

杜月笙還直接參与了部分軍事行動。八一三抗戰爆發後不久，戴笠奉蔣介石之命與杜月笙合謀，利用幫會組織軍事委員會蘇浙行動委員會。9月間杜月笙通過恆社發出通告，號召願意參加實際抗日工作的恆社社員踴躍報名加入該會。一些恆社骨幹在蘇浙行動委員會成立後與軍統組織接上了關係，其中於松喬當上了軍統上海行動股股長。在蘇浙行動委員別動隊的5個支隊中第一、二、三支隊的司令均是杜月笙的門生，支隊成員中有不少是因幫會關係而被拉去參加的。11月10日日軍在浦東登陸後猛攻南市，次日夜間國民革命軍撤出上海。別動隊曾在南市及上海近郊阻擊過日軍，終因寡不敵眾而失利，一部撤入法租界，另一部撤出上海，後改組為忠義救國軍。上海淪陷後，戰局急轉直下，蔣介石為了阻止日本海軍大規模溯江西侵提出了封鎖長江的計劃。杜月笙顧全大局，率先指令自己的大達輪船公司開出幾艘輪船行駛至江面鑿沉。在杜月笙的帶領下，其他輪船公司也紛起響應，鑿船沉江，阻塞了長江航道，遲滯了日軍的進攻。

國民革命軍撤出上海前，上海市各界抗敵後援會曾召開市國民對日經濟絕交委員會成立大會，通電全國組織對日經濟絕交執行機關。杜月笙等27人被推選為絕交委員會執行委員。10月19日上海銀行業根據絕交委員會的決議通知各行庄停止對日匯兌證券交易時，杜月笙主持的中匯銀行、中國通商銀行等單位一體照辦。

杜月笙認為，「戰爭的最後勝利，不在軍隊一時之進退，不在一時軍事佔領之廣狹，死傷之多寡」，只要「我國力戰不已，則無論戰在沿海、戰在沿江，或戰在內地，我國皆在勝利之中途也」；「任何事業、任何鬥爭，誰能持久，誰能得到最後勝利」。為了爭取最後勝利，杜月笙在上海淪陷後以市各界抗敵委員會負責人的身份仍在租界內堅持了一段時間。他曾不惜巨資買了不少中共黨組織設法出版的《西行漫記》、《魯迅全集》等進步書籍，燙上「杜月笙贈」的金字送給租界內的各大圖書館，支持抗日宣傳，為廣大市民提供抗日救亡的精神食糧。

1937年11月26日晚，杜月笙拋下了所有的家屬，與宋子文、俞鴻鈞等人秘密乘船赴香港、繼續進行抗日救亡工作。

杜月笙在香港期間一直把上海作為繼續從事抗日救亡工作的重要據點。他通過專用電台與上海保持聯繫，對上海的情況了如指掌。杜月笙利用中央賑濟委員會常務委員、中國紅十字會副會長的合法身份在港設立賑濟委員會第九區賑濟事務所和中國紅十字會總辦事處，藉以暗中幫助軍統開展工作。1939年底上海法租界巡捕房督察長薛耕莘赴港，兩次到杜月笙處介紹上海的複雜情況。杜月笙介紹薛與軍統特務王新衡會面，薛根據杜月笙的意見在會面時向王表示：「決不與日偽方面發生任何關係，並儘可能與重慶政府人員保持聯絡，遇有重大問題隨時商量處理」。薛耕莘從杜月笙、王新衡處領了貼補旅費回滬後，曾掩護過軍統、中統在上海設立的秘密電台。

當時國民黨上海市地下黨部的大部分委員在汪精衛的引誘拉攏下投逆，參加所謂「和平運動」。蔣介石對此極為震怒，下令重建國民黨在上海的地下組織。1939年8月國民黨中央組織部副部長吳開先奉命潛入上海，收拾殘局。杜月笙事先為吳開先安排去上海的路線，指定在滬管家萬墨林就地接應，並為吳提供住處和自備汽車。無奈吳開先在上海住了半年，遲遲打不開局面。1940年夏吳開先返渝述職途經香港，對杜月笙談及國民黨在滬派系眾多協調不易，杜月笙當即提議中央設一總的機構，全盤負責上海的地下工作。蔣介石很快採納了這一建議，決定成立以杜月笙為主任、吳開先為書記長的上海敵後工作統一委員會，統一指導在滬的國民黨、三青團、軍統、中統以及幫會組織。蔣介石還通過吳開先傳達他的口信，「上海的陣地是不能失的，以後請月笙先生多偏勞了」。蔣介石讓杜月笙當此重任是因為杜在上海有潛伏勢力可資利用，更與杜月笙成功地策反高宗武、陶希聖脫離汪精衛集團有關。

1939年11月杜月笙從留滬門徒徐采丞處獲悉高、陶有反正意向後，急飛重慶向蔣介石彙報。返港後杜與高、陶代表黃群接觸面談後再次飛抵重慶向蔣彙報，請示機宜，1940年1月高、陶二人在杜月笙的周密安排下秘密離滬赴港。不久陶希聖滯留在上海的3個孩子亦經杜月笙、萬墨林的籌劃抵達香港。1月21日高、陶揭露的「日汪密約」由中央社公開曝光，此舉沉重打擊了汪精衛賣國集團，全國各地紛紛掀起討汪運動。蔣介石為此特撥款20萬元給杜月笙，以資酬勞。

上海敵後工作統一委員會建立後採取各種辦法迫使上海資產階級的頭面人物虞洽卿等人離滬赴渝，制止了黃金榮公開出任偽職，對上海巨大的人力資源免為敵人利用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吳開先後來在回憶中稱「終汪逆之世，上海所有銀錢業較知名之士，無一敢冒不韙而參加敵偽之金融組織者。此事第一由於孔庸之部長之運用得力；第二應歸功於杜月笙先生之鼓勵成功」。

杜月笙還積極支持軍統上海區的鋤奸工作。原中國通商銀行負責人傅筱庵1938年10月出任日偽上海市市長後，準備下手破壞杜月笙任董事長的通商銀行和中匯銀行。杜月笙聞訊後立即致電警告傅筱庵。迫使其暫時罷手。1940年10月杜黨策動傅筱庵的廚師朱升源殺死傅筱庵，在此之前，「新亞和平促進會」負責人張嘯林賣國資敵，「不聽從好友杜月笙之勸，反而與梁鴻志、陳群等逆勾結，向敵獻媚……破壞抗戰及派人赴港刺杜月笙」，結果被軍統聯絡的私人保鏢林懷布擊斃。杜月笙對於這個老把兄之死一直諱莫如深，但還是對人透露過，「這一定是陳默他們交給林懷布的，由我的徒弟殺了我的老把兄，論江湖義氣，我實在站不住道理！」

1940年12月上海統一委員會總交通萬墨林被76號汪偽特務機關誘捕以及1942年3月上海統一委員會書記長吳開先被日軍逮捕後，杜月笙均盡全力打通關節進行營救。吳開先承認，杜月笙為了營救他「個人耗費三百萬元以上」。深知杜月笙與蔣介石有著特殊關係的日本侵略者為了利用杜月笙，試圖通過杜引誘蔣介石集團和談，故意對杜月笙網開一面。萬墨林和吳開先兩人最後都是日本軍方同意釋放的。同樣，1943年杜月笙籌設通濟公司，計劃從上海等淪陷區運去棉紗，再從國統區運進日軍所需要的戰略物資，派駐滬代表徐采丞就此與日本交涉時也沒有遇到大多的麻煩。杜月笙此舉是經與戴笠商議，得到蔣介石認可的。當時的歷史背景是遭受日偽經濟封鎖的大後方物資奇缺，物價昂貴，民不聊生，餉用匱乏，蔣介石鋌而走險，「乃有向淪陷區搶購搶運物資、挹注後方的經濟決策」，並指定由戴笠設法「切實辦理」。毋庸諱言，杜月笙受命組建通濟公司在緩解大後方物資匱乏的同時也給日本侵略者解決了一些經濟問題，故人們斥責杜月笙藉機大發國難財並非無中生有。

杜月笙在抗戰時期與蔣、日、偽、幫之間的特殊關係還表現在1941年調解蔣、汪對雙方銀行職員的暗殺上。從當時的實際情況及客觀效果來講，處在地下狀態的蔣方特工長期在上海與汪偽特工死打硬拼，進行消耗戰是得不償失無以為繼的。因而此次由蔣方主動提議經過杜月笙斡旋達成罷戰默契，對蔣方是最有利的。自然，這種妥協對汪偽特務來講也是一種解脫，從這個意義上來講，人們譴責杜月笙勾結日偽也不無道理。

1945年4月杜月笙在重慶受到蔣介石的召見，命其馳赴東南，預為布置，準備搶奪抗戰勝利果實。杜月笙於是趕往浙江淳安，一方面固然是想配合盟軍登陸，為國民政府再作點貢獻，以提高自己在戰後的地位，另一方面是自感多年離滬，他的人馬分化極大，再不趁早收攏，勝利之後很難在上海重新叱吒風雲。然而正當杜月笙匆忙行動，急欲有所表現時，1945年8月14日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儘管如此，杜月笙對上海抗戰勝利後的一些重大善後問題，「如偽軍警之處置，偽幣之流通，以及嚴防姦宄乘機騷動，均周密策劃」，並電告了蔣介石。對於國民黨重返上海，杜月笙確實做了一些事情。

綜上所述，在中華民族存亡繼絕的嚴重關頭，杜月笙以民族大義為重，奮起從事抗日救亡運動是難能可貴的。從總體上看，杜月笙在這一時期對上海乃至全國的抗戰是功大於過，有所貢獻的。對杜月笙與蔣、日、偽、幫之間的特殊關係要具體分析，要從是否有利於增強中國抗戰的總體實力、是否有利於中華民族的最高利益的角度來考慮問題。毫無疑問，當蔣介石和幫會勢力在力主抗戰時與之合作是無可厚非的。不宜因存在著某些陰暗面和消極面而對這一時期的杜月笙加以全盤否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