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以為晚清才出現的近代制度，其實宋代早有了：圖書館篇

說起傳統中國的私人藏書樓，相信許多人立即會想到明代藏書家范欽建造的「天一閣」。天一閣有一條很不可理喻的家規：「凡閣廚鎖鑰，分房掌之，禁以書下閣樓。非各房子孫齊至，不開鎖。子孫無故開門入閣者，罰不與祭三次。私領親友入閣及擅開廚者，罰不與祭一年。擅將書借出者，罰不與祭三年。因而典鬻者，遂不與祭。」確實非常封閉。

又有人以為，中國傳統的藏書樓都是如天一閣這樣封閉，「書不出閣」。只有到了晚清，在西洋思想的影響下，「仿照東西各國圖書館章程辦理」、於1904年（光緒三十年）對公眾開放的的古越藏書樓，才出現了中國「第一個開放型的私人圖書館」，開中國近代公共圖書館之先河。

然而，許多人都不知道，天一閣只是傳統藏書樓的極端形態，很難說它具有普遍性。如果我們去檢索宋代藏書家的史料，不難找到開放的私人藏書樓。試舉幾例：

北宋初的胡仲堯，「累世同居，至數百口。構學舍於華林山別墅，聚書數萬卷，設廚廩以延四方遊學之士。」（《宋史?孝義傳》）

北宋藏書家王欽臣，「每得一書，必以廢紙草傳之，又求別本參校。至無差誤，乃繕寫之。每冊不過三四十頁，恐其厚而易壞也。此本傳以藉以及子弟觀之。」（《卻掃編》）

另一位北宋藏書家宋敏求，家有藏書數萬卷，「居春明坊時，士大夫喜讀書者，多居其側，以便於借置故也。當時春明坊宅子比他處僦值常高一倍。」（《曲洧舊聞》）

又有一位不甚知名的藏書家蔡瑞，修建藏書樓「石庵」，「蔡君念族人多貧，不能盡學，始買書置石庵，增其屋為便房，藏書達五千餘卷。願讀者處焉。」（《石庵藏書目序》）

南宋最負盛名的出版商陳起（陳宗之），也建有藏書樓「芸居樓」，藏書達數萬卷。「芸居樓」的藏書也是對文人圈開放的，一位宋朝詩人寫的《夏日從陳宗之借書偶成》詩可為憑證：「案上書堆滿，多應借得歸。」

南宋藏書家樓鑰的「東樓」，藏書極豐富，也允許借閱：「客有願傳錄者，輒欣然啟帙以授。」（《鄞縣誌》）

辛棄疾的《歸朝歡?寄題三山鄭元英巢經樓》詞序也提到一位叫藏書家鄭元英，他家藏書樓叫「巢經樓」，「樓之側有尚友齋，欲借書者就齋中取讀，書不借出」。這個尚友齋，就是閱覽室。

《廣信府志》也記錄了一處開放的私人藏書樓：「紹熙、慶元間，直敷文閣趙不迂建書樓於江西鉛山縣，以供眾覽。謂邑人舊無藏書。士病於所求，乃儲書數萬卷，經史子集分四部，使一人司鑰掌之。來者導之登樓，樓中設幾席，俾能縱覽。」

這些例子都表明，宋代不乏供外人借閱的私人藏書樓，宋代的私人藏書樓並不缺共享精神。只不過有的藏書樓允許圖書外借，如陳起的「芸居樓」；有的藏書樓允許登樓閱讀，但不可以外借，如鄭元英的「巢經樓」。

如果說「書不借出」顯示了傳統藏書樓與圖書館的差別，那麼我們需要知道，西方的圖書館（Library）同樣有過「書不外借」的時期，「歐洲古代圖書館長期用鐵鏈將圖書拴住，直至18世紀末期圖書館鐵鏈拴書才逐步成為歷史」（參見龔蛟騰《古代圖書館學學理反思與秉承》一文）。

即便到了19世紀，晚清人王韜見到的倫敦大英圖書館，也是「男女觀書者，日有百數十人，晨入暮歸，書任檢讀，惟不令攜出」。被譽為「開中國近代公共圖書館之先河」的晚清古越藏書樓，也是規定「所藏之書，均蓋用戳記，只准在中廳六十座中翻閱，不得借出門外」。可見其開放性遜於宋代一部分私人藏書樓。

宋代的私人藏書樓當然還不能等同於近代的公共圖書館，但如果說古越藏書樓「開中國近代公共圖書館之先河」，顯然這個「近代公共圖書館之先河」應該追溯到宋代。這當然並不是我的創見，史學前輩陳登原先生老早已在他的《古今典籍聚散考》中說：「宋人之藏書家者，已能兼為圖書館之事業。」實際上，西歐社會的許多公共圖書館也是從私人藏書機構開放而成的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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