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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軍戰犯為何比國軍戰犯早20年釋放?

建國初期大陸關押了大批日軍戰犯和國民黨戰犯,前者在1956年就已被釋放回國,而後者卻直到1974年才被完全釋放。到底是什麼原因導致國民黨戰犯比日軍戰犯多關押了近20年呢?

建國初中共偏重於解決國內問題

建國初期大陸收押的日軍戰犯共有1109名,其中969名是1950年7月蘇聯移交給中國的,主要是原日軍關東軍的軍官、憲兵,偽滿洲國的官員、警察等,被關押在撫順戰犯管理所。其餘的是140名是「在解放戰爭中捕的,被閻、蔣用來參加打內戰的」,被關押在太原戰犯管理所。

當時,由於中共忙於穩固國內政權,顧不上處理這些日軍戰犯,甚至不願意從蘇聯接收這批戰犯。1949年底毛澤東訪蘇期間,蘇聯外長維辛斯基曾特意向毛提出:「鑒於中國中央人民政府已經成立,建議中方應及早考慮將仍在蘇聯境內拘留的一批在中國作惡多端的日本戰俘和中國偽滿戰俘接收過去。」對此毛澤東明確表示:「這批戰犯中國需要接過來,並加以審判。但因目前中國人民的主要仇恨集中在內戰罪犯方面,而審訊內戰罪犯的時間最快要到1951年。如果先期審訊日滿戰犯,不審訊內戰罪犯,則有不足之處。因此,對應移交的日滿戰犯,可否請蘇聯暫代拘押,到今年下半年再行移交。」蘇聯政府表示同意。可見,建國初期大陸政權更偏重於解決國民黨的問題,對這些日軍戰犯並沒有多在意,覺得接收處理日軍戰犯的時機尚不成熟。即便到了1950年7月中共從蘇聯接收日軍戰犯後,也並沒有採取什麼進一步的措施,周恩來對此解釋說:「日本還不承認新中國,和台灣單獨訂立了和約,中日兩國還處於戰爭狀態,因此過早地處理這些戰犯,在內容上、形式上都不妥當,必須經過一個時期。」

周恩來力促儘早釋放日軍戰犯

然而,由於朝鮮戰爭爆發後美國聯合西方國家對中國進行封鎖,如何能夠儘快打破外交困局,爭取與周邊國家改善關係,成為主持外交事務的周恩來最關心的問題之一。其中改善中日關係以及爭取日本在中美之間「中立」是中國外交策略的重要部分,當時中日民間交往已頗有起色,但是如何能使中日關係上升到官方層次呢?周恩來想到了在押的日軍戰犯,他想通過這對這些日軍戰犯的處理促成兩國關係的改善。而且在周看來,當時日本的處境不是很好:「自1951年美國對日和約和美日安全條約簽訂後,處於美國半佔領狀態下的日本,也嘗到外族侵略的痛苦。今天的日本不再是侵略別人的國家,而是反過來受別人壓迫的國家,這種處境是值得曾有過相似境遇的中國人同情的。」而日本政府的態度也有所改變:「自1954年12月,自民黨的鴻山一郎組成新內閣後對改善中日關係、發展日中貿易表現較為熱心,並願意重新制定對華政策,也是值得中國給予重視和肯定的。」這就讓周恩來看到了兩國發展關係的希望。

正是根據這種判斷,處理日軍戰犯的問題被提上了日程。為了能夠顯示中國政府的誠意,在對日軍戰犯進行罪行調查的過程中,1954年周恩來明確表態說,對日軍戰犯實行「寬大處理」的原則,1955年周恩來再次表示:「時間已經過去十年了,應該有個結束了,現在要快一點來處理。」

然而,處理日軍戰犯遇到的兩個難題使中國政府很是頭疼:

第一個問題是對這些日軍戰犯進行起訴的證據不足。第二個問題是蘇聯顧問要求把這些日軍戰犯在蘇羈押的5年算在刑期之內。如何才能解決這兩個難題呢?當時的外交部顧問,曾參加東京審判的法學專家梅汝璈給出了明確的解決辦法:1、貫徹「有罪但是免除起訴」的觀點;2、「基於政治和人道主義的考慮決定把這些人『免予法辦』予以釋放並遣返」。這樣既可以判定這些戰犯「有罪」,又可以巧妙的迴避上述兩個難題。

中國政府決定對絕大多數日軍戰犯「免予起訴,即行釋放」。這一寬大措施引起了國內民眾和幹部們的強烈不滿,最終不得不動用「黨中央的決定必須無條件執行」的組織紀律才壓制住這種不滿情緒。

中國政府提早釋放了所有日軍戰犯

1956年6月9日至7月20日,特別軍事法庭分別在瀋陽、太原兩地開庭4次,分別對這45人判以8到20年有期徒刑,刑期自1945年戰敗被擒關押之時起算。同時,最高人民檢察院先後分三批對其他1017名日軍戰犯(關押期間因病死亡47名)宣布寬大處理,不予起訴,立即釋放回國。其中被判最高刑罰的有期徒刑20年的偽「滿洲國」國務院總務廳長官武部六藏因為重病,判決後即被假釋,與第二批被免訴釋放戰犯一起歸國了。此外,正在服刑的戰犯44人,除了1人死亡之外全都於1964年3月歸國,其中29人是在刑期期滿前被釋放的。

中共中央之所以如此急於釋放這些日軍戰犯,是因為此舉「有助於我們爭取日本、孤立美帝國主義的鬥爭。」從後來的結果看,這些被免於起訴和提前釋放的日本戰犯歸國後的確「做了日本的工作」。首先,他們結合自身的經歷,編寫並出版了《三光——日本人在中國戰爭犯罪記錄》《侵略——從軍士兵的證言》等揭露日本侵華罪行的書籍。其次,他們還通過召開會議、舉辦講演、座談、展覽等多種形式,對日本右翼勢力歪曲、否定日本侵華歷史的行為進行抵制。再者,60年代他們還舉行了反對日美軍事同盟的群眾示威活動,80年代他們反對日本政府篡改歷史教科書和參拜靖國神社,等等。還有,70年代初中日建交之後,他們還不斷促進中日民間交流。可以說,中國政府的努力還是有些成效的。

中共中央決定「分批釋放」國民黨戰犯

與釋放日軍戰犯的考量不同,對國軍戰犯的處置主要看國內的政治鬥爭情況以及大陸的對台政策變化。

建國伊始,作為國共內戰的延續,中共對具有國民黨背景的軍政人員始終是持鎮壓態度的,不僅國共內戰時俘獲的國軍人員羈押不放,還在歷次運動中大量逮捕了不少國民黨人員。他們分別集中關押在秦城監獄以及遼寧撫順、山東濟南、陝西西安、四川重慶和內蒙古6個戰犯管理所。

與其他國民黨人員不同的是,對於「戰犯」級別的國民黨人員,中共始終給予「優待」,並且一直沒有對這批人進行處置。之所以如此,是因為這批人有特殊的利用價值,按照周恩來的解釋是:「對於康澤、杜聿明、王耀武等內戰罪犯,把他們當作政治資本加以利用為好……有助於我們孤立、動搖、瓦解國內外敵人,首先會有助於孤立瓦解蔣介石集團和解放台灣的鬥爭……」

隨著兩岸形勢的發展,從50年代中期開始,大陸提出了「爭取和平解放台灣」的設想,這就使得對台統戰至關重要,而這批與台灣有千絲萬縷聯繫的國民黨戰犯恰恰是最有力的統戰工具。

那麼究竟該如何處理這批戰犯呢?1956年3月14日政協會議專門討論和研究如何處理在押的國內戰犯問題時,周恩來提出:「有的朋友主張來一個馬上全部釋放。事情很簡便,但那樣工作不完滿,收效也不廣。一下子轟動一時,過去後就沒有下文可做了。我們要影響台灣,還是一步一步地來做好。所以,照羅瑞卿部長提出的辦法,先放少數的試一試,看看效果。在押的國內戰犯總數是926人,你如果都送去台灣,台灣是不會接受的,很可能有一部分人還要被蔣介石殺掉。……因此,我們對國內戰犯的處理要分步驟進行,要研究讓他們怎樣去影響台灣……」最終,中共決定對國民黨戰犯實行「一個不殺,集中管教,分批釋放」的處理辦法。

那麼什麼時候釋放這批戰犯合適呢?毛澤東在1956年5月2日的一次會議上表示,目前馬上釋放,時機尚不成熟,理由是:「放早了,老百姓不那麼清楚,我們也不好向老百姓說明,還要過幾年,老百姓的生活更加過得好了,我們再來放。」

到了1959年8月24日,毛澤東致信劉少奇建議在國慶十年紀念時「赦免一批確實改惡從善的戰犯」。為什麼這個時候做這件事呢?9月15日,毛澤東在各黨派負責人會議上解釋說:現在「人民群眾站起來了,有神氣了,不怕他們了」。遵照毛的建議,9月17日,劉少奇頒布了特赦令,決定首批特赦釋放國民黨戰犯30名。1960年10月17日,公安部又向毛澤東提交了50名特赦和減刑戰犯名單。毛澤東閱後批示:「此件送少奇、富春同志閱看,在書記處通過照辦」。就這樣從1960年到1966年,基本上每年都要特赦一批國民黨戰犯。

然而隨著「文革」的爆發,毛澤東說:「這場革命是與國民黨鬥爭的繼續。」因此,不僅特赦停止了,甚至連建國後17年公安部門的工作(包括戰犯改造工作)也給完全否定了

國民黨戰犯的日子也不好過,新來的管理人員怕犯錯誤,對戰犯「要狠點,態度要硬點,說話聲要高點,離得要遠點」。戰犯每天還要接待外調,外調人員硬要戰犯按照他們的口徑寫材料,否則動輒就實施「車輪戰」、「疲勞戰」,甚至打罵、侮辱。各管理所對有重病者不進行急救治療,只說不讓這些人過早死掉,以便擠出「活材料」,有的醫生也不敢也不願給戰犯們看病。這使在押國民黨戰犯不斷死亡,1966年6月至1975年12月,有103名在押戰犯病亡。

毛澤東拍板「全部釋放」國民黨戰犯

「文革」中不斷惡化的處境直到1974年底才出現了轉機。1974年12月23日,毛澤東對周恩來說:「還有一批戰犯,放下武器已關押20了,還關著幹什麼。把他們釋放了,可以來去自由。」周恩來返京後立即交代華國鋒安排公安部在「各地清理監獄,清理在押原國民黨軍政人員」。不久,公安部提交了《關於第七批特赦問題的報告》,提出有13名戰犯應該繼續關押,不能特赦。1975年2月27日,毛澤東對此報告指示說:「錦州、大虎山、瀋陽、長春還有戰犯,為什麼沒有放?放戰犯的時候要開歡送會,請他們吃頓飯,多吃點魚肉,每人發100元零用錢,每人都是有公民權,不要強迫改造。都放了算了(指報告中繼續關押的13名戰犯)。……有些人有能力,可以做工作,年老多病的要給治病,跟我們的幹部一樣治,他們放下武器25年啦!」最終,剩下的318名國民黨戰犯被全部釋放,其中還有25人單獨提出按起義投誠人員對待。至此,在押的國民黨戰犯全部處理完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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