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山：移民與身份認同

原標題：福山：移民與身份認同

福山

美國又重新出口到中美洲的政府津貼文化，消費主義，好萊塢對性和暴力的強調，低層幫派文化都是一些移民逐漸具有的典型的美國特徵。李普塞特認為美國例外主義是把雙刃劍，讓美國人繁榮的反國家個人主義同樣讓他們比歐洲人更加不遵守法律。

二戰後在歐洲有創造「後國家的」歐洲身份認同的強烈渴望。但是儘管在建立強大的歐盟上取得很多進展，歐洲身份認同仍然是理智多於情感。雖然有薄薄的一層流動性的，世界主義思想的歐洲人，但很少人認為他們是沒有國家的歐洲人，或者在聽到演奏歐洲國歌的時候心中充滿自豪感。由於歐盟憲法2005年在法國和荷蘭的全民公決中失敗，普通公民再次告訴高層精英他們還沒有做好放棄民族國家和主權的思想準備。

但是許多歐洲人也對國家認同感到模稜兩可，非常矛盾。當代歐洲政治意識的形成經歷是歐洲人歸咎於民族主義的兩次世界大戰。但是歐洲從前的國家認同仍然存在。人們仍然強烈認識到英國人，法國人，荷蘭人，義大利人意味著什麼，雖然過分強調國家身份認同並不是政治正確的事情。歐洲的國家認同和美國的相比仍然更多是出於種族基礎。所以儘管所有歐洲國家有和美國一樣的對形式上，政治上公民平等的承諾，但是要把承諾付諸實踐讓人感受到實實在在的平等比美國要困難得多，因為種族忠誠的持續力量。

比如，荷蘭以多元主義和寬容而聞名。但是在自己家裡的私人環境中，荷蘭人仍然是非常保守的。荷蘭社會在沒有同化的情況下多元雜處，一種非常適合傳統上組織成為分離的新教徒，天主教徒，和社會主義「支持者」的組合式社會。類似的，歐洲許多其他國家傾向於把文化多元主義作為不同文化和平共處的框架，而不是讓新來者融入主流社會的過渡性機制。（阿瑪蒂亞?森（Amartya Sen）所謂的多元單一文化主義（plural monoculturalism）許多歐洲人懷疑穆斯林移民是否願意融入主流社會，但是那些獲得了這個社會的語言和文化知識，而且確實願意如此的人未必受到熱烈歡迎。

在這方面不要過分強調美國歐洲的差異是非常重要的。歐洲人會反駁說，他們在同化主要是穆斯林構成的移民方面比美國面對的問題更加困難，這樣的說法有一定道理。歐洲的穆斯林移民很可能來自非常傳統的社會，而來到美國的大量移民是墨西哥人，和主流文化分享基督教遺產。（移民數量也很重要：在人口將近三億的美國，穆斯林人口有兩、三百萬；如果穆斯林人口比例在法國，那就要達到兩千萬）

不管確切原因是什麼，歐洲沒能同化穆斯林移民是個已經造成恐怖主義的定時炸彈。可以肯定激起民粹團體更激烈的抵制，甚至可能威脅到歐洲的民主本身。要解決這個問題需要雙向的途徑，不僅要求移民少數民族及其後裔在行為上的改變，也要求主流社會成員行為上的改變。

解決辦法的第一個途徑是承認從前的多元文化模式在荷蘭和英國這樣的國家並不是很成功，承認需要被更加精力充沛的努力同化非西方人口進入共同的自由文化的模式替換掉。從前的多元文化模式建立在團體承認和團體權利上。出於對文化差異性的尊重的錯位的意識，有些情況下可能出於對從前殖民行為的良心上的歉疚，歐洲把過多的權威退讓交給了文化社區來確定約束自己成員行為的規則，因為不是所有的團體都遵循自由的價值觀。作為當代自由民主根源的歐洲啟蒙運動的教化過程從文化上來說不可能是中立的，因為自由社會擁有自身的價值觀念，那就是個人的同等權利和尊嚴。那些不接受這些前提的文化在自由民主社會就不配得到平等的保護。移民社區的成員和他們的子女應該被作為平等的個人來對待，但是不是作為文化群體的成員來對待。沒有理由讓穆斯林女孩在基督教法律或者猶太教法律下受到區別對待，不管她的親屬的感受如何不同。

最初在加拿大，美國和歐洲形成的多元文化主義在某種意義上是「歷史終結的遊戲」。也就是說，文化多元性被看作是為社會提供種族食品，多彩服裝，獨特歷史傳統的自由多元性的裝飾，常常被看作讓人麻木的墨守成規或者同質的。文化多樣性主要是在私人領域推行的東西，不會導致任何違反個人權利的任何嚴重侵犯，否則就挑戰基本上自由的社會秩序。如果它確實闖入公眾領域，就像魁北克的語言政策，主流社會把自由原則的偏離看作刺激物而不是對自由民主本身的根本威脅。

相反，當今有些穆斯林社區提出的群體權利要求明目張胆和個人平等的自由原則唱對台戲。這些要求包括適用於社會每一個人的家庭法律的特殊減免，排除非穆斯林參與某些公開活動的權利，或者以宗教冒犯的名義挑戰言論自由的權利（正如丹麥漫畫風波）。在有些更極端的例子里，穆斯林社區甚至表達了挑戰作為整體的政治秩序的世俗性。這些類別的群體權利顯然侵犯了社會中其他人的權利，把文化自主性遠遠超出了私人領域。

但是，歐洲讓穆斯林放棄群體權利要比美國困難多了，因為許多歐洲國家擁有組合主義傳統，繼續尊重團體權利，不能果斷區分教堂和國家。歐洲許多國家存在的國家資助的基督教和猶太教學校使它們很難從理論上反駁穆斯林要求國家支持的宗教教育要求。在德國，國家以新教教堂和天主教教堂的名義徵稅，然後分配給與教堂有關的學校。（這是俾斯麥對抗天主教會的文化鬥爭（Kulturkampf）遺產）即使有強大共和國傳統的法國在這個問題上也不是前後一致的。在法國大革命的反宗教運動後，拿破崙重新恢復了宗教在教育上的作用，採用了組合主義的途徑處理教堂和國家的關係。比如國家與法國猶太人社區的關係就是由文化部（Ministre des Cultes）通過猶太人協會（Consistoire Israélite）來管理的。這是尼古拉斯?薩爾科齊（Nicolas Sarkozy）最近努力要創立的權威性的為法國穆斯林代言和控制穆斯林的對話者模式的東西。即使崇尚政教分離（la?cité）原則的1905年法律也有例外，正如在阿爾薩斯，國家仍然支持與教會有關的學校。

福山代表作《歷史的終結及最後之人》

在歐洲國家繼續在官方承認集體權利的這些組合主義島嶼在大量穆斯林社區出現以前是沒有爭議性的。許多歐洲社會已經完全世俗化了，所以這些宗教殘餘好像沒有多大危害。但是它們給穆斯林社區提供了先例，成為維持宗教和國家區分開來的牆壁的障礙。如果歐洲要建立根據個人而不是群體基礎上的多元主義的自由原則，那就必須對付從過去繼承下來的組合主義團體。解決同化穆斯林問題的另外一個途徑是歐洲主流社會多數人的期待和行為。國家認同繼續被不是同一種族或者宗教背景的新來者理解成或感受到是妨礙他們融入社會的壁壘。國家認同總是社會形成的，圍繞一個共同體談論自身的歷史，象徵，英雄和故事。這種對區域和歷史的依賴意識不應該被抹殺，而應該儘可能對新來者開放。在有些國家，尤其是德國，20世紀的歷史讓他們談論國家認同時非常尷尬，考慮到歐洲的新的多樣性，這個話題需要重新探討，因為如果現存的公民不能充分尊重自己的公民身份，歐洲國家很難期待新來者尊重公民身份。

這個對話已經在重新開啟。幾年前，德國基督教民主黨非常謹慎地提出了領頭文化（Leitkultur）的概念，也就是德國公民包含著寬容和平等尊重的某種義務。「領頭文化」（Leitkultur）這個詞可以被翻譯成「領頭」或者「參考文化」，是敘利亞裔德國學者巴斯姆?蒂比（Bassam Tibi）1998年創造的，恰恰是非種族的，普遍主義的公民概念能夠向非種族上的德國人開放國家身份認同。儘管有這些來源，這個主張馬上遭到左派攻擊，說它是種族主義，是回到德國災難性過去的大倒退，基督教民主黨趕緊與這個觀點保持距離。但是在過去的幾年裡，即使德國人自己也進行了更加熱烈的國家身份認同和大規模移民的大辯論。在去年成功的世界盃期間，比較克制的國家情感的廣泛流露成為完全正常的，甚至受到德國鄰國的歡迎。

雖然起點完全不同，美國可以為歐洲在試圖創造後種族形式的國家公民身份和認同感的時候提供一些指導。美國人的生活充滿了半宗教形式的慶祝活動和儀式，用來紀念國家的民主政治機構：升旗儀式，加入美國籍時宣誓，感恩節，7月4日國慶節。相反，歐洲人的政治生活基本上都非儀式化了。他們傾向於玩世不恭，或者嘲弄美國人表現出來的愛國主義。但是這樣的儀式對於新移民的同化非常重要。

歐洲確實有在種族或者宗教基礎之外創造國家認同的先例。最值得讚賞的是法國共和主義，其最經典的形式拒絕承認分裂的團體認同，使用國家力量同化法國社會。由於恐怖主義的加劇和都市騷亂，法國正在開展深入的辯論為什麼這種融合沒有成功。部分的原因可能是法國人自己放棄了公民身份的舊觀念，贊同多元文化主義的新思想。2004年禁止戴頭巾的法令就是共和主義舊觀念的重新確認。

英國最近從美國和法國傳統中吸收營養，它試圖提升國家公民身份的能見度。工黨政府已經引進新公民入籍的儀式，以及必須參加並通過的公民知識和語言考試。它還在學校為所有年輕公民開設公民課程。英國最近一些年移民人口迅速增長，大量來自歐盟新成員國如波蘭，像美國一樣，英國政府把移民看作促進經濟繁榮的重要力量。移民只要是工作的而不是吸收福利的就是受歡迎的，多虧了美國風格的靈活的勞動力市場，有很多對技術要求不高的工作可以干。但是在歐洲的其他許多地方，靈活的工作規定和慷慨的福利的結合意味著移民不是來找工作的，而是要尋求福利好處的。許多歐洲人聲稱美國不夠慷慨的福利制度剝奪了窮人的尊嚴。但是相反的情況才是正確的：尊嚴來自工作和一個人通過自己的勞動為社會做出的貢獻。在歐洲的許多穆斯林社區和依靠福利生活的一半人口直接構成了疏離感和絕望意識。

所以歐洲經驗不是單一的。但在許多國家，移民與身份認同的辯論正在開展，雖然部分是因為恐怖襲擊和民粹主義右派興起而造成的。

移民與身份認同的困境最終與更大的問題後現代性的價值缺失結合起來。相對主義的興起讓後現代社會的人在確立積極的價值觀，一個共同的價值觀念方面更加困難。而這本來是移民要想成為公民必須滿足的一個條件的。尤其是歐洲的後現代的精英覺得他們已經超越了宗教和國家確定的身份認同，已經達到了更高的境界。但是，除了他們對無休止的多樣化和寬容的稱讚外，後現代人發現很難就普遍追求的美好生活的本質達成一致意見。

移民強迫我們以一種特別的方式討論亨廷頓提出的「我們是誰」的問題。如果後現代社會要進行更加嚴肅的身份認同的討論，就需要挖掘出確定自己成為大社會一成員的積極品德。如果不這樣做，他們就將被那些身份認同強烈的人所吞沒。

作者：弗朗西斯?福山

責任編輯：勤而行之傳習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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