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閱讀：因互動而深入

「公共圖書館如何落實兒童早期閱讀？大學等學術機構如何加大對兒童早期閱讀的研究力度？學術成果如何更多更好地轉化成應用成果？民間閱讀公益組織如何協同政府？如何連接專業資源讓兒童早期閱讀的推廣更加專業和有效率？政府如何在法律層面支持兒童早期閱讀？各界如何合力讓廣大鄉村不被兒童早期閱讀拋下……」在首屆全國兒童早期閱讀發展與教育峰會上，深圳市愛閱公益基金會理事長李文呼籲，兒童早期閱讀的研究和推廣工作與它的重要性相比遠遠不夠，中國目前面臨更多需要解決的問題。

為期兩天的論壇以「早期教育與美好未來」為主題，彙集了國內外著名研究學者專家、一線的幼教從業者與兒童閱讀推廣公益機構，展現了前沿的研究成果和翔實的實踐經驗，以全球視野著眼於未來，探討早期閱讀研究的最新發現對我國早期閱讀教育課程、師資培訓和政策制定的啟示。

「深圳現象」折射出的閱讀困境

論壇上，由美國哈佛大學教育學院終身教授凱瑟琳·斯諾、教育學院博士後研究員陳思領銜的研究團隊發布了中國首份0-3歲親子閱讀教育干預的有效性研究報告：在深圳，通過對1044個平均月收入超過3萬元的中產家庭的調查發現，平均每個家庭擁有近60本圖書，基本達到專家推薦的圖書量，但是每天能與孩子共讀的家長僅佔9%，一周2—6次的家庭也只有8%，孩子每天看電視的時間長達1.62小時。而在英語國家的同樣類型研究中，即使是來自低收入家庭的家長，也有50%可保證每天至少一次的家庭親子閱讀。

深圳作為一座推廣讀書月活動長達18年的城市，這個結果讓人大為驚訝。陳思坦言：「確實是低於我們的預期。可能是家長們覺得0-3歲之間的孩子還比較小，往往要到上了幼兒園後才會有意識地培養孩子的閱讀習慣。此外，這一年齡階段的孩子多數由祖輩撫養，父母工作比較忙，確實沒有時間坐下來陪孩子讀圖畫書。」

「親子共讀是什麼？『共』就是父母要帶著孩子讀，或者應用對話式的共讀，這是早期閱讀最重要的土壤，也是我們在早期閱讀的概念上還沒有生根的原因。」美國南伊利諾大學幼兒教育博士、閱芽學院院長李坤珊說，有的家長很委屈，自己花了1萬多塊錢買了一套書，還做了一個小書房，因為出版社說這套書可以幫助孩子進行美德教育，但每次叫孩子去看都被拒絕，出版社騙人……這說明親子共讀的落實對某些家庭是一個挑戰。

正是基於這些原因，2016年4月23日，深圳啟動0至6歲兒童早期閱讀公益項目「閱芽計劃」，該項目由深圳市愛閱公益基金會和多家政府部門聯合發起，針對學齡前兒童及其家庭的早期閱讀教育公益項目，是目前世界範圍內最大型的漢語兒童早期閱讀干預項目。

一年多來，哈佛大學研究團隊對「閱芽計劃」進行了跟蹤評估研究發現，「閱芽計劃」對深圳的0-3歲兒童家庭的親子閱讀教育產生了顯著影響：有效提高了學前兒童的語言發展，同時顯著地增進了家長對於高質量的早期閱讀教育的理解，認同應該為孩子提供更多的圖畫書、與孩子進行親子共讀和閱讀互動、增加自己的閱讀量等。

作為國際著名兒童語言與閱讀發展教育權威專家，凱瑟琳·斯諾認為，兒童的讀寫發展是一項複雜的社會學習，兒童需要通過與成人的積極互動，學習閱讀，獲得讀寫能力的發展，將閱讀與知識的活動融會貫通。這個過程中，成人特別是家長和家庭的閱讀環境、教師和學校的閱讀環境都對兒童的發展至關重要。

「我們在雙胞胎的追蹤研究中發現，家庭親子閱讀對兒童深層次的閱讀理解能力、辭彙發展等方面都提供了超過20%的影響因素。」陳思進一步解釋，美國中產階級家庭和低收入家庭的孩子在發展中產生的差異大概為33%，家庭親子閱讀能夠獨立貢獻20%的差異，也就是說33%由社會經濟地位帶來的差異中，有20%是可以通過家庭親子閱讀來彌補的。

父母焦慮影響孩子全面發展

「深圳現象」並非個案，而是全國各地的普遍現象。華東師範大學學前教育與特殊教育學院教授周兢認為，當前我們面臨的問題有三個：努力焦慮症的城市家長、資源匱乏的農村環境和質量不高的閱讀指導。

「努力焦慮症」是周兢在朋友圈發現的新詞，一位網友這樣寫道「越愛、越努力、越焦慮」。這些擔心孩子輸在起跑線上的父母在教育問題上表現出極大的競爭焦慮，「他們非常願意給孩子投錢，讓孩子能夠更好地接受教育，要讓孩子在幼兒園學習之外，還要去上各種各樣的興趣班，這跟我們所提倡的早期閱讀教育、跟正在享受早期閱讀的孩子的現狀產生了一種衝突和矛盾，你會看到孩子的很多時間被佔用了。」周兢說。

事實上，早期閱讀不只是認字和寫字，圖畫書也不是識字教材和實用的教育手段。在周兢看來，「兒童是從早期閱讀走向全面發展的，要相信早期閱讀的力量。因為學前階段是兒童大腦快速發展的時期，這個關鍵窗口期決定了兒童後期乃至終身的學習與發展。兒童的語言和閱讀水平與兒童的認知發展、社會型發展和學習水平發展是息息相關的，一個閱讀能力好的孩子，其他方面的發展都會好。」

「很多家長都會焦慮孩子五六歲的時候有多少知識儲備，但家長們也要思考當孩子到了二三十歲的時候是否還對學習保有興趣、對世界懷有好奇，還是否樂意以積極的態度去嘗試新東西。相比孩子在五六歲懂得三門語言、會玩兩種樂器，這才是最重要的事情。」凱瑟琳·斯諾坦言，支持型（即放手型）母親，孩子的語言表達和敘述能力會更好，而母親的焦慮會在親子關係和孩子的發展中帶來負面影響。當然，目前只是發現了這兩者間的相關性，而非因果聯繫，我們不希望這個結果讓她們變得更加焦慮。

儘管專家們一再提醒父母不要過度焦慮，但在論壇期間仍有不少人表示擔心：如果孩子已經3—6歲了，是不是錯過了關鍵期，應該怎麼去彌補呢？陳思說，0—3歲確實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階段，孩子能夠獲得豐富的語言、認知以及社會性的發展，但它並不是絕對的關鍵期。不要覺得錯過了0—3歲這個時段，就會永恆性的丟失掉孩子發展的契機，甚至不可能再追上，這個觀點絕對是錯誤的。Never be late(永遠不會晚)！「希望家長和孩子都用一種更加積極、懷有好奇心的態度進行早期閱讀的實踐，讓孩子和自己都真心喜歡閱讀，這才是真正幫助孩子獲得一個長期、持續發展的家庭教育的方法。」

教師和閱讀推廣人的作用不容忽視

實際上，我們所說的早期閱讀有三個主體，即兒童、圖書、成人，其中成人包括家長、老師、圖書館員和閱讀推廣人。有著17年一線幼兒園教學經驗的李坤珊告訴記者，每次接觸一線、二線、三線城市幼兒園老師的時候，第一個問題都是「請問各位老師，每天會在教室里讀一本書給孩子聽的請舉手」。通常得到的反饋不到1/3，有時候整個會場里200多位老師，只有不到10位老師舉手。

「在幼兒園裡也要跟親子共讀一樣，你要跟學生一起讀。現在的孩子處在一個多元體系，我們要讓孩子知道有不同的價值體系，有了多元價值之後，孩子會很安心地做自己，重視自己的經驗，也會接納別人的經驗。我們推廣早期兒童閱讀不是只有閱讀，我們體現的是一個價值體系。」李坤珊說。

對於那些父母不在身邊、家庭親子共讀缺失的孩子，比如留守兒童，學校可以彌補一些。凱瑟琳·斯諾介紹，「智利的情況跟中國有類似的地方——來自低收入群體的家長很少有和孩子一起看書的習慣。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嘗試把家長請到學校里來，陪孩子一起做圖畫書，把生活里的一些小事描摹下來、寫寫畫畫，做圖畫書。我們發現，平時缺乏資源、很少有機會了解該怎麼和孩子閱讀的家長參與的積極性很高，並且在這種環境中做的事情，會給他們一個很好的榜樣。」

凱瑟琳·斯諾說，在美國，很多社會組織和公立圖書館都會提供機會，給孩子派書送貼紙，鼓勵他們閱讀。例如：波士頓的公共圖書館一直有一項名為「1000本書」的閱讀計劃，鼓勵孩子在6歲上小學之前讀完1000本圖畫書。「我覺得這是中國社會可以借鑒的，早期閱讀不僅是家長和教師的責任，還需要社會力量的支持。」

記者在現場看到，深圳15個家庭領到了3—6歲「閱芽包」，還與所有參會者一起發起兒童早期閱讀倡議書，「倡議所有的父母，從0歲開始，和孩子一起閱讀；倡議全社會共同關注早期閱讀，讓早期閱讀成為兒童的權利。」

李文介紹，「閱芽包」裡面包括兩本適齡圖畫書、一本60種圖書畫的導讀、一本分階段的早期閱讀指導手冊，還有一份圖書館之城的邀請函，讓家長了解周圍的社區還有什麼資源可以利用。自2016年4月正式啟動以來，「閱芽計劃」已在深圳設立了24個領取點，面向市民免費發放，目前已發放3萬多0-3歲「閱芽包」，將持續發放5年，整體發放數量不少於50萬個。另外，利用APP，家長可以獲得更多的電子圖畫書資源、在線講座，與其他家長社交互動。線下活動還可以讓家長參加講座、圖畫書分享和交流活動，更直接地討論親子閱讀觀念和更好的實踐方法。

「和其他城市相比，深圳的閱芽計划算是非常大的進步了。」陳思說，先從60本書做起，未來才可能有600本、1000本，深圳市愛閱公益基金會也希望這個項目以後可以推廣到鄉村，讓更多的孩子能享受到閱讀的權利和快樂。」

《中國教育報》2017年12月11日第9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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