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藝謀：山寨好萊塢，永遠別談中美對等
張藝謀這些年藏得很深，很少看到張藝謀的文字，甚至很少見到他表露心跡。這次給《紐約時報》撰文，猛然一看，似乎為我們找到了一個集體情緒的出口，又似乎在轉移自身負壓的焦點。
中國有兩個張藝謀，一個活在千禧年之前，一個生活在千禧年之後。要注意的是，給《紐約時報》撰文的，是千禧年之後的張藝謀，而非千禧年之前的張藝謀。區分這點很重要嗎？是的，非常的重要。
千禧年之前的張藝謀，其社會標籤是第五代導演，也是值得我尊重的電影藝術家。
他的《紅高粱》給我的少年期留下深刻印記，他的《秋菊打官司》《活著》讓我青春期有了不一樣的認知和思考。他不僅僅是中國電影的新力量，也是中國電影的一張世界名片。他對現實的傾注，對社會的透析，對歷史的洞見，都代表了當時的最強音。
千禧年之後的張藝謀則有兩個身份標籤，一個是國師，一個是市場化開拓者。
不可否認中國電影的市場化，是從張藝謀的《英雄》開始的，中國票房的井噴式發展，也是從《英雄》開始的。某種意義上，張藝謀是90年代後中國電影市場的破冰者，也是中國大片化的品蟹人，中國電影工業現代化的領路人。但與此同時，也把中國電影帶上了功利主義的快軌，掀起了空洞無腦的偽大片浪潮，讓中國電影八十年代以來內容主導的基業毀於一旦。
張藝謀08年還出任體育盛會開閉幕式導演，扮演起國師的角色，其實也是他《英雄》之後沉迷團體操的路線。自打《英雄》里把英雄塑造成放下俠義，擁護暴君的形象之後，整齊劃一的團體操練就成為張藝謀的最愛。《英雄》首映禮一片秦俑「大風大風」的呼喊，片中碾壓式的軍陣箭陣，《滿城均帶黃金甲》里擠出的統一規格的饅頭酥胸，電腦複製式的士兵陣列，包括最近《長城》里團體操化的攻防，表面上是其對大場面，大起勢的雕琢，實則為張藝謀去個性化，向流水線統一規格的審美轉變，同時不無強權碾壓的病症。而這些去個性化的審美，很容易讓人聯想到希特勒《意志的勝利》攝影師Hugo Jaeger。
如果給《紐約時報》撰文的，是千禧年之前的張藝謀，那我拍手稱快，不無奮起的砥礪。然而千禧年之後的張藝謀大談「中美電影不對等關係」，表面上是在替我們宣洩不滿，滿足我們情緒出口的需求，實際沒那麼妥當。要知道中國電影一味追求的好萊塢大片化，這始作俑者就是張藝謀。在山寨好萊塢的道路上，尋求「中美電影不對等關係」的出口，帶路黨的責任首當其衝。
尤其是張藝謀新近作品《長城》，明明是個有話語權的中國大導演，卻偏偏要在一個美國人自以為的中國故事裡打小工，在片中張氏印記的奉獻不多，就剩複製他的團體操審美。結果《長城》不但成了賠錢貨，還被人家同行在奧斯卡頒獎禮上當眾揶揄。
你一個好萊塢諂媚者，一個在好萊塢合作人面前話語自信和話語權都沒體現出來的人，反身還在人家《紐約時報》抱怨「中美電影關係不對等」，那我就不明白了，你為何不在《長城》拍攝現場做個破除「不對等」的踐行者？哪怕是拿出你一國之師的范來，哪怕在合作過程中多說幾個不字，多用幾個非好萊塢元素來平衡作品，也比在報紙上代言我們的情緒來得有行動力。
個人以為，放下他的法西斯陣列審美，回到他千禧年之前的個性創作狀態上，就是他對好萊塢工業流水線最大的話語權。只有在作品層面上自我完善，形成自己文化體系的創作，才是對話他國的最好利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