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當漢奸，他會流芳書壇

書畫 12-11

鄭孝胥之「留名」，

在於他做了漢奸。

這一「做」，

惡謚就如影隨形貼著他，

永遠甩不掉了。

因其做了漢奸而提高了知名度，

同出一軌，

也因此而使其書法成就，

在以後半個多世紀變得模糊起來，

直到近些年才得舊貨重拾。

這真是成也蕭何、敗也蕭何的事！

他學問做得好，

書法尤其絕妙，

一手魏碑蒼勁朴茂。

「交通銀行」這四個字，

出自他的手筆，沿用至今。

如果他不當偽滿洲國總理，

本該家喻戶曉，流芳書壇。

鄭孝胥（1860～1938），字蘇堪,一字太夷,號海藏。福建閩侯人。詩人、書法家。清光緒八年(1882)舉人，歷任廣西邊防大臣，安徽、廣東按察使，湖南布政使等。曾參與戊戌變法，先後為李鴻章、嚴復、張之洞、盛宣懷、岑春煊等器重。清帝退位後，寓居上海，參加上海商務印書館、上海儲蓄銀行的創建以及新式教育的推動等。後擔任溥儀的內務大臣與顧問，與日本多有接觸，致力於溥儀的復辟。1931年滿洲事變之後，鄭孝胥勸說溥儀前往滿洲，與日本達成建立滿洲國協議，他負責起草滿洲國國歌與建國宣言。偽滿洲國成立後，鄭孝胥在日寇羽翼下出任國務總理兼陸軍大臣、文教部長，並與日本關東軍代表武藤信義簽定日滿議定書，承認日本在滿洲國的特殊地位與駐軍權。鄭孝胥1935年5月21日失勢，解除職務。1938年在長春過世，一說為日人毒殺。

鄭孝胥與他的兒子

假設他晚節保住，不去天寒地凍的東北當什麼偽滿朝廷的「總理大臣」，也許如陸潤庠、劉春霖、潘齡皋一班人一樣，只在書界佔有一席之地，那麼，人們想起他的時候，就會像想起那幾位老先生似的，佩服其書法成就和滿腹學問，但印象不會太銳利。然而歷史不能假設，鄭孝胥終竟是貨真價實地做了偽「總理大臣」，於是，他的「名聲」比之那幾位老先生顯然「高」出一個「層次」，不怎麼鍾愛書法的人也知道中國近代有他這麼一號。

鄭孝胥（左一）攝於廣西龍州，時任邊防督辦，1904年

在晚清，鄭孝胥屬於新派人物。他曾在1898年參與變法維新；立憲運動時期，出任預備立憲公會會長，要求清廷速開國會，實行君主立憲；他還參加了上海商務印書館、上海儲蓄銀行的創建以及新式教育的推動等。

預備立憲公會在上海成立，前排左三為鄭孝胥，1906年

1911年辛亥革命之後，他不問政事，以遺老自居，寓居海上，鬻字為生。他看著袁世凱一生眾叛親離、鬱郁而亡；也目睹了張勳的復辟醜劇……終於在1918年1月份的一天，不堪民國亂象的鄭孝胥在日記里寫下這麼一句：「余與民國乃敵國也。」這或許為其後半生定下了基調。

鄭孝胥（左）與溥儀攝於偽滿時期

1923年鄭孝胥入故宮為溥儀講《資治通鑒》。1924年北京政變後，協助溥儀出逃。大約在此時，他跟溥儀提出了著名的政治預言「三共論」：「大清亡於共和，共和將亡於共產，共產則必然亡於共管。」

日本發行的鄭孝胥照片明信片，1934年

九·一八事變後，鄭孝胥唆使溥儀投靠日本。1932年偽滿洲國建立，任國務總理兼陸軍大臣和文教部總長，並獲得了「建國功勞金」（又叫機密費）30萬元。同年９月，與日本政府代表武藤信義簽定日滿議定書，承認日本在偽滿洲國的特殊地位與駐軍權。1934年溥儀稱帝後，任國務總理大臣，於1935年5月21日被革職。

若是安心於在上海做寓公，鄭孝胥無疑將會流芳百世。但是，他卻晚節不保，毀了自己一世英名。

鄭孝胥不僅工詩，而且善書，書名極大。他善長楷書、隸書，學顏真卿、歐陽詢，受益於北魏碑版，其作品字勢偏長而蒼勁朴茂，開創了瀟洒俊逸、凌厲幹練的獨特風格。他的行楷不僅流暢飛動，而且勁道十足，這是歷代書法家都難以達到的極高境界。

著名書法家沙孟海對鄭孝胥評價很高：「他的作品，既有精悍之色，又有松秀之趣，活象他的詩，於沖夷之中，帶有激宕之氣」。

鄭孝胥在世時，其書法的酬金之高，特別罕見。1915年刊印的第一版《詞源》，他題書名2個字收潤筆費500兩白銀；為商務印書館題寫5個字的館名，索銀1萬兩（後因落款爭執，未成）。

我們現在在大街上隨處可見的「交通銀行」四字，就是出自鄭孝胥筆下，當時他的潤筆是4000兩白銀。「交通銀行」四字，筆法開張、骨力清奇。這個老照牌字能留下來，也是有它的道理的。

有人把民國時期書法劃分為五個流派，鄭孝胥是其中一個流派的創始者。他的書法地位可想而知。凡在一個領域成為開山立派的人物，其綜合水平應該相當了得，否則，誰服你？又有誰「宗」你？

這五個流派：吳昌碩的「吳派」、康有為的「康派」、于右任的「於派」、鄭孝胥的「鄭派」和李瑞清的「李派」，其中康、於和鄭的領軍人物最具政治色彩，康有為是保皇黨死硬分子，于右任則是國民黨元老，但誰也不像鄭孝胥那樣令人唾棄，幾乎沒有餘地。康有為後半生自然是走上倒退道路，然而他老先生戊戌變法領袖的地位根深蒂固，（儘管近年有人質疑他「公車上書」的真實性，考證出當時15支上書隊伍中根本就沒有他，包括後來所謂光緒帝給他的「遺詔」都是他偽造的。）他以後即使也保皇，終竟不能掩其煌煌盛名，並且，他沒有跑到東北去進入溥議偽政權。于右任的政治作為一直有點像溫吞水，但不妨礙他始終受著人們的普遍尊重。鄭孝胥就不一樣了，他是處心積慮地營造靠日本人扶持的溥議偽政權，不惜出賣民族利益。

投靠日寇，加入偽政權，是鄭孝胥一生的轉折點，自那以後，他與日本關東軍上層人物廣泛接觸，溥儀小朝廷在東三省的影響，都成為鄭孝胥書法名聲鵲起的強力藉助。一時，東三省的機關、學校、社會團體甚至商店的字型大小到處可見鄭的手筆。通過「外交」途徑，他的字還漂洋過海，傳至日本和韓國，在異域引出不少追慕者。

應該說，鄭孝胥書風是二十世紀最有影響力的書法流派之一。如果我們不拘於「因人廢字」，那麼，對此是不應否定的。鄭孝胥的弟子極多，為人所熟知的徐志摩、林語堂、曹聚仁等文化名人，都曾列其門下。

1930年，沙孟海在其重要著作《近三百年的書學》中對許多書法家做出嚴格評判，說到鄭孝胥的時候，他評道：「最奇者其作品，既有精悍之色，又有松秀之趣，恰如其詩，於沖夷之中帶有激宕之氣。」沙孟海自身就是根底極深的大書法家，對鄭氏如此稱許，足見鄭孝胥書法的感染力是相當強的。

鄭孝胥也尚碑，但卻融貼於碑，化碑入貼，既有北碑之凌厲，亦富宋帖之俊逸，成為他筆下熔俊朗、爽利和豐沛於一爐的書風。他與康有為的字都偏於瘦長，也都神采飛揚，然而康字多曲筆，鄭字多直劃；康字多勁澀，鄭字多潤滑；康字碑多於帖，鄭字帖多於碑；康字如秋霜古藤，鄭字如春風楊柳。兩位大師的書風相較，以品格論，康氏應勝一籌。

這裡，我們怎麼也繞不開由字及人的評說，這也是中國藝術的一種傳統，自有其道理在。「字如其人」的老話是不應該做簡單理解的，字不見得如其人的外在形象，但與其人的心理狀態、性情密碼總是有相當緊密的關聯性的。要言之，鄭氏的字里字外，透著一番得意，其單字無不呈上肥下瘦、上密下疏、左舒右展、長袖善舞之態，此亦其人乎？

作為清朝最後的臣子，鄭孝胥與別人最大的不同在於他總是以依賴外國勢力為基本思路。他也是改革派，但他是往賣國上改。有人問他何以強國，他以二字相答，曰「借款」。他的「道理」是外國人借款給我，他窮了，我富了。其實天下哪有這麼簡單的事情，錢給你，你不付出點代價，行嗎？

這代價，就是賣國。

辛亥革命後，鄭氏以遺老蟄居於滬上。那陣子他以鬻書為生，與唐涉江等組成「麗澤文社」，以文會友，書名日增。後又開創「有恆心字社」，以課諸舊家子弟。不再四齣宦遊，他的書法倒是得以更加純熟。這一時期，大多數前清遺臣已看清天下大勢，即便思想守舊，而對重回舊日已不報希望，但鄭氏不然，他絕不甘於寂寞，不會就守在書齋里度日，所以，他後來奉溥儀命在天津一住七年，與日本人反覆接觸，為清廷復辟做種種準備。1931年，滿洲事變發生，鄭孝胥所等待的機會終於來了，他勸說溥儀前往滿洲，他則出面與日方達成建立滿洲國的協議，並負責起草滿洲國「國歌」與「建國宣言」。偽滿洲國成立後，鄭孝胥出任總理兼陸軍大臣、文教部長，並與日本關東軍代表武藤信義簽定日滿議定書，承認日本在滿洲國的特殊地位與駐軍權。至此，鄭孝胥的賣國之策進入實質性的落地實現。

溥儀後來在《我的前半生》中說鄭與自己的關係，猶如當年的榮祿與慈禧，足見溥儀對他的倚重。溥儀評論鄭：「他和胡嗣瑗都是善於爭辯的，但是胡嗣瑗出口或成文，只用些老古典，而他卻能用一些洋知識，如墨索里尼創了什麼法西斯主義，日本怎麼有個明治維新，英國《泰晤士報》上如何評論了中國局勢等等，這是胡嗣瑗望塵莫及的。陳寶琛是我認為最忠心的人，然而講到我的未來，絕沒有鄭孝胥那種令我心醉的慷慨激昂，那種滿腔熱情，動輒聲淚俱下。有一次他在給我講《通鑒》時，話題忽然轉到了我未來的『帝國』：『帝國的版圖，將超越聖祖仁皇帝一朝的規模，那時京都將有三座，一在北京，一在南京，一在帕米爾高原之上……』他說話時是禿頭搖晃，唾星四濺，終至四肢顫動，老淚橫流。」

鄭孝胥曾有個著名的「三共論」：「大清亡於共和，共和將亡於共產，共產則必然亡於共管。」當然，他所說的「共產」是指國民革命。用溥儀的話來說：「他認為中國老百姓不用說，連做官的也都無能，沒出息，中國這塊地方理應讓『列強』來開發，來經營。他比張之洞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更發展了一步，不但要西洋技術，西洋資本，而且主張要西人來做官，連皇家的禁衛軍也要由客卿訓練、統領。不然的話，中國永遠是亂得一團糟，中國的資源白白藏在地里，『我主江山』遲早被『亂黨』、『亂民』搶走，以至毀滅。辛亥革命以後，他認為要想復辟成功，決不能沒有列強的幫忙。這種幫忙如何才能實現呢？他把希望寄托在『共管』上。」

當然，後來日人又把他一腳踢開，那正是因為他不單單依靠日本，而且還得壟望蜀地期望與歐美勾結，而那樣，就會干擾日本獨吞中國的計劃。正因為他手中還握著投靠歐美的底牌，所以有時對日人顯得不那麼服帖，終於致使自己被以「倦勤思退」的名義於1935年5月失勢。三年之後，1938年，他在長春走到生命盡頭。他的死，有兩種說法，一說為「暴病」，一說為日人毒殺。他是葬於瀋陽市東陵區高坎鎮七間房村的，生於東南，宦遊湘粵，賣身東北，漢奸之名永遠地凝凍在他身上了。「終則以貞事一人為節操，以逆時代潮流而動為卓特，由遺老淪為國賊，助桀為暴，身敗名裂。」

「認賊作父鄭孝胥；

甘作牛馬殷汝耕。」

這幅諷刺漢奸鄭孝胥和殷汝耕的對聯，表達出人們對民族罪人的普遍唾棄。

單以一人之得失而論，鄭孝胥實在是得不嘗失，一入泥淖，人們對他個人才華的評價不能不受牽累。清末民初的文士中，他在書法方面是立門創派的，追隨者很有一群；在詩文方面則是詩壇「同光體」倡導者之一，他著有《海藏樓詩集》十三卷，他的詩在當時算得成就最大、影響最廣，陳衍在當時作《詩人榜》，第一名空缺，而第二名就是鄭孝胥；他對校勘典籍、鑒賞文物樣樣在行。此外，他絕不是只會吟詩作書的書獃子，他極有經濟頭腦，又有實際幹才，曾任京漢鐵路南段總辦，後又任上海江南製造局總辦，在任廣西龍州邊防督辦時，曾創立邊防武建軍，對固邊起了相當作用。他又是個會把自己的財產盤活的人，在上海入股商務印書館，在天津投資啟新洋灰公司和天津中原公司，還入股辦過《世界誠報》，是好幾家大公司的董事。

你不能說他缺少才幹、不能說他天賦不足、不能說他沒有主見、不能說他一味守舊，也不能說他一事無成，甚至不能說他生不逢時——實際上，清末民初的中國，正是各種人才競相展示的大舞台，他什麼都具備了，只是在僅僅一點上，然而正是最重要的一點上，他的人生走進一個拐點，這個「點」卻是一個原則，是秦儈和岳飛的分水嶺。順帶說一下，秦儈也是很有才的，所謂「宋體」字，據說就是他創出來的，後來的人們用其字而不以「秦體」稱之，也算是「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吧。

鄭孝胥的尷尬也在於此。清亡後他寄居上海十三年，雖由「帝師」而變為布衣，但崇拜他的造訪者、求字者絡繹不絕，甚至像康有為、吳昌碩那樣的前輩宿儒都來親登其門。1910年，鄭孝胥剛到上海，吳昌碩便來請他為自己書寫生壙志，作為投桃報李，吳昌碩也為鄭孝胥的藏書樓畫《海藏樓圖》，並為其治印三方。此後，二人交往甚濃。但當他委身日寇豢養的偽政權後，詩壇、書壇都恥於與之為伍，甚至舊時的鐵杆好友陳衍、昌廣生等，都與他斷然絕交。

同樣，鄭孝胥書法在社會上的熱度也與此相關。在他自己所認為的鬱郁不得志的滬上寄居十三年中，他的書藝達到頂峰，僅賣字一項，收入就不是別人可以望背的。他為1915年刊印的初版《詞源》所題書名兩字，收潤筆即為500兩白銀。他為交通銀行題寫的「交通銀行」四字，潤筆為四千兩銀子。他在為商務印書館題寫館名時，五個字，每字兩千兩，計一萬兩白銀，而當商務印書館要求落款註明「民國某某年」時，這位前清的衛道士怒火中燒，竟當場把寫好的字付之一炬。他是前清帝師，帝制是他心裡的結，自然容不得「民國」的字樣。

然而偽政權一朝覆滅，鄭孝胥罪名難贖，賣國比任何罪錯都令人噁心，鄭字風光不再，行情急轉直下。上世紀九十年代拍賣市場紅火以後，很多沉寂幾十年的書畫舊作紛紛浮出水面，價位不斷上升，然而，鄭孝胥的字比之同等藝術水平其他書法家作品的價位，明顯低了不少。以2002年同樣是對聯為例，康有為在廣州拍到28600元，于右任在上海拍到79200元，弘一法師在上海拍到300000元，李瑞清在北京拍到22000元，吳昌碩在北京拍到85800元，吳湖帆在北京拍到34100元，沙孟海在上海拍到28600元，而鄭孝胥在北京拍到19800元，是最低的。弘一法師4幀鏡心一共不足4平方尺，同年在上海拍到500000元，合每尺12、5萬元以上，更是鄭氏遠不可及的天價了！

畢竟不是鄭孝胥扯碎商務印書館題詞的時代了。

鄭孝胥有一部日記，起自光緒八年，止於民國二十七年，計五十六年，近年出版，一套五冊，是重要的近代史參考資料。這部書，算是鄭氏留在人間的特殊的有用之物。

部分文位元組選自：

趙潤田《亂世薰風——民國書法風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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