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平與不公平對決五：道光皇帝在《南京條約》前夜的心思

原標題：公平與不公平對決五：道光皇帝在《南京條約》前夜的心思

此外一切緊要事件必應籌者，均著責成該大臣等一一分晰妥議，不厭反覆詳明，務須永絕後患。該大臣既知善後難於措手，他國之不免生心，即應思前顧後，預為籌畫，於勉從下策之中力求弭患未然之計。償稍留罅隙，日後有所借口，以至別生枝節，辦理掣肘。（1842年9月初道光皇帝諭旨《鴉片戰爭檔案史料》之六）

此時，皇帝還不知道，《南京條約》實際於8月29日已簽字畫押。從下給欽差大臣愛新覺羅˙耆英的這道諭旨來看，道光皇帝此時已經隱約意識到，與英軍即使達成了停戰協議，爭端依然遠未結束。所以，道光皇帝一再叮囑耆英等，對一些要緊的事情，必須反覆斟酌分析，即使是城下之盟迫於壓力勉強為之，也應力求做到防範於未然。這可能是因為英軍步步遞進式的合約條件令皇帝對協議後的中英態勢，不太看好，定會有「別生枝節」。其實，英方的合約條件，自璞鼎查到任以來，一直沒有變化。道光皇帝之所以會認為日後會「別生枝節」「辦理掣肘」，都是因為前線大員瞞報、謊報軍情的結果。

1842年7月初，耆英為誘使皇帝轉「兜剿」為「和議」，編造假英軍布告上奏，「……因本國商船誤傷廣東商人三名，故清國不許通商，致經五載，為此我國命我求和，只因詐我不肯保奏朝廷，因我主發員叩闕殺盡奸徒……」。

「統馭寰瀛」的大皇帝此時見英軍只為求和通商，又「不肯保奏朝廷」，並沒有其他過分要求，「情詞尚屬恭順」。一直嚴令禁止與英軍有片紙往來和人員接觸的道光皇帝看後，心生慈悲情懷，即下旨耆英和兩江總督牛鑒等人，要求派員轉告英方，如能撤兵，定向大皇帝保奏。另外，為挽回大清顏面，又下旨耆英等「應守則守，應剿則剿，斷不可稍存畏葸……」。7月中旬，璞鼎查《致中國宰相書》的割地、賠錢和平等外交三項條件，經由其他渠道轉呈到了皇帝案前，這才另其想起前直隸總督博爾濟吉特˙琦善轉交的《致中國宰相書》，這才發現英軍的要求遠不止求和通商這麼簡單。對此，他在之前同意將香港「賞借」英方囤貨的基礎上，允許閩、浙亦可通商。

8月中旬，耆英就英方索要賠款2100萬元，索討香港作為碼頭的和談條件，上奏皇帝。道光皇帝因此對英方的要求有了更清晰的了解，對奏摺中提及的賠款和平行禮等均做了指示，唯獨就香港問題沒有提及，顯然已經默許了英方的要求。在這次給耆英的諭旨中，道光皇帝還特別提到三件事：粵、閩、浙、台灣等大清沿海8省地不準英船駛入；戰後各省抓緊修築海防工事；有不明合約已定而攻擊英船者，不能成為英軍開戰的口實。

在這道諭旨中，我們看到，道光皇帝顯然已經被打怕了。兩年的戰爭已經打到清廷財政枯竭，3000萬兩白銀的巨大開支並沒有傷及英軍絲毫，難怪他在諭旨中自問，為什麼英軍只有進沒有退？他們下一步還會有其他什麼動作？道光皇帝的焦慮與浙江巡撫劉韻珂在給耆英等的書信中，對南京條約提出的10項擔心，可謂君臣一致。對於這些擔心，道光皇帝會有什麼具體防範舉措？下文繼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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