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尚仁：科技與人文，勸和不勸離 | 文化縱橫

原標題：李尚仁：科技與人文，勸和不勸離 | 文化縱橫

? 李尚仁/ 台灣「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導讀］現代科學的發展有著深厚的宗教、哲學與文化方面的思想根源，早期的科學發展與西方人文主義的演進交互影響、聯繫緊密。但在隨後的歷史進程中，科學領域與人文領域卻漸行漸遠。本文指出，科技與人文的關係從「嵌入」到「分流」，其後果一方面表現為科技風險所引發的重大事故及其背後的社會、文化問題；一方面則表現在科學家、工程師等科技專家與一般民眾之間認知出現間隙和落差，從而產生了嚴重的信任危機，甚至會助長民粹主義政治的興起。因此人文學者需在幫助突破科技專家單向思考的盲點、協助民眾深入了解科技實際運作等方面發揮重要作用。

有關人文與科技這兩個不同領域要如何交流、溝通乃至合作，其實是知識界與文化界多年來經常討論的問題。然而，在回答這樣的問題該如何因應之前，或許應該先退一步反思，為何人文與科技的關係在今日會成為一個議題?重要原因之一是科學已經不再是少數學者在學院門牆後專研的深奧學問，而和社會各層面的關係日益複雜密切。雖然科學史的研究成果告訴我們，對自然知識的探索與追求從來就不是和社會隔絕的純心靈活動，但在二十世紀以來的現代世界，科學與技術的關係日趨緊密。由於晚近的科學和技術密切的關係，有些科學史與科技史學者以「技術科學」一詞來指稱二十世紀下半葉所發展出的新型態科學。

科技無遠弗屆的影響力與重要性，使得一般人在生活中不只時時接受其影響，有時也需要面對特定科技所帶來的社會後果、經濟代價與倫理抉擇，而必須在深思熟慮後採取立場。這點最常見諸前沿科學研究所引發的倫理爭議，如醫學的基因篩選是否是種優生學手段，會否帶來能力立足點不平等的倫理問題?人工智慧與機器人的結合是會帶來生產力大幅提升而普遍改善人類的生活水平，還是會取代人類勞力而造成更多失業與低薪? 配備人工智慧的軍用機器人是否會造成人類的滅亡?以至於連近年以製造電動車、無人車崛起的新創科技公司特斯拉的CEO馬斯克都大聲疾呼要加以管制，並擔心中、美、俄等計算機強國若在人工智慧領域進行軍事競賽，將會引發第三次世界大戰。這類對於未來發展的想像與憂慮或許帶有臆測乃至杞人憂天的成分，但是許多科技的發展與實際應用，早已帶來選擇上的難題。

能源輸出的高科技性使其長期受到關注

例如，電力系統應該以大型電廠為重還是以太陽能與風力這類的分散式再生能源為主?要不要使用核電廠?這牽涉到電力輸出系統的設計、供電穩定性、能源來源安全、電價、核災意外風險等各種議題。又如大型水壩的建設如何評估防洪、灌溉與發電的效益，如何和生態傷害與當地居民搬遷的代價衡量比較? 這些例子既是技術專業度很高的技術問題，也直接牽涉社會大多數人的福祉與國家發展方向，是現代社會必須面對的課題。大型科技建設如此，其實日常生活的科技又何嘗不是如此，例如網際網路與手機等科技，在不知不覺間就慢慢改變了人們的生活習慣與人際互動。科技影響波及所有人生活的各個層面，就算不是直接從事科研與工程的人也不例外，若對科技沒有基本的了解與知識，就難以思考與應對科技所帶來的，許多深刻涉及政治、經濟、倫理與社會的困難問題。此外，這些議題似乎不是純粹從科學知識與技術層面進行思考就能得到答案與解決方案，而需要跨學科的探討與分析。

▍科技與人文的對話：溝而不通？

面對科技在現代社會扮演的角色與帶來的各種議題，許多有識之士都同意科技與人文的交流合作十分重要，但對怎麼樣交流與如何合作、應該採用何種方式與內容，乃至目標為何、可以達到怎樣的成果，往往不是莫衷一是即是十分抽象空泛，許多所謂科技與人文的對話及交流往往停留在抽象的層次，卻沒能響應前述那類迫切而具體的課題。例如台灣常見促進「科技與人文對話」的做法，就是邀請知名科學家與知名文學家、藝術家乃至高僧、宗教領袖來進行對談，於是彼此「高」來「高」去、各言爾志，然而這類高峰對話往往如過眼煙雲般效果不彰，科技與人文之間仍需多多溝通。

也有不少論者常借用英國作家斯諾(C. P. Snow)著名的「兩種文化」(Two Cultures) ，衍伸指陳科技與人文是兩種不同的文化，彼此不熟悉與不了解，甚且這兩個領域的工作者有各自不同的關切、術語、追求目標乃至思考方式與價值觀，彷佛科學與人文是人類學意義下的兩種文化，一者理性一者感性、一者求真一者審美。於是解決辦法當然是要雙方接觸熟悉對方的語言與思考，找時間機會浸淫在異文化之中，就能增進雙方的了解、交流與溝通。先不說這種對「兩種文化」的理解是透過誤解來挪移斯諾的原始提法：斯諾提出兩種文化的說法，是在批評當時英國政界大員與高級文官都是人文學科出身（牛津大學的本科生占的比例尤其高），上流社會文化鄙夷工程等實用知識，政府也對科學研究不夠重視支持。然而，科技史學者艾傑頓(David Edgerton)的研究已經指出，斯諾的說法是對當時英國現況的誤導與扭曲，爬梳當時英國政府的人事、經費數據與政策，可以看出英國對當時的高端科技，尤其是軍事科技，非常熱衷與支持。斯諾的說法與其說是對社會文化現況的真實描述，毋寧是科學家、工程師與科技官僚爭取資源的宣傳。另一方面，在目前絕大多數的現代國家，就資源分配、受政府重視程度與影響力而言，理工領域早就遙遙領先人文領域。

參與科普活動已經成為民眾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有趣的是，雖然名為兩種交流，但在討論到這類議題時卻很單向，焦點往往是放在要如何增加包括人文學者在內的一般人對科學與科技的認識，而不是要如何增加科學家與工程師的人文素養與社會思考（雖然近年這種狀況開始出現一些良性的改變）。於是科學普及（popularization of science，常簡稱為科普）、科學傳播（communicationof science）以及大眾對科學的理解（popular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近年來成為受到重視的課題，一些歐美大學為此設立專門的系所培養專門人才，在較具規模的書店也可看到這些標題下的書架販賣相關書籍。科學普及會獲得重視並不令人意外，畢竟現代科學研究日益專門而高深，許多複雜的名詞、術語和概念或數學計算，沒有相關訓練背景的民眾即使有心，也很難掌握。如何將深奧的科學知識以淺顯的方式教育傳播給一般民眾，也就成為一個專門的學問。

即便有著這樣的努力，理想的科學知識普及狀態似乎仍舊是可望而不可即。造成這種狀況的原因之一，或許是現代科學與科技的多樣分化與數量龐大，使得即便是普及與簡化的版本，一般民眾也難以足夠掌握。其實所謂缺乏「科學知識」並不是人文學者或一般民眾才有的問題，我們也可以說，即使是科學家，其科學知識也是缺乏的。此話怎講？這是由於現代科學與科技高度的分化與專門化，因此不同學科、不同領域的科學家往往也並不了解對方所從事的研究。從事基因定序的遺傳學家很可能無法掌握研究量子力學的物理學者的最新成果，反之亦然，即使這兩者都被視為從事前沿的科學研究。在科學的大標籤下，內部各個次領域的彼此無知，可能比一般印象還要更加嚴重。例如，現在有些生物學系內部會分成生態學與分子生物學兩組，而即便在同一個生物學系內，兩組人馬對彼此的研究內容也無法很深入地了解。此外，一個國家科學研究的水平、科技的先進程度乃至投入研究資金金額，也不見得會反映一般民眾的科學知識程度。例如，美國是科技水平最頂尖的國家，每年投入科學研究的經費也領先各國，然而，這次美國大選卻選出一個懷疑全球暖化氣候變遷是否真的存在的總統，並帶領美國退出巴黎氣候協議。

顯然問題不僅在於科學知識的普及努力，也不是目前這種形式的人文與科學交流所能應對。回過頭來反思，一個主題會成為歷久不衰的討論對象，可能意味著這是個重要而不易解決的困難問題，但也可能意味著提出問題的方式有所偏差，或是用錯誤的方式來尋找答案與回答問題。因此本文以STS的角度從不同的問題意識和架構來響應上述議題。所謂STS是「科技與社會研究」（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ety Study）或「科學與技術研究」(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y)的英文縮寫。這是一門近三十餘年來興起的學科，更正確地說，是個跨學科的研究領域，吸收科學史、醫療史、科技史、知識社會學、人類學、科學哲學甚至文學研究等學科的概念與成果，對當代科學與技術相關議題進行探討。本文嘗試藉助近年來STS近年的相關研究成果，從科技風險、信任危機、專家與民眾（laypersons）等面向，來探討現代科技所引發的議題，以及人文社會科學就此可以發揮的正面功能。

▍風險、專家傲慢與信任危機

縱觀西方世界歷史進程，科學的地位從十九世紀起逐步提高，其威望在二次大戰後達到高峰。科學及其應用的現代科技帶給我們抗生素、噴射機、衛星與登月、計算機、農業的綠色革命等等，使西方世界沉浸於樂觀進步的氛圍中，科學的形象是正面的，許多人相信科學的進步不可限量且會帶給人類無窮的福祉。然而，從1970年代開始，歐美社會對現代科學與科技懷疑與不信任的聲音越來越高昂。這一部分歸因於時代的氛圍，1960年代以來的學生運動、婦女運動、青年次文化，對於各種權威抱持批判與不信任的態度，科學的權威也不例外。例如反對越戰的運動質疑科學研究與軍火工業之間的關係；婦女運動批評醫學知識對婦女身體的宰制與歧視；嬉皮等次文化運動嚮往回歸自然或是神秘主義的心靈追尋，多少對現代科技抱持排斥態度；某些新左派思想家則認為科技是資本主義宰制力量的一部分，帶來剝削與人性的異化。

除了社會價值觀的改變與社會運動的挑戰導致科技的價值遭到質疑之外，一系列科技造成的意外與災難，也導致科技正面形象受損。例如科技雖然帶來廉價的產品，卻也帶來環境污染。生物學家卡遜(Rachel Carson)1962年出版《寂靜的春天》揭露DDT殺蟲劑濫用所帶來的生態災難，是最著名的例子之一。在這一系列引發質疑的事件中，一九七九年美國賓州發生的三哩島核事故(Three Mile Island Accident)是個凸顯出現代科技風險的指標事件。過去專家信誓旦旦的核電廠安全性，此後開始受到大眾越來越多的質疑。

曾經參與美國三哩島核災事故調查、對核電安全問題有深刻研究的美國社會學學者培羅(CharlesPerrow)認為，現代龐大的科技系統如石油化學工廠、核能電廠等，環環緊密相扣的複雜技術系統，是高風險的系統。災難的發生，通常是兩個或兩個以上的意外，以出乎預期的方式產生交互作用，導致失控的後果。這些小意外、小故障往往相當瑣碎、平凡，但隱藏在正常的表象之下未被察覺。核能反應爐需要用大量的水來冷卻溫度——這是為何核電廠都設在海邊或河邊的原因。三哩島核電廠的意外源於冷卻系統的兩個水閥在維修時被人關上，維修結束後又忘記打開。事故發生時，有相當一段時間操作人員以為有冷卻水循環。禍不單行的是，該電廠用來顯示組件狀況的儀錶板燈號恰巧也出了問題。當時電廠有兩個重要機件失靈，儀錶板卻顯示正常，原因可能是該訊號燈的開關故障。此儀錶板是新增的安全裝置，目的是幫助操作人員迅速辨認出故障機件，故障之下卻誤導了電廠人員。結果反應爐運轉時一直沒有冷卻水而導致爐心熔毀。

培羅分析三哩島核災後指出，這類災難發生後的檢討，通常把批評焦點指向操作人員的疏失；其次，是機械故障。然而，意外通常不單純是人員疏失或機械故障所造成，而是人與機械一連串互動的結果。培羅認為大型複雜的技術系統在組織上面臨矛盾：要避免意外發生，因此必須設計環環相扣、嚴格的標準步驟，且組織上要中央集權以便嚴格管控操作人員。然而，當意外發生時，操作人員往往需要彈性做法來處理無法預期的狀況。一個組織是不可能同時集中化又分散化。兩者之間的矛盾讓系統本身具有高度的風險。系統越複雜，就越容易出差錯，而且有時用來預防意外的裝置或做法(如三哩島核電廠的燈號儀錶板)，會和系統中的其他組件發生預期之外的互動，進而導致意外發生。

其實這樣的科技系統風險並不僅限於核電廠，也會出現在各種大型的複雜科技措施。今年八月十五日台灣發生全島大停電，原因是位於台灣北部的大潭天然氣發電廠發生跳電，六部機組全部停機，導致供電量瞬間下降使得全島電網瞬間提電。事後追查將跳電原因歸因於天然氣供氣氣閥更換零件時，維修人員沒有按照標準作業流程將計算機模式改為手動模式，以致控制系統偵測到異常而關閉。電廠控制系統在偵測到異常而讓發電機組停機，是一種安全措施；電網在快速降載下跳電，也是如此。結果是兩名維修工程師貪圖方便而犯下的錯誤，在複雜系統中效果層層放大，導致全島的大停電。

從上述例子可以看出，大型電廠這類龐大的科技物，讓發生錯誤的環節增加，而環環相扣的科技系統，則又可能讓細微的錯誤一層層放大，釀成重大事故乃至災難；另一方面，科技系統的安全不是個別組件安全度的數字計算總和而已，而有賴於人與機器的複雜互動，因此技術人員的組織、法規、管理文化、人員的訓練與待遇，乃至節省成本的營利動機等諸多因素，都會影響到特定科技產物所帶來的風險。

▍專家的信任危機與民粹政治的興起

當科技專家信誓旦旦保證安全無虞的科技物出現令人不安的風險，甚至釀成事故災難，那麼民眾對於專家乃至對科學與技術的信任自然會大打折扣。這種狀況近年來最著名的案例之一，就是英國發生的瘋牛病(BSE，bovine spongiform encephalopathy)。當時英國開始有牛隻出現走路不穩、攻擊性強、行為怪異的神經癥狀，直致昏迷、死亡。檢查發現牛隻大腦呈現海棉體狀的病變。事件發生後，英國農業部的科學家對外宣稱瘋牛病不會由牛隻傳染到人身上，英國的衛生部長為了取信民眾，還在電視新聞當著攝影機拿著牛肉漢堡喂自己女兒吃，可惜小女孩並不領情，一直抗拒不肯配合政令宣傳。事後證實瘋牛病會經由食用牛肉(尤其是含有神經組織的部位)傳染到人身上，約有一百五十名英國人由於英國政府的錯誤評估受害。這是個導致英國民眾對科技專家的信任度大為降低的重要事件，除了對其專業知識能力的敬重大打折扣之外，也懷疑官方為了保護畜牧業龐大的利益，而輕忽甚至犧牲民眾的安全。

科技與社會研究學者布萊安˙溫恩(Bryan Wynne)認為，科技專家對自身專業知識局限的缺乏自覺、面對一般民眾時過度自信乃至傲慢，是造成科學與技術信任危機的重要因素。更糟糕的是，英國政府假科學之名獨尊特定專業領域，縮限政策辯論與決策考慮的範圍，對民眾基於不同考慮而來的其他正當顧慮，都以「他們對專業無知」的理由加以排除。結果導致科技政策的民主決策程序，淪為以理性為名義的「威權政治儀式」。

特朗普上台後宣布美國退出《巴黎氣候協定》，引起軒然大波

除了專家的傲慢與自大之外，對科學家的信任危機也來自於當代科學科技與各種政治經濟力量的微妙關係。有時不免就出現部分研究者為了個人不正當的利益，而出賣學術的誠正，這影響的不只是研究者個人的名譽，也會損及科學的聲望與民眾對整個科學社群的信任。美國科學史學者歐蕾斯柯斯(Naomi Oreskes)和康威(Erik M. Conway)的研究就指出，美國有一批冷戰時期崛起的右翼科學家和保守派的基金、智庫乃至企業財團合作，除了支持發展核武與軍備競賽之外，也刻意從事與支持損害環境的科學研究，對香煙致癌、殺蟲劑環境危害、酸雨以及氣候暖化等可能威脅到大企業商業利益的科學發現，提出各種質疑。這些科學家及其支持的研究與發表的意見，並非原創的科學發現與成果，而是專門製造各種懷疑，用以阻撓保護健康與環境的立法與政策。康威與歐蕾斯柯斯稱這樣的科學家為「販賣懷疑的商人」(merchants of doubt)。 這類刻意混淆視聽的科學家與科技專家，也是導致科技信任危機的重要原因。

對於科技與專家的信任危機還有兩點特別值得注意。首先，這種不信任並不僅限於狹義的科學與技術，還延伸到其他的知識領域與專家；其次，這種對於專業知識與專家的不信任，近年在歐美與政治上的民粹主義合流，形成一股巨大的反挫力量，對國家治理乃至國際的合作與規範都造成重大的衝擊。

有一則軼事頗能點出這種對專家的懷疑及其後果。二十一世紀初歐美髮生了嚴重的金融危機，嚴重影響了全球經濟。英國女王在2008年出席倫敦政經學院新的學院建築落成典禮，正值危機的高峰，儀式空檔女王向在座的經濟學者詢問：為何沒有人注意到金融危機即將發生，甚至感嘆「這真是糟糕」、「如此重大之事，居然所有人都錯失掉」！女王的問題顯然不是針對金融危機的發生追究責任。不過女王的不解乃至隱約表達出的失望與不滿之情，卻也表達出許多一般民眾的心聲，許多報導都認為女王問對問題了，不少媒體評論還藉題發揮大作文章，討論經濟學這門學科目前的問題與困境。

經濟學常被視為是社會科學當中最接近自然科學的學科，也是唯一可以獲得諾貝爾獎鼓勵的社會科學。尤其是近年來經濟學經常使用精細的計量方法與複雜的數學模型來描述、解釋乃至預測經濟現象，帶給這門學科近似自然科學的外貌。然而，這場突如其來的金融風暴戳破了經濟學這種精確穩固的表象。經濟學專家未能預測到危機的發生進而防範未然，讓人懷疑這門學科在知識上的有效性，甚至不少批評者還認為，主流經濟學理論、尤其是多年來為各國政府經濟政策獻策的財經專家，也要為這場危機負部分責任。

歐美各國民眾近年這種對於專家和精英的不信任，充分反映在英國舉行脫歐公投前後政治人物的言論和民眾的投票行為中。英國在2016年6月23日舉行是否脫離歐盟的公民投票，投票前法律、政治與經濟等各領域的專家學者，大多數都表示英國若脫離歐盟將會帶來許多不利的後果，包括複雜的法律修改與政治協商，也會影響國防與治安的合作。其中，經濟學者尤其強調由於英國經濟和歐盟的長期整合，脫離歐盟單一市場將會對英國造成重大的損失。支持留歐的政治人物在投票前的宣傳活動也大量引用這些看法，希望能嚇退民眾不要輕舉妄動支持脫歐。主張脫歐的保守黨國會議員同時也是執政黨內閣閣員的麥可?葛夫(Michael Gove)在響應經濟學家這些質疑時公開表示：「這個國家（英國）的人民已經受夠專家了!」他的這席話，被當做表達出當時英國社會對精英專家的不信任與不滿。投票結果也跌破媒體觀察家的眼鏡，多數英國民眾不顧專家的警告而支持脫歐。英國脫歐不是近年這種懷疑專家建議的民粹主義孤例，美國總統特朗普當選的過程以及就任總統以來一系列的作為，包括任用否認全球氣候暖化的環境部長，退出巴黎氣候公約等，更凸顯出對專家與科學知識的信任危機。

▍專家、民眾與人文學者：重建信任

當科技引發的風險可能引起嚴重的事故與巨大的災難，而其原因並不僅限於自然知識與科技能力的不足，還牽涉到社會與文化因素；當科學家、工程師等科技專家與一般民眾的相互理解與溝通出了問題，導致嚴重的信任危機，甚至助長民粹主義政治的興起而危及部分國家的政局穩定乃至國際局勢。面對這樣的難題，人文學與社會科學可以有怎樣的貢獻？

從STS研究這方面的研究成果可以看到，人文與社會科學背景的學者若能克服對於自然科學、醫療與科技專業門牆的排斥與恐懼，如同人類學者進入異文化社會進行田野研究，或是像歷史學者探究迥然不同的古代文化般，投入理解科學家與工程師實際的工作、創造知識的過程以及他們與社會的互動，便有機會以人文學與社會科學的視角與分析工具得出有用的創見，尤其可以幫助突破科技專家單面向思考的盲點。

另一方面，對科學與技術進行人文與社會研究的學者，也可以協助民眾對科學與技術的實際運作狀況有更深入的了解。這並不是說人文學者要投身科普寫作，事實上，正如哈利?柯林斯(Harry Collins)與崔佛?平區(Trevor Pinch)這兩位STS學者所指出，當代科普寫作往往過度強調科學的準確與能力，將複雜而具有高度不確定性的科學研究過程與科技使用狀況加以簡化。他們指出越貼近科學與技術內部進行觀察與研究，就越會注意到其不確定性與複雜性，越是遠離實作現場的科普寫作，越會將科學與技術描繪成確定而神奇的模樣。柯林斯與平區將此一現象形容為「距離帶來迷魅」(distance lends enchantment)。研究科學與技術的人文與社會科學學者的任務，必須呈現科學與技術的複雜性與不確定性，進而促進一般人對於科技及其風險的理解與評估。

對科學與技術進行人文與社會研究的學者，可以協助民眾對科學與技術的實際運作狀況有更深入的了解

溫恩對於前蘇聯切爾諾貝利（Cherbonyl）核事故放射性塵埃在英國引發的羊肉風險爭議，就是這類研究的代表作。當切爾諾貝利核電廠發生爐心熔毀與爆炸的核能意外事故之後，帶有放射線物質的雲層隨著氣流飄到英國上空，隨著大雨降落到英格蘭北部的坎布里亞(Cumbria)地區，沾附於牧草進而污染所生產的羊肉。英國政府派出研究核污染的科學家到當地進行調查，並對牧羊人提出應對的建議。然而，由於這些科學家對當地環境地形與羊只習性並不理解，加上他們原本有關放線性物質污染植物與牲口的推測是以平地環境作為模型，和坎布里亞的丘陵地形土壤構成並不相符。相較之下，當地牧羊人因為熟悉環境與羊只習性，在科學家進行測量的過程中，就看出對方犯了許多錯誤。然而，政府科學家卻把牧羊人當成門外漢，對他們的意見嗤之以鼻。結果是政府科學家做出錯誤的估算和推論，對當地牧羊人提出許多不切實際的建議與要求，牧羊人則失去對政府與專家的尊敬與信任。溫恩的研究明確指出，科技專家唯有尊重理解當地民眾的知識，才能做出好的研究，並且贏得民眾的信任。這類研究對於處理科技研究與政策如何更好的評估風險以及與民眾溝通具有很大的參考意義。

柯林斯將科技專家區分為兩類，一是「貢獻型專家」(contributory experts) ， 一是「互動型專家」(interactional experts)，前者是實際進行科學研究或科技工作的人，可以對科學知識或技術研發做出實質貢獻的專家；後者雖然沒有直接從事科研實務，但對科學知識的內容有相當深入的了解，也和科技活動有相當密切的互動，例如大型研發計劃的項目管理人員、科技官僚，乃至進入實驗室追著研究計划進行田野觀察的人類學家、社會學家等人文社會學者，或是進行深度調查報導的科技記者等。互動型專家雖然不能直接創造新的科學知識或是研發新的技術，卻能了解科學家與工程師所從事的實務，而他們的背景與專業也使得他們能夠覺察到科技與社會之間的互動方式，乃至民眾對科技的了解或誤解，科技風險的溝通或政策制定的考慮等等。受過人文學科或社會科學訓練的人，若是關心科技與社會的關係以及現代科技所帶來的種種重大議題與挑戰，他日成為互動型專家會是一種思考並建立科技與人文關係的好方向；而就像成為任何一種專家一樣，這也需要長期的訓練與投入才能達成。

本文刊於《文化縱橫》2017年10月號，原題為「技術科學的風險與倫理重建——以STS為分析視角」。篇幅所限，注釋略。圖片來源於網路，歡迎個人分享，媒體轉載請聯繫本公眾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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