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曆首輔的改革,為何成了大明王朝最後的掙扎?
原標題:萬曆首輔的改革,為何成了大明王朝最後的掙扎?
張居正,嘉靖二十六年進士,萬曆初年(1573年)成為內閣首輔,是一個可以與唐代楊炎、宋代王安石相提並論的人物。
與揚炎、王安石一樣,張居正也以擅長理財著稱:隆慶年間(1568—1573),帝國太倉幾乎年年虧空二、三百萬兩白銀之巨;萬曆十年,張居正死的時候.帝國太倉存銀己高達四百萬兩,糧食可供此後數年之用。
《國榷》將當時的情況譽為「海內肅清、四夷懾服」。此前、此後大明帝國都從未有過如此強盛的國勢。
如此成績,張居正身後的評價同樣毀譽參半,有人將他稱為「宰相之傑」、「曠古之奇」、「救時宰相」,也有人說他「專權搜證」、「自作威福」、「苛察」、「擾民」。自張居正去世,這場爭論已經延續了四百多年,世事輪迴,直至今日仍然「迄無定評」。
張居正,究竟是一個什麼樣的人物呢?
張居正(1525-1582)
相信大多數人知道王安石都是從「王安石變法」這個名詞開始,然而,歷代史家極少有人以「張居正變法」來描述張居正,張居正雖然做了和王安石一樣的事情,卻從未標榜自己要「變法」,他所做的一切那是「悉遵成憲」。
王安石打出口號是「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看似痛快淋漓,其實不過是花哨的武術套路,近身實戰根本抵不過兇悍的直拳、勾拳。奸臣當道、山河殘破,說穿了是有人拿了不該拿的錢、利用手中的權力分走了太多利益。地攤討價還價尚能爭得面紅耳赤,變法者要重新分配天下之財,又是一場多大的鬥爭?
國事唯艱,舊制度—定有不合理的地方,卻一定也有很多合理的地方——那是無數前人心血的結晶,制度制定者和執行者都是絕頂聰明的人,所以這些制度才能歷經百年不變。
在習以為常的舊制度中,突然跑出一個自以為聰明的人,打了這個飯碗、扒了那個官衣,脾氣好的寫封信勸一勸(比如司馬光),脾氣不好的沒準抄傢伙就奔你家去了(比如蘇轍)。
張居正曾這樣評價「變法」二字:今上繼承了祖宗的皇位、臣民、江山與輿圖,變法、變法,今日豈無法、祖宗之法豈惡法?治新者仍舊是原來的那些人,新法不過是幾個新名目,焉能指望舊人依新法?所謂變法,不過是一群宵小自作主張,試圖打破現行利益分配框架另謀利益!
所以,法絕不可輕變!
挽狂瀾於既倒、扶大廈於將傾,最需要的不是變法,而是變人、變心,尤其要變官(惟在於核吏治)!只要「悉遵成憲」就能管住這些不可—世的封建官僚。不變祖宗之法,就收拾不下你們了嗎?
第一個辦法就是要管住當官的,讓他們知道自己的職責,即,考成法!
「考成法」說白了就是業務考核,今天的金融業員工深受其累,銀行有存款任務、券商有經紀任務、保險有保單任務,年底算賬沒完成任務,您就得「聽狗叫、看豬臉、任務加重工資減」!
大明帝國當官原本也沒那麼容易,州道府縣都有稅收指標,朱元璋時代如果完不成任務就會被一刀咔嚓掉——完不成任務就是貪污了!後來皇帝懈怠政務,封建官僚也就失去了制約,隨著土地兼并愈演愈烈,當官的不敢向官家豪強收稅,考核也就成了一紙空文。
在張居正看來,這樣下去是不行的。為政之初他就宣布:治事並不在那些毫無用處的一紙空文,而難在法之必行、言之必效,如果從來不去考核、不去總結教訓、不去追究責任,人人就會都懷著苟且之念,縱使堯舜為君、禹皋為佐,也難有回天之力!所以,要「月有考,歲有稽」,一月一小考、一年—大考!
六部及州道府縣都要設立三本賬簿,把每個月該辦的事情都寫在上面,自己留—本、監察機構—本、張居正一本。到時候對賬,不把活幹完,一把手降職!
為了明確考核指標,張居正的第二條辦法是丈量土地,核查財產,向富人徵稅。
帝國太倉年年虧空,完全是因為有錢人通過各種名目掠奪小民土地(曰飛訪、曰影射、曰養號、曰掛虛、曰過都、曰受獻……),掠奪土地又隱瞞土地。洪武二十一年天下尚有土團八百五十萬七干六百二十三頃,正德年間朝廷可以徵稅的土地已經不足四百萬頃了,隆慶年間這種情況愈演愈烈,無一畝田者居然要負擔七八十畝土地的稅收,富者種無糧之地,貧者輸無地之糧!
如果豪富之家膏腴之地跨連郡邑,編戶末民無衣無食卻要負擔絕大部分田賦,人們焉能不逃亡山林又轉為盜賊?
「向富人徵稅」只是遏制土地兼并的手段之—,也並非張居正首創。大唐帝國的楊炎曾經推行「兩稅法」,試圖「唯以資產為宗」向富人徵稅,然而,大土地所有者本身就是封建官僚,又怎麼可能依靠這些人自己剝奪自己的財富?楊炎的改革根本就不具備最基本的社會條件,最終楊炎本人也被唐德宗賜死。
跟楊炎相比,張居正還是有底氣的,張居正有楊炎等人不可能具備的一個特徵:楊炎只是宰相,張居正卻擁有絕對權力。
皇帝是中國古代理論上的最高統治者,也只停留在理論上,事實上經常有人不把皇帝當幹部。在張居正眼中,皇帝就是一個傀儡,有一次張居正讓萬曆皇帝讀(《論語》,這個十歲的兒童把「色勃如也」讀成「色背如也」,結果,張居正怒吼一聲:這個字應該讀「勃」!萬曆皇帝居然嚇得抖如篩糠,估計就如同當年班主任讓我請家長一樣。於萬曆皇帝而言,張居正基本類似於狼外婆之類的狠角色,李太后在教育萬曆皇帝的時候就經常把張居正掛在嘴邊:使張先生聞,奈何?
按照張居正自己的說法,吾非相,乃攝也!這句話的意思擺在當時其實足以殺頭了,張居正先生早就看不上宰相這個頭銜了(雖然他實際上連宰相都不是),而是要當攝政——真正的皇帝!
攝政至高無上的位置賦予了張居正絕對權力,所以,他才能清丈土地並剿滅一切反對者!萬曆五年,大明帝國開始重新丈量土地、清查戶口,無論封疆大吏、勛臣貴戚還是皇室王爺,必須交出匿藏的土地;否則,你再牛,總牛不過張攝政,無論官至幾品都要把你發去戍邊!萬曆九年,帝國在冊土地擴大到七百多萬頃,達到了劉瑾整理軍屯以來的最高水平。
萬曆九年,做完以上兩項,張居正使出絕招——「一條鞭法」!
明太祖朱元璋以漢文帝自標,規定帝國田賦不得超過三十分之—。三十稅—的稅率確實不高,實際操作中就完全不是那麼回事了。
在白銀沒有成為貨幣的時代,大明帝國田賦直接收實物,簡單點說就是種什麼收什麼,種蔬菜就繳蔬菜、種桑樹就繳蠶絲、種糧食就繳糧食。您把蔬菜運來了,先在門口等兩天吧,壞了,再去拉一車來,稅率立馬上升兩倍;您把糧食運來了,太濕,按三折算、再去拉兩車來,稅率立馬上升三倍;您把蠶絲運來了,陳絲,按一折算、再去拉九車來,稅率立馬上升十倍……
實物稅賦具體按幾折算、稅率上升幾倍,完全要看苦巴巴的小農向胥吏孝敬多少!看起來沒有問題的三十稅一,實際執行下來,無數百姓就這麼妻離子散、家破人亡。
田賦好歹是有標準的,徭役就一點譜都沒有了,帝國每年都要治水、修路、運漕糧……男子十六歲以上就要為國家服役,不到六十不能休息,一般情況下每年一個月。徭役有很多種,有的只是在當地搬磚鋤泥修城牆、有的卻是長途運輸、有的是讓你去前線送死……同樣的活兒放在不同時候結果也截然不同,比如,農閑時節沒人找你,專撿農忙的時候讓你去修路……不能及時播種或收穫,咱這一年的日子還過不過了?
稅制越複雜,封建官僚上下其手的機會就越多。為了根除這些弊病,自嘉靖年間就有很多名臣試圖把稅制化繁為簡,根除胥吏撈錢的機會,比如,著名的清官海瑞在任淳安縣令時曾經試驗,無論正稅、賦役一律折價為白銀,可惜,這一改革觸動當地強豪的利益,海瑞很快被按上了「魚肉縉紳、沽名亂政」的罪名並被罷官。
海瑞的法子其實是一個好辦法,萬曆九年,在全國土地丈量基本完成的情況下(也有人認為根本沒有完成),張居正推出了「一條鞭法」。
「一條鞭法」又名「一條邊法」,即把所有的稅收合併到一邊,簡單點說就一句話:把所有的田賦、徭役都改為白銀,具體而言又可分為三個單詞:「賦役合併」、「官為簽募」、「田賦征銀」。
——所謂「賦役合併」,就是將各種名目的徭役併入正稅,不再徵發居民為帝國無償幹活。
——所謂「官為簽募」,就是不再按人頭計算徭役,誰家土地多、誰家就要服更多徭役。什麼?不願意服役、沒有時間?您不來也行,交錢,收到銀子後官府會僱人替你服役!
——所謂「田賦征銀」就更簡單,除部分軍需項目外,田賦一律折銀交納,不再繳納實物。
明人徐希明曾這樣評價一條鞭法:這種方法相對公平,便於小民而不便於官府貪墨,便於貧人而不便於豪富之家,便於鄉民而不便於造弊之胥吏。
「一條鞭法」的原意肯定是增加朝廷收入、減少胥吏盤剝,實際上,「一條鞭法」對歷史的最大作用卻在於影響了貨幣運行,這恐怕也是張居正自己沒有想到的。
在經濟自然演進中建立一種貨幣制度需要很長時間,比如,銅材從進入流通到出現統一的貨幣標準(五銖錢)耗去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千年,西歐貨幣從白銀轉化為黃金也用了將近千年的時間。但是,如果以國家信譽為貨幣背書,這種貨幣很快就會成為人們通用的交換媒介,畢竟國家信用是這個世界上最強大的信用,比如,官交子從出現到為大眾接受只用了不足百年時間——那可是毫無使用價值的一張廢紙。
在張居正的「一條鞭法」中,所有帝國稅賦都必須以白銀完成,這等於說:不但帝國承認白銀是法定貨幣,同時也以帝國的力量鼓勵乃至強迫人們在交易中使用白銀——你可以不用白銀,賺不到白銀如何繳稅?
最後我們來說一下張居正的結局。張居正推動「一條鞭法」,拿走強勢分利集團千辛萬苦聚斂來的土地。在權力巔峰的時候,數十年宦海沉浮的洞察力就告訴張居正,他極有可能不得善終。在一封與地方督撫的信箋中他這樣說:世事變遷,他日高台可平、詔令可毀,我怕是連一寸葬身之地尚不可得,只不過國事維艱,就讓我做霍光、宇文護吧!
很不幸,一語成讖。
張居正之所以能超越楊炎、王安石,最重要的原因是他自己的那句話「吾非相,乃攝也」。不幸的是,張攝政和萬曆皇帝存在於同一時空之中,總有一天那個十歲的孩童也會長大,那時候的皇帝便不會允許張攝政存在。
萬曆十年六月二十日,張居正去世。張居正死後九個月,萬曆皇帝宣布張居正犯有謀反、叛逆、奸黨三大罪,甚至險些將他剖棺戮屍。自此,大明帝國失去了最後一位有能力總攬全局的人物,帝國則再次陷入一片混亂。
三十六年前,一位意氣風發的少年進士走入了帝國的心臟;三十六年中,夏言、嚴嵩、徐階、高拱一任又一任首輔在他身邊倒下;三十六年後,少年已逝,上柱國、張文忠公回到了故鄉,江陵山水應無恙吧!
六十年後,張居正的兒子張允修已年逾八十高齡,張獻忠逼迫他出山做官,張允修懸樑自盡,張氏家族血脈伴著大明帝國一同消失在歷史長廊之中。
大明帝國,再無張居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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