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鮮戰爭】陳兼：六十年後再思考——朝鮮戰爭的起源與歷史影響

文史 12-14

原標題：【朝鮮戰爭】陳兼：六十年後再思考——朝鮮戰爭的起源與歷史影響

陳兼：六十年後再思考——朝鮮戰爭的起源與歷史影響

作者簡介：陳兼，國際關係學家，歷史學家。現任美國康奈爾大學中美關係史研究講座教授、中國與亞太研究項目主任。

來源: 《文史參考》2010年12期

朝鮮戰爭作為「冷戰」時期的第一場大規模「熱戰」，並沒有使朝鮮半島的政治版圖同戰前相比發生大的變化，卻對包括中國和美國在內的參戰各方發生了重大影響，並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冷戰的走向。

冷戰是意識形態的交鋒，也是制度優劣的競爭

朝鮮戰爭的起源首先是朝鮮半島上共產黨革命力量同右派保守力量之間尖銳衝撞的結果，也同冷戰在全球範圍內興起的大背景緊密聯繫在一起。

人們一般認為，冷戰是美蘇兩個超級大國及其集團之間的全球性政治、軍事及戰略對抗。但實際上，自冷戰拉開幃幕後，便帶有意識形態和制度交鋒的強烈色彩。它所涉及的，並不是對立雙方在一般意義上圍繞著國際權利分配而展開的爭奪，而是雙方關於各自製度孰優孰劣的競爭。雙方向對方所提出的挑戰，以及因對方挑戰而產生的受威脅感和不安全感，所涉及的是各自製度是否有著存在的合法性這樣的根本性問題。

在這方面，1949年中國革命勝利的影響極為巨大。中國這個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在二戰結束後僅僅四年後便選擇了共產主義道路，在全世界共產黨人和共產黨同情者中催生了一種「歷史在我們一邊」的深刻信念。而二戰又是以1929年世界經濟危機為背景而爆發的，在資本主義發展史上，這是西方國家人民對於資本主義是否是走向現代性的唯一或主流性途徑發生懷疑的時期。當時，美國人居然能夠讓像麥卡錫主義這樣的政治歇斯底里滲入到自己的政治生活和媒體中來，其深層次原因便是對於美國是否還代表著歷史前進方向的恐懼和動搖。

在上述背景下，一方面，朝鮮想要以中國革命為榜樣，通過革命戰爭統一整個半島。從1949年下半年起，金日成便一再向斯大林提出這個問題，尋求莫斯科的支持。另一方面，美國國內出現了「失去中國論」，根據這種論調，美國之所以讓中國失落到共產黨人手裡，是因為杜魯門政府沒有向蔣介石政府提供足夠的支持。自1950年初起，美國戰略已經朝著「在世界任何地區遏制共產黨勢力擴張」的方向演變，隨之而來的，是美國歷史上和平時期最大規模的重整軍備。

從後來的歷史發展來看，朝鮮戰爭之所以發生並演變為中美之間的直接對抗，是同參戰雙方的一些關鍵性「誤判」分不開的。在金日成提出通過革命戰爭統一全國的想法之初，斯大林的反應是謹慎的，並沒有表示支持。但在1950年初美國決策者公開將朝鮮和台灣排除在美國西太平洋防禦圈之外後，斯大林的態度發生了變化，開始支持金日成的計劃。當時，莫斯科、平壤和北京對美國在朝鮮進行干預的可能性都估計不足。例如，毛澤東在1950年5月會見金日成時便表示，「對於美國人，不要怕他們。美國人不會為了（朝鮮）這樣一塊小地盤就發動第三次世界大戰。」美國在朝鮮內戰爆發後迅速對朝鮮及台灣進行干預，顯然超出了莫斯科、平壤和北京的預料。

後來，在「聯合國軍」不斷向中朝邊境逼近時，儘管中方一再提出警告，而美國也獲得了中國軍隊早已在鴨綠江邊集結的大量情報，但美國決策者首先是不相信中國會出兵，並認為就算中國出兵的話，只要蘇聯不正式捲入，對美國也不是什麼大問題。從根子上來看，美國人認定了中國是一個弱國，因而根本沒有資格同美國較量。

毛澤東出兵，實際是為了國內的群眾動員和社會改造

但是，中國出兵了。為什麼？

中外學者一般均強調，毛澤東和中共領導層是在美軍逼近鴨綠江、直接威脅到中國邊境安全等「核心國家安全利益」的情況下，才被迫作出了入朝參戰的決定的。這樣的解釋並非不對，但它很不全面。從過去二十年間解密的中俄檔案資料來看，朝鮮戰爭發生後，中國共產黨領導層在不到兩周內便與蘇聯方面磋商後作出了建立東北邊防軍的決定，隨後26萬精兵強將在短短三個星期內集結到了中朝邊界。8月5日和8月18日，毛澤東兩次規定了邊防軍完成入朝參戰準備的期限。當時，朝鮮戰爭打到了洛東江邊，南朝鮮95％的土地已經被朝鮮人民軍所佔領，中國的邊境安全並沒有受到威脅。在一系列的政治局會議和國防會議上，毛澤東、周恩來等領導人在講到為什麼要做入朝參戰的準備時，都強調了兩點：其一，朝鮮戰爭可能複雜化；其二，朝鮮戰爭涉及到東方革命的問題，以及在中國革命的情況下，不能讓國內資產階級猖獗。在中共領導人中，毛澤東在入朝參戰的問題上態度最堅決，也最一以貫之。儘管形勢不斷變化，但毛澤東對出兵問題的基本判斷和決心從來沒有動搖過。

這裡的大背景是，毛澤東和中共所創立的「新中國」是一個「革命國家」。它不僅不受到現存國際秩序及其規範的束縛，而且還決心向現存國際體系和體制提出全面挑戰，以顛覆現存國際秩序作為自身國家政策的根本目標。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際，毛澤東宣布，「中國人從此站起來了」。從本質上看，這是一個關於中國革命及其創建的「新中國」的合法性聲明。從更深的層次來看，毛澤東之所以作出入朝參戰的決定，除了保衛中國東北邊境安全的考慮外，他的主要關注點在於如何應對新中國立國之初便面臨著的「合法性挑戰」；他的主要思路則集中在如何通過高舉革命民族主義和國際主義的旗幟，將朝鮮危機所帶來的挑戰和威脅，轉變為中共在國內實行最廣泛群眾動員的動力，從根本上加強中國人民對於新政權及其宏大的政治和社會改造計劃的內在認同和支持。

從中美關係的角度來看，對於毛澤東來說，中國必須參戰並不僅僅是因為美國對新中國的敵視，更是由於美國對新中國的輕視。在這一參戰決策邏輯的背後，則有著毛澤東對於中國人獨特的「受害者心理」（這種心理產生於對於民族輝煌歷史的集體記憶與民族在近代的屈辱經歷之間的強烈反差）的解讀。毛澤東和中共領導層希望，用中國在朝鮮戰場上戰勝美國這個世界頭號帝國主義強國的事實來證明，中國人民是真正「從此站起來了」，並使之轉變為毛澤東「革命後的革命」在國內進一步推進的「內在動力」。所有這一切，恰恰是杜魯門總統和麥克阿瑟將軍這一代的美國決策者完全不理解的。

36萬中國士兵在朝鮮戰場傷亡的巨大代價

中國入朝參戰所付出的代價是巨大的。36萬中國士兵在朝鮮戰場上傷亡，其中16萬人死亡，包括毛澤東唯一倖存且健康的兒子。1950年11月25日發生在志願軍司令部毛岸英犧牲的那一幕恐怕改變了中國歷史——如果與華國鋒同齡的毛岸英還活著的話，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歷史走向是否可能會不一樣？每一個從朝鮮戰場上歷經艱險，活著回來的人都是不容易的。

台灣局勢的發展由於朝鮮戰爭以及中國入朝參戰而極度複雜化，並形成了海峽兩岸之間分治對抗的局面將長期延續下去的環境和條件。中蘇同盟關係得到加強的同時，新中國對於蘇聯在經濟上以及其他方面的依賴（至少從短時段來看）大大加強了。新中國作為一個「革命國家」，愈加被排除在國際事務之外（包括聯合國之外）。中美之間的全面對抗進一步升級，並一直持續到上世紀七十年代初。面對新中國在國際安全環境方面所面臨的巨大壓力，毛澤東和中共領導層在中國各種資源的配置中，將國防和軍備放到空前重要的位置，並使得以高度集中為主要標誌的統制性計劃經濟模式成為唯一有可能實行的模式。正是在這裡，我們可以找到整個毛澤東時代的中國經濟成為「短缺型經濟「的一個重要的歷史和邏輯起始點。

抗美援朝帶給中共的諸多收穫

然而，從毛澤東和中共領導人的角度看，這場戰爭極為值得。在國內，中國入朝參戰同聲勢浩大的抗美援朝運動結合在一起，促髮帶動了全國範圍內的一系列政治與社會革命，包括鎮反、土地改革、三反及五反、思想改造在內的各種運動席捲了中國的廣大城鄉。中國共產黨的政策、組織和聲望也伴隨著這一切的推進而開始滲入中國社會的每一個細胞。當朝鮮戰爭於1953年7月結束時，中國的政治與社會面貌已開始發生深刻變化：對於新生政權的大規模反革命抵抗活動已被粉碎；隨著土地重新被分配，構成舊中國農村社會權利基礎的地主鄉紳階級已被消滅；大批被認為喪失了革命意志的黨的幹部已受到了再教育；民族資產階級已被置於社會主義國家更為嚴密的控制之下；知識分子則受到了革命後的首次思想改造。中共因而有效地加強了自己對於中國社會的組織控制，並極大地深化了自身在中國人民心目中內在的權威地位。朝鮮戰爭還在很大程度上確定了毛澤東在黨內一言九鼎的地位。

朝鮮戰爭是中國在近代歷史上第一次憑藉一己之力，去對抗以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美國——為首、包括世界上主要的工業化國家的國際帝國主義國家聯盟。中國與之至少打了個平手。這對於中國人民以及國際勢力對中國地位和形象的看法，都是極為重要的。中國共產黨因而也能夠理直氣壯地告訴中國人民和整個國際社會：新中國已作為一個無論是其朋友或敵人都必須承認的真正強國在世界舞台上崛起。

朝鮮戰爭後，關於中國入朝參戰的歷史敘事，一直同國家在各個不同發展時期對社會的改造和政治動員緊密地聯繫在一起，成為激發愛國主義情懷以及普通人民對於國家政策「內在支持」的一個持久不衰的源泉。每一個曾經生活於毛澤東時代的中國人，應該都會清楚地記得諸如魏巍的報告文學《誰是最可愛的人》，電影《上甘嶺》和《英雄兒女》，歌曲《我的祖國》等作品，以及它們對愛國主義成為毛澤東時代中國政治生活主旋律所起的巨大作用。

中美之間因此戰而儘力避免再發生軍事衝突

隨著中美兩國在朝鮮戰場上兵戎相見，中美關係在整個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處於全面對抗狀態。美國決策者將來自「共產黨中國」的威脅視為是來自共產主義陣營整體威脅的有機組成部分，更認為這比來自蘇聯的威脅更嚴重。這為美國在朝鮮戰爭結束後繼續對亞洲進行軍事上的干涉提供了理論上的依據。然而，正是在這一過程中，美國決策者其實已在不自覺之中將中國當作一個並非依附於蘇聯，而在國際事務中具有獨立意志和很大實力和影響力的大國來看待了。

正是在這一背景下，中美對抗發展過程中出現了一種意味深長的現象：華盛頓和北京在意識形態上存在著巨大分歧，利益追求存在著嚴重對抗，它們不認同對方的意識形態卻在避免使雙方捲入直接的軍事衝突，它們通過行動和言詞向對方發出「信息」，從對方的解讀中找到某種實現妥協的共識。其結果，則使得雙方在相互間認識和看法中產生一種對於對方「信守諾言」意願和能力的「相互信心」。這種情況，在1965－1966年期間中美兩國在面對越南戰爭因無限升級而可能失控時，圍繞著避免在兩國之間發生直接軍事衝突這一「實際共識」而進行的「信息傳遞」中，得到了極為充分的體現。從歷史發展的眼光來看，這種奇特的「相互信心」的存在，為中美關係在上世紀七十年代初出現重大突破留下了極為重要的伏筆。

中蘇同盟留下了破裂的陰影

中國入朝參戰改變了斯大林對毛澤東及其同志們原來所持有的某些疑慮，增強了他對於中國同志是真正的無產階級國際主義者的信念。在中國參戰的三年期間，蘇聯向中國提供了大量軍火和其他軍事方面的援助。斯大林在以蘇聯的財政技術資源支援中國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問題上，表現出了很大的積極性。以歷史的眼光來看，如果沒有同蘇聯的結盟以及由此而來的蘇方對中方的大規模援助，中國要完全依靠自己的物質和技術資源在朝鮮戰爭中持續作戰，確實是難以想像的。

然而，中國的朝鮮戰爭經歷也為中蘇同盟的未來發展留下了巨大的陰影。斯大林在處理朝鮮危機時所表現出的極端功利主義與實用主義的態度——尤其是他在關鍵時刻未能就蘇聯向中國提供空軍支援作出堅實的保證——暴露了蘇聯作為一個「革命國家」的不徹底性和局限性。同時，蘇聯在戰爭期間向中國提供的各種軍事援助是中國必須付款償還的，因而不可避免地使新中國在開始經濟現代化進程之初便陷於沉重的債負。到頭來，雖然參與朝鮮戰爭的結果似乎在物質層面上加深了中國對於蘇聯的依賴；但從心理上來說，毛澤東卻在面對蘇聯時具有了一種極為強烈的道義上的優越感。當斯大林於1953年3月5日逝世後，這種優越感在失去了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這一巨人的壓制後，也變得越來越突出。發生在中國領導人身上的這種心態變化，將對中蘇同盟關係的未來命運產生極為重要的影響。

台灣和朝鮮問題的肇始

關於台灣問題，有一種觀點認為，倘若沒有朝鮮戰爭，台灣早就拿下來了。這種觀點值得商榷。1950年6月在台灣問題上發生了兩件大事。第一是朝鮮戰爭爆發，美國對台灣的干預。第二是在朝鮮戰爭爆發前三個星期，以吳石將軍被逮捕和槍決為標誌，中共在台灣的地下情報系統全軍覆沒。毛澤東在談到解放台灣時曾提到兩大條件，第一是要有海空軍；第二是內應。中共當時還沒有能夠用於跨海作戰的海空軍，而內應又失去了。事實上，在朝鮮戰爭爆發前，中共領導層已一再推遲台灣戰役的時間表。朝鮮戰爭確實使台灣問題國際化、複雜化了。但即便沒有朝鮮戰爭，台灣問題的發展仍然是要由很多因素來決定的。

朝鮮戰爭後，留下了最大後遺症的，是朝鮮半島本身。1953年7月27日簽訂的停戰協定，將朝鮮南北雙方長久地分割開來。不僅在冷戰時期，甚至在冷戰結束後，朝鮮半島一直是國際衝突的熱點地區。今天在朝鮮半島存在的緊張局勢，若追根溯源，是同朝鮮戰爭分不開的。

朝鮮戰爭使東亞成為美蘇衝突的「緩衝閥」

朝鮮戰爭還在很大程度上改變全球冷戰的發展趨勢。儘管美蘇兩個超級大國以及以它們為首的兩大軍事同盟體系的對峙重點是在歐洲，全球冷戰的邏輯重點因而也應當是在歐洲，但在朝鮮戰爭的過程中，美國在全球範圍內軍事部署的實際重心卻一再東移。即便在朝鮮戰爭結束之後，這種趨勢仍然持續了下來。在1954－1955年和1958年的兩次台海危機中，中美兩國亦曾兩度到達發生直接軍事衝突的邊緣。美國決策者（尤其是軍事戰略制訂者）因而逐步認定，比之蘇聯，「來自共產黨中國的挑戰具有更為瘋狂和危險的性質」。正是在這一認識主導下，華盛頓的戰略注意力向著東亞地區集中，並終於導致了美國從1964年下半年、1965年上半年開始大規模捲入越南戰爭這一冷戰時期歷時最長的「熱戰」。我們甚至可以說，如果沒有中美兩國在朝鮮戰場上的兵戎相見，也許便不會有美國捲入越南戰爭這一「後來的故事」了。

然而，朝鮮戰爭期間及之後中美關係的持續緊張和東亞地區「熱戰」局面的持續發展，卻在整個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將這一地區轉變為美蘇兩大國之間事實上的「緩衝地帶」——正是由於中國站到了對抗美國鬥爭的第一線，因而在某種意義上起到了將蘇聯和美國分割開來的作用，從而使得這兩個超級大國之間發生直接軍事衝突的機會大大減少。直到上世紀七十年代初，當美國最終退出越南戰爭之時，這種東亞地區的「熱戰」成為阻止兩大超級大國之間衝突能量「緩衝閥」的情況才發生了變化。但也就在這個時候，美蘇兩大國已開始了建立「緩和」體制的努力，並在限制核軍備等重要問題上達成了一些重要協議，從而決定性地限制了它們之間以使用核武器進行「戰略性攤牌」的危險，也進一步減少了全球性冷戰轉變為熱戰的可能性。從這一意義上來說，朝鮮戰爭以曲折的形式創造了使得全球冷戰得以保持為「冷戰」的一個重要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