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世下的陰影：康乾盛世下的中國是如何與世界漸行漸遠的？
作者=歐陽哲生
來源=《北京大學學報》
18世紀是東西方雙雄並峙、互相對望的時代。一方面，中國作為東方古老文明國家的樣板，在清朝康熙、雍正、乾隆三帝時期達到帝制社會的鼎盛，傲然屹立於世界的東方，雄視四鄰。另一方面，西方國家的政治、經濟、文化正在發生革命性的轉型，其殖民鋒芒指向中國，法國、葡萄牙、義大利等國借大批傳教士在華佈道；荷蘭、葡萄牙、西班牙、英國紛紛派遣使節來到北京，洽談商貿；俄羅斯虎視眈眈，覬覦中國東北、西北、蒙古廣大地區。中西方雖然平靜地度過了一個世紀，但在強勢的清朝背後，映襯著沉重的陰影，一場由西向東的颶風正在呼嘯而來。將18世紀中國置於廣闊的世界背景中去考察，特別是將其與西方同時正在發生的巨大變革對比，可以看出中西關係正在發生複雜而微妙地變化，從這一視角重新探討康雍乾盛世，我們對這段歷史或許可以獲致更為深刻的理解。
中西交流給北京帶來的「西方元素」
18世紀的中國在歷經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後，步入了前所未有的「盛世」。從傳統的意義來看，所謂「盛世」，包括以君主專制的中央集權權威秩序得以確認和強化，剷除地方割據勢力，吏治相對清明；通過對外用兵拓展疆域、鞏固邊疆，加強邊遠少數民族對清朝的認同感、歸附感；社會秩序相對穩定，士人在科舉體制內獲得對知識、權力的滿足，異端情緒逐漸平息；經濟發展，商業繁榮，人口增長，農民生活相對自足。這些條件到乾隆年間都已具備。好大喜功的康熙、乾隆兩帝在文治武功方面都遠超歷代君主，事實上他們在位的時間也是最長，幾乎跨越18世紀。中國歷代的疆域版圖之廣以乾隆朝為最。毫無疑問，中國是當時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誠如戴逸先生中肯地指出：「直到18世紀，當時正處在清朝的康雍乾盛世，政治清明、社會安定、經濟繁榮、文化昌盛、多民族國家的統一大大鞏固。如果只把它和漢、唐、元、明作縱向比較，而不進行世界性的橫向比較，中國封建社會看起來仍具有活力，仍在繼續發展。18世紀的中國確有值得稱道的巨大成就。」這是就中國自身的發展而言。
與此相適應，18世紀的北京也是當時世界上最具國際性意義的都市。北京不僅是東方世界的交流中心，周邊的朝鮮、日本、琉球、安南、呂宋、暹羅、緬甸、汶萊等國，以及東南亞、中亞、西亞諸國保持著與清朝的傳統往來關係，而且是與歐洲各國交往最為頻繁的東方帝都。歐洲通過傳教士、外交使節、貿易往來三條途徑與北京保持密切的交往關係。據統計，18世紀耶穌會派往北京或遊歷過北京的傳教士達到115名；迄至1840年，遣使會來到北京的傳教士至少有17名；方濟各會在北京設立了教區。從1716年到1860年，俄羅斯東正教向北京派出佈道團十三屆，約有130多名神職人員；這些傳教士常駐北京，集傳教、外交、研究與搜集情報於一身。平心而論，這些西來的傳教士一方面將西方的宗教、文化、科技帶到中國，促進了西方與中國的文化交流；一方面將中國文化帶往西方，大力發展西方漢學，極大地滿足了西方了解中國的慾望，引發了十八世紀歐洲的「中國潮」、「中國風」。在世界範圍內架起了一座中西文化交流的橋樑。與此同時，必須承認西方傳教士也是向東方殖民開拓的先行者。他們因長駐北京，不乏有的甚至充當西方獲取中國情報的「坐探」，為後來西方向中國的殖民開拓做了必要的知識準備。在18世紀，歐洲各國派遣赴京的使團或使節，俄羅斯有伊茲瑪依洛夫使團（1720—1721）、薩瓦使團（1726—1727），葡萄牙有裴拉理使團（1720—1721）、麥德樂使團（1727）、巴哲格使團（1753），英國有馬戛爾尼使團（1793），荷蘭有德勝、范罷覽使團（1795），教廷有多羅使團（1705）、嘉樂使團（1720—1721），中歐外交繼續保持往來。《皇清職貢圖》卷一曾對來往的歐洲使節加以描繪，內中涉及俄羅斯、英吉利、法蘭西、荷蘭等國。在商貿方面，來自北方的俄羅斯商隊以北京為中心展開活動，北京一度是中俄貿易的主要場所；傳教士、歐洲其它國家使節、使團隨身攜帶的物品、禮品源源不斷地運往京城。可以說，北京與歐洲的來往保持相當開放的局面。從整體來說，18世紀的中國雖然維持封閉的狀態，但從局部諸如北京、廣州這些城市來說，卻與外部保持密切的聯繫。北京是當時世界上與外部交往最為頻繁的都城，北京有足夠的渠道了解外部世界。
中俄雅克薩之戰
「西方元素」成為京城豐富多彩多元文化的一部分。東、西、南、北四堂和俄羅斯館、俄羅斯東正教堂這些區別於中式建築的西方風格建築，還有欽天監觀象台的歐式儀器，留下了西力東漸的明證。作為耶穌會士入京的另一個重要附屬物是一批中國教徒的出現和司鐸的產生，據費賴之《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一書記載，經耶穌會培養的中國神父或修士在京、或來京的有 38人，數量居全國之冠，這反映了17、18世紀耶穌會在京滲透之深。與元朝信仰天主教者非為漢人不同，明、清兩朝的天主教信徒多為漢人，這也是清朝猜忌天主教的重要緣由。
與18世紀歐洲的代表性城市巴黎、倫敦、莫斯科、羅馬相比，在城市規模、人口數量、財富積聚、文化含量等方面，北京仍具有無可比擬的明顯優勢。這與大一統的中央集權制秩序給北京帶來的豐厚的政治、經濟、文化諸方面的資源密切相關。
不對稱的中西方文化交流
不過，中歐之間的交流（特別是信息交流）並不對稱。西方文化之輸入中國與中國文化之傳入西方，其中介卻主要是由來華的西方傳教士、旅行者和外交使節來承擔。在中西互相對望、互相對話、互相認識的18世紀，歐洲對中國的了解遠遠超過中國對西方了解的程度，西方從中國獲取的資訊和靈感遠遠超過中國從西方所得到的一切。中西之間的這一差距在19世紀得到應驗。中國因對西方了解甚少，或根本不了解屢受戰爭挫辱，反過來被迫走上了向西方學習的道路。
通過長達兩三百年與中國的接觸，特別是駐節北京的親身經歷，西方對中國的認識從外部到內部、從表層到深入、從地方到中央，有了極大的發展。西方對中國基本國情的了解，包括歷史、地理、人口、政治、經濟、文化、軍事諸方面的了解不能說已了如指掌，但大體不差，法國耶穌會士的三大漢學名著和英國馬戛爾尼使團的報告可以作為例證說明這一點。神秘的紫禁城對於那些頻頻出入宮廷的傳教士來說其實已經熟悉，由於擔任中歐交往之間的翻譯，清廷的外交秘辛完全為傳教士們所知曉。從利瑪竇以來，北京作為帝都始終是耶穌會士工作的主要目標和重心所在，耶穌會士從適應策略——知識傳教——上層傳教，經過兩個多世紀的探索，逐漸形成一套系統的行之有效的傳教策略，這樣一種傳教策略對後來的西方對華戰略有著極其重要的影響。西方通過長期的、各種途徑的接觸，認識到在中國這樣一個君主專制的中央集權國家，皇帝是國家重心之所在，故其遠征中國的戰略，逐漸從沿海騷擾發展到進而要求打入京城、「擒賊先擒王」的「斬首」。面對遼闊的中華大地，西方殖民者對華採取的是不同殖民戰略。法國漢學家沙不烈談及十七、十八世紀西方各國對華戰略時如是看：「葡萄牙、西班牙、荷蘭、俄羅斯、英吉利、法蘭西等國各在其侵略行動中表示其特性。」「葡萄牙之特性則在將侵略精神與傳教精神嚴密結合；至若謀利精神，無論其表現如何強烈，只能退居第三位。」這實際上也適用於同一時期的西班牙、荷蘭、法國。後起的英國由於商業比較發達，最先經歷工業革命，故對尋求發展與中國的商貿關係，開拓中國市場，抱有強烈的興趣。總的來看，西歐列強由於距離中國遙遠，主要是選擇在東南沿海進行海盜式的騷擾和活動，企圖在這些區域建立自己立足和通商的據點，對宗教遠征和商貿往來懷抱濃厚的興趣。俄羅斯憑藉其在陸地與中國接壤的優勢，尋求向東、向南擴張領土，對宗教傳播興趣不大。俄國人企圖吞併大片土地的「面」的欲求和西歐列強「打點」的謀劃，成為西方列強宰制中國的兩條相輔相成的戰略選擇。近代以降，英、法列強在兩次鴉片戰爭中組織遠征軍直撲北京，以要求建立通商口岸等條件為要挾，表現了其「斬首」戰略和「打點」謀劃的結合；而俄羅斯則乘清朝之危，大肆威逼、勒索清朝讓出大片土地，以逞其對「面」的欲求。「北京經驗」在西人的「中國經驗」中可謂重中之重，稱得上是其精粹之所在。
來京的西方人士通過自己的觀察和體驗，對中國政治制度、經濟發展、科技水平、軍事實力進行評估。關於政治制度，《利瑪竇中國札記》第1卷第6章《中國的政府機構》對明朝的政府機構及其職能加以介紹。安文思的《中國新史》從第12章到第16章，用了五章的篇幅介紹清初在北京的中央政府機構和京兆機構，基本上符合清廷實情。李明的《中國近事報道》第9封信為《致紅衣主教德斯泰大人：論中國政治及政府》。杜赫德編輯《中華帝國志》第二卷大篇幅地評述了清朝的宮廷禮儀、政治制度。約翰·巴羅的《中國旅行記》第七章專門討論了「政府—法律—地租和賦稅—歲入—文官、武官，及文武機構」這些政治問題。《馬戛爾尼勛爵私人日誌》則評述了清朝政府、司法、文武官員的等級和制度等問題。這些文獻對中國政治制度的詳細介紹和評述，不斷充實西方對中國政治內情的了解，更新他們對中國政治制度的認識。在西方沒有發展出近代意義的文官制度以前，中國傳統的君主專制和官僚制度所呈現的規範、有序和完備的體系給西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龐大的帝國體系和精密的官僚制度是令西人著迷且精研的課題。法國、俄羅斯先後向統一的民族國家和中央集權的君主專制邁進，與中國的影響有著一定的關係。
約翰·巴羅使團眼中的中國
關於經濟發展，將西人的中國觀感按編年排列，可以看出他們對中國經濟發展和中歐經濟比較的大致把脈。1585年出版的西班牙人門多薩著《中華大帝國史》在第一卷第三、四章描述了「這個帝國的富饒，它生產的果實及其他東西」，表現了西人對中華帝國的富饒與繁榮之羨慕。這是大航海時代來臨之初，西方對中國的最初印象。《利瑪竇中國札記》承認：「作為中國食譜上主要食品的大米產量遠比歐洲富裕得多。」「食用蔬菜的種類和質量和栽培植物的種植情況也差不多，所有這些中國人使用的數量都要遠比歐洲人的通常數量多得多。」利瑪竇在華二十八年（1582—1610年），他的看法顯然是據所獲大量一手的材料而得。安文思的《中國新史》則聲稱：「航行和物產豐富即一個國家擁有各種各樣的商品，是貿易的兩個源頭。中國具有這兩大優勢，沒有別的國家能超過它。」「至於肉、魚、水果及其他食物，完全可以這樣說，我們歐洲有的，他們都有，而且有許多是我們所沒有的品種。」安文思來自葡萄牙，他對比中西經濟的感受和眼光明顯受到本土經驗的限制。隨著法國耶穌會士們的到來，情況開始發生微妙的變化，李明的《中國近事報道（1687—1692）》宣稱：「中國人在住房上遠遠不如我們，他們的房子不如我們的豪華美麗。」「在法國，無論個人的財富，還是個人的雄心都在奢侈豪華方面比歐洲任何一個王國走得更遠，而中國人在一般活動和公共場合幾乎都超過我們，看上去更為講究排場，更加盛大隆重；但私下裡居家過日子，我們的居室卻是無比富麗堂皇，有錢人數目雖少，生活卻過得更輕鬆，裝束打扮更舒適，飲食起居伺候得更周到。一般說，費用支絀更穩定平衡。」雖然公共盛典的排場，法國遠不如中國，但從普通人的生活水準來看，法國人並不亞於中國人，在居室方面甚至優越。杜赫德編纂的《中華帝國志》一方面盛讚中國，「若說中國地大物博，風光秀麗，這一點都不誇張，單是中國的一個省份就足以成就一個巨大的王國，以饗皇子的統治野心。其他國家的物產在中國幾乎都能找到，而中國的很多東西卻是獨此一家。」「中國的物產如此豐富可以說歸功於其土壤肥沃、人民勤勞和星棋羅布的湖泊溪流以及縱貫全國的運河。」一方面又指出，「儘管這裡物產富足，但是矛盾之處也確實存在。這個世界上最富強繁榮的帝國在某種意義上說來非常貧乏。她雖然地域遼闊，土壤肥沃，也不過勉強可以維持居民的生計，大膽的說一句，他們需要再大一倍的國土才能安居樂業。」「極度貧困匱乏使很多中國人會做出令人髮指的事來。一個人如果在廣州了解更深入一些就會發現一些司空見慣的現象，比如父母遺棄幾個親生子女，父母賣女為奴，一己私利驅動了許多人。」18世紀中國極度的人口膨脹和土地使用、資源匱乏之間的矛盾日益暴露於外人面前，一個具有雙重性格的中華帝國形象出現在法人的文本中。馬戛爾尼使團遊覽了京津、直隸、山東、江蘇、浙江、江西、廣東等省，飽覽中國的大好河山。約翰·巴羅的《中國旅行記》第九章《農村面貌》以一章的篇幅討論了他所見中國從北到南廣大農村的面貌，留下了許多即使在今天看來也頗有價值的材料。當時中國與英國的農業已呈現明顯差距，表現在生產方式上，「英國大農場優於小農場。主要是大農場能夠使用佃農更好地分工合作，因而能夠把莊稼種得更好，這是小農場根本做不到的。」「在中國，90%的農民可以認為是個體農民，擁有的牲口極少（附加一句，數百萬的農民根本沒有牲口），因此人們根本不要期望整個國家的土地得到了充分的開墾和利用。就園藝而言，他們也許有許多值得稱讚的地方。但是，在大規模發展農業方面，他們當然不能與歐洲許多國家相提並論」。在人均耕地面積上，「如果我們考慮一下在長城以內中國的整面積為1，297，999平方英里，也即830，719，360英畝，而總人口多達333，000，000，那麼我們會發現每平方英里將有256個人，每個人擁有土地2.5英畝。大不列顛平均每平方英里有120人，每人可分享5英畝土地，或者說每個家庭可獲得12.5英畝地。因此，中國人口與英國人口比例為256比120人，稍大於二比一。英國每人可獲得的土地正好是中國每個人可獲得的兩倍。」約翰·巴羅對當時中國人口的數量估計略高於實際數字，而他對中英兩國可耕地面積的估算基本符合實情。在身體素質上， 「在中國普通人中間，人們很難找到類似英國公民的啤酒大肚皮或英國農夫喜氣洋洋的臉。的確，他們天生就身體瘦小，滿面倦容，很少有人在面頰上顯出健康的紅潤。」英國人從所見到的每一張中國人面孔，看出了普通中國民眾生活的貧困和身體健康的不良。根據現場的觀察，約翰·巴羅得出一個符合事實的結論：「總的來看，就中國在農業上值得稱讚之處而言，如果要我斗膽說說自己的看法，那麼我會毫不猶豫地說，給一個中國農民足夠的土地（足夠到他和他的家人用鋤頭能夠耕種得過來的土地），他會比任何歐洲的農民更好地利用那塊土地，生產出更多的糧食。但是，倘若在中國將50或100公頃最好的土地按平均地租交給一個農民種植（按一般計算，我們的農民創造的價值是租金的三倍），那麼在支付種地需要的勞動力後，他幾乎會無法養家糊口。」約翰·巴羅找出了問題的癥結，中、英農業經濟的差距和中國農民生活狀況的低下，關鍵在於中國人均土地面積的不足。到18世紀末，英國農業經濟發展已為工業化準備了必要的條件。
關於科技水平，明末清初西學在士大夫中最受歡迎者為輿地、天文、數學，這實際上也是中國士大夫認可自身在這些學科比較薄弱、急需彌補缺陷的領域。據統計，明清耶穌會士著譯涉及的學科相當廣泛，除傳教和漢學類的書籍外，天文、數學、地理、輿地方面的著譯所佔比重較大。其中在輿地學方面，「利瑪竇之《萬國輿圖》、南懷仁之《坤輿全圖》、白進等所著之《皇輿全覽圖》，以及《乾坤體義》（利瑪竇著）、《職方外紀》（艾儒略著）、《坤輿圖說》（南懷仁著）等書，允為最著者也」。耶穌會士的這些著作在中土產生了積極影響，柳詒徵先生曾如是評價：「元、明間人猶未泯究心於地理，至利瑪竇等來，而後知有五大洲，及地球居於天中之說。艾儒略著《職方外紀》，繪圖立說，是為吾國之有五洲萬國地誌之始。而清康熙中，各教士測繪全國輿圖，尤有功於吾國焉。」在天文方面，1600年前後，利瑪竇將歐洲的天球儀、星盤和日晷等小型儀器介紹到中國來。從1629年起，鄧玉函、羅雅谷、湯若望等耶穌會士應徐光啟之邀，供職皇家天文機構，在《崇禎曆書》等書籍里描述了十幾種歐洲式天文儀器，包括托勒密時代的儀器、第谷的儀器和伽利略的望遠鏡。清朝初年，湯若望開始執掌欽天監，並將《崇禎曆書》修訂為《西洋新法曆書》。1669—1674年，南懷仁為北京觀象台主持設計製造了黃道經緯儀、赤道經緯儀、地平經儀、象限儀、紀限儀和天體儀，刊刻了相關設計圖紙和說明書。1713—1715年，紀理安為觀象台添造了一架歐洲風格的地平經緯儀。1745—1754年，戴進賢、劉松齡等為觀象台製造了一架璣衡撫辰儀。這些傳教士所製造的天文儀器和傳授的技術，對中國人來說都是新知識，只是有些技術僅停留在文字介紹，有些儀器只是皇家御用品，未能廣泛傳播。在數學方面，明萬曆年間，利瑪竇與徐光啟合譯了《幾何原本》，與李之藻合譯了《同文算指》。明末清初，為配合曆法改革所編的《崇禎曆書》、《西洋新法曆書》，裡面收有若干種數學方面的著作， 包括艾儒略的《幾何要法》四卷、鄧玉函的《大測》二卷、《割圓八線表》六卷、《測天約說》二卷、湯若望的《渾天儀說》五卷、《共譯各圖八線表》六卷、羅雅谷的《測量全義》十卷、《比例規解》一卷等。與此同時，中國數學家梅文鼎（1633—1721）對傳入的西方數學進行系統的整理、編排和闡發，消化新傳的西方數學。康熙帝向來京的法國耶穌會士張誠、白晉學習西方的數學，此事經白晉的《康熙皇帝傳》介紹，在歐洲傳為佳話。康熙主持的《數理精蘊》既對傳入的西方數學知識作了系統編排，又對西方數學與中國傳統數學做了比較，是當時中西結合的一部數學百科全書。傳教士並非專職的科技人員（法國耶穌會士的科學素養較高，可視例外），但他們傳授的西方科技確給中國帶來了一股新風，成為17、18世紀中西文化交流最有價值的內容。在明末到清朝乾隆年間的中西文化交流中，西方傳教士從中國獲取了大量信息、情報，在科技方面他們所獲主要是傳統工藝，如瓷器、紡織、人痘、植物、染色、漆器等技藝，他們開始形成中國科技停滯不前的觀點。「中國人擅長多種工藝，特別是絲綢和某類棉布的製作。他們擅長印染和定色之方，也優於處理顏料上色的研磨和調和，漆的製造和使用，以及利落的木匠手工活。但據說他們水平最高的是陶瓷技術，也就是將泥土儘可能做成各種用具，而且隨意設計、上釉、著色和烘乾」。「至於科學，中國肯定遠遠落後於歐洲」。這就是從中國考察歸來的馬戛爾尼使團的結論。由於擁有「絕技」的耶穌會士多被召往北京，故上述科技交流基本上是在京城進行，帶有濃厚的「御用」性質，這可謂17、18世紀中西科技交流的一大局限。由於中西方之間的科技差距在當時尚未拉開，中國仍有能力消化來自傳教士帶來的信息，因此中國士人並不以差距，而是以差異來看待雙方的落差。加上康熙極力倡導「西學中源」說，士人對中西學之間的裂縫以傳統的方式輕輕地就抹平了，康熙皇帝和士大夫對西學的「受容」某種程度上仍受制於天朝的尊嚴和儒教的訓誡。馬戛爾尼、約翰·巴羅在他們的報告中對中國科技的評價和中西之間的差距的看法，雖然帶有一定偏見，但大體反映了走在歐洲前列的英國人的自信。
關於軍事技術，國人最先認可西人武器，首推火炮。明末，遼東邊境戰事頻繁，面對強悍的清軍，明朝將目光投向火力較猛的西洋火炮，時人稱之「紅夷大炮」。《明史·徐光啟傳》謂：「徐光啟從利瑪竇學天文、歷算、火器，盡其術。神宗時遼東方急，光啟乃請多鑄西洋大炮，以資城守。」黃伯祿《正教奉褒》又謂：「天啟二年，上依部議敕羅加望、陽瑪諾、龍華民等製造銃炮，以資成行。」西洋火炮在明軍抵抗清軍的寧遠之戰中一度發揮作用。但是清軍在圍城之戰中所繳獲的「紅夷大炮」，反過來為清軍所仿造。清初命南懷仁製造大炮，「紅夷大炮」改稱「紅衣大炮」，一字之改，表現了清軍為這種武器的正名，西洋火炮成為清軍南下攻城略池的利器，也成為清軍平定三藩之亂使用的優勢武器。西方軍事上另一優勢技術是造艦，在17、18世紀，中、西方之間雖未發生大規模海戰，但對西方的造船技術，中國已有領教。當馬戛爾尼使團訪華的艦隊出現在大沽口一帶時，「三十多隻中國駁船雲集在使節船隻周圍。英國船隻的高大桅杆和其複雜的構成，在一群簡單、笨重、低矮但相當寬闊結實的中國船隻中間形成一個鮮明的對照」。「英國在歐洲是第一海軍強國，素被稱為海上之王，英王陛下為了表示鄭重其事，本來準備派遣最大的船隻載運訪問使節，但鑒於黃海水淺多沙，歐洲航海家們不熟悉這段航路，不得不改為派遣較小的船隻前來。因此，禮品中加配一付全套裝備的英國最大的軍艦模型，有一百零十門重炮裝備的巨大軍艦上的各個微細部分俱在模型上表現無遺。」遺憾的是，這尊炮艦模型未能引起清朝足夠的重視，至少事後沒有仔細研究。否則，就不會遭遇後來鴉片戰爭的失敗。其實，此前常被國人誇耀的鄭和七下西洋，雖然聲勢浩大，與哥倫布橫渡大西洋、發現新大陸之舉，兩者使用的航海技術，也不可相提並論。「船堅炮利」是近人對優勢的西方軍事技術的概括，實際上這一優勢在17、18世紀已顯露端倪。
有關18世紀中西方的實力對比，我們往往只能從西人當時的報道找尋中西之間差異的依據。這是因為國人當時基本上缺乏遊歷歐洲的經驗，因而也就無法根據中方文獻對中、西方之間的差異（差距）進行真實對比，也就無從談起從中國士人的文獻了解其對比中西方的真實感受。西人的記載當然帶有成見、偏見、誤會，甚至盲點，但西方當時與中國的接觸畢竟已有相當的規模，故對他們留下的文獻材料我們須加仔細甄別，但不可簡單否定、棄置不用。在這場中西方對話中，西方是主動者，中國只是「受容」的掌控者。
康雍乾盛世下潛存的危機因素
戴逸先生在比較中西走向現代化的路程時深刻地指出：「西方國家走向資本主義是由幾個世紀的長期進程所準備起來的，是很多領域近代因素的匯聚、成長的結果。近代因素的積累和成長是一個靜悄悄的、未被覺察的緩慢過程。」「18世紀的康雍乾盛世，貌似太平輝煌，實則正在滑向衰世凄涼。可當時中國沒有人能夠認識清楚這一歷史真相，只有歲月推移，迷霧消散，矛盾激化，百孔千瘡才逐漸暴露。歷史的悲劇只有在悲劇造成以後很久時間，人們才會感到切膚之痛。」戴先生的這一看法值得我們深思。他主持的「18世紀的中國與世界」課題研究及其相關成果，反映了對這一認識的深入和細化。
誠然，戴先生視「18世紀是世界歷史的分水嶺」這一觀點可以商榷，他可能將中西之間的差異提早了一個世紀。美國加州大學學者彭慕蘭（Kenneth Pomeranz）根據自己對中國、歐洲與現代世界經濟建構關係的研究，提出1800年以前並不存一個經濟中心，仍是多元的世界。19世紀以後，英國經過工業革命才脫穎而出，歐洲才真正領先於亞洲，世界才產生近代意義上的「大分流」或「大歧變」（The Great Divergence）。另一位加州派學者王國斌（R.Bin.Wing）從經濟變化、國家形成、社會抗爭三個方面來做中國和西歐的歷史的比較研究，提出以「中西互釋」的方法進行中西比較更為恰當，即一方面以歐洲經驗來評價中國正在發生的事情，一方面則用中國經驗來評價歐洲。他以這種方法令人信服地證明，在近代早期的歐洲和明清時期的中國，經濟變化的動力頗為相似，直到19世紀，它們才變得截然不同。歐洲的農村手工業被城市的機械化工廠工業所代替，更適用於新古典主義的以儲蓄和投資為動力的增長理論，而中國經濟雖因西方的入侵，擴展了貿易和市場，但主要是擴大了斯密型勞動力運作的空間，並未根本改變中國經濟發展的動力。他們的觀點引起一些中、西方學者的呼應和爭議。
荷蘭學者皮爾·弗里斯著《從北京回望曼徹斯特：英國、工業革命和中國》（Via Peking back to Manchester Britain,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and China）和他即將出版的新著《一個有著驚人差異的世界：近代早期西歐和中國的國家與經濟》（A World of Surprising Difference: State and Economy in Early Modern Western Europe and China）對彭慕蘭為代表的美國加州學派學者著力經濟資源和生產關係的觀點提出了挑戰，他分析了中英兩國基礎結構的「硬體」設施，包括金融財政狀況、政府機構的設置、軍隊組織以及政策方針，發現雙方的差異是如此顯著。「同清代中國相比，英國政府在基礎結構上擁有更為龐大的權力。英國有著更多的收入，可以支付更多，擁有更為高效的稅收和財政體系，更好的貨幣體系，以及債券體系，這是清政府所缺乏的。坦率地講，在19世紀50年代之前中國是根本沒有這些的。英國擁有更為高效的政府機構和陸軍，以及當時世界上最為高效的海軍。英國中央政府的重商主義政策完全不同於當時清政府典型的農業家長式制度。」他強調，「國家政府可以被描述為一切制度背後的制度」。在此之前，德國學者貢德·弗蘭克在其著《白銀資本——重視經濟全球化中的東方》，表達了不能說是相反，但是相異的觀點，他認為，從1400—1800年，「作為中央之國的中國，不僅是東亞的納貢貿易體系的中心，而且在整個世界經濟中即使不是中心，也佔據支配地位」。「中國在世界經濟中的這種位置和角色的現象之一是，它吸引和吞噬了大約世界生產的白銀貨幣的一半；這一統計還力圖表明，這些白銀是如何促成了16世紀至18世紀明清兩代的經濟和人口的迅速擴張與增長」。「這一切之所以能夠發生，直接緣於中國經濟和中國人民在世界市場上所具有的異乎尋常的巨大的不斷增長的生產能力、技術、生產效率、競爭力和出口能力。這是其他地區都望塵基及的」。「直到1800年，具體到中國是直到19世紀40年代的鴉片戰爭，東方才衰落，西方才上升到支配地位——而這顯然也是暫時的，從歷史角度看，這僅僅是很近的事」。弗蘭克對中國的經濟發展前景持相對樂觀的態度。
馬嘎爾尼使團在北京
圍繞19世紀中國為什麼衰落，西方為何勝出這一問題所展開的討論，涉及的核心內容是如何評價中、西方在前近代的政治制度、生產關係、經濟模式與近代工業化之間的關係。由於西方在19世紀崛起這一既定事實，討論的歧異在於認可這是一種西方內在發展孕育的必然結果，還是偶然因素導致的結果。另一方面，中國雖然在19世紀出現了落後於西方的情形，是否意味著中國內在沒有向近代轉型的動力。對於後一問題，毛澤東曾經論斷：「中國封建社會內的商品經濟的發展,已經孕育著資本主義的萌芽,如果沒有外國資本主義的影響,中國也將緩慢地發展到資本主義社會。外國資本主義的侵入，促進了這種發展。」新近李伯重對江南早期工業化的研究似為這一論斷再次提供了新的證明。最近二十年來中西學者的研究趨向是在世界視野下將中西方的歷史獨特性與近代工業化結合起來加以考察。這就要求我們對18世紀後中國何以未能自發地向近代轉型的內在障礙，不是就是論事，而應放在世界環境中去做一比較研究。
18世紀的清朝統治者在處理對外關係時，也許最大的錯誤並不是不願與外界接觸，與西方打交道。事實上，18世紀中國與歐洲的關係之密切可謂前所未有，清朝前期的開放度較明朝也有一定的拓展。問題在於清朝在與外國的接觸中，力圖建立自己的世界體系或者按照傳統的朝貢體制建築以自我為中心的天下體系。從康熙、雍正到乾隆，他們都明確地向外部世界表現了這一意志。周圍的弱小鄰國納入傳統的朝貢體制自不待說，遠道而來的歐洲各國使節，他們亦以此相待。除了俄羅斯、英國使團對這一做法表示異議，其它歐洲國家似乎沒有反抗地就接受了清朝外交體制的規訓。而俄羅斯、英國使團表示異議的潛台詞，則實為要求英、俄君主擁有與清皇同等的地位，馬戛爾尼更是明確表示，英王喬治三世是與乾隆皇帝平起平坐的東西方兩大君主。中英之間在外交場合的禮儀之爭，實際上是英國擴張的殖民體系與中國傳統的朝貢體制之間的衝突。外交是政治的繼續，是內政的延伸，是以實力為後盾。所謂「禮儀」其實也是對自我認同的實力秩序的規範，它體現了對國家利益的維護能力和對別國的控制能力。
鴉片戰爭
中國保持與西方的交往關係，這對中國了解正在崛起的西方會有一定助益。問題在於囿於傳統的朝貢體制，清朝缺乏調整與西方關係的機制，也很難與西方建立起新的互動互惠關係。當馬戛爾尼使團向乾隆提出六項有關通商的不當要求時，清朝如能以討價還價的談判策略加以應對，而不是斷然拒絕，這顯然是一種更為明智、更富柔性的外交選擇，它對中國與西方的關係也許會預留更多想像的空間。清朝無意這樣做，因為它不符合天朝的朝貢體制。中國在對外交往中缺乏主動性，開拓性，處處表現被動、應付、自保的狀態，從而失去了在對外交往中獲取主動權的良機。強固的天朝帝國體制和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使清朝循依「華夷之辨」的思維慣性制訂對外政策，很難出現向外拓展的外交新思維。
當清朝感覺到西來的殖民者對自身的安全構成威脅時，其對外政策從嘉慶年間開始出現急轉彎。「禁教」政策嚴格執行，天主教傳教士大多被驅逐出境或被迫離華，教徒人數銳減。對外交往受到嚴格限制，俄羅斯派遣的戈羅夫金使團（1805—1806）在前往北京的路上，無功而返；英國派遣的阿美士德使團（1816）在北京只呆了不到一天，就被勒令出京。嘉慶皇帝關上了與歐洲交往的大門。嘉慶的對外政策之改變至少與他本人忠厚老實、平庸無為的守成性格有關，畢竟對外開拓需要雄圖大略的魄力，這一條件在康熙、雍正、乾隆三帝具備，而嘉慶皇帝確實沒有。航海貿易雖在嘉慶年間仍然維持正常發展，「中國在東南亞海域的航運實力，仍處於領導地位」，中國在東南亞從事遠洋航海貿易的商船總噸，超過英國來華船噸的四倍以上。但到道光年間，中西之間的力量對比發生了明顯變化，「到鴉片戰爭的前夕，來華的西方海船，1835年為199艘，總計78000噸，1837年為213艘，總計83000噸。這就是說，西方侵略者對華貿易所投入的船舶載重量，此時已與中國遠洋商船總噸相等了。從1820年到1837年，中間不過十五六年時間，一方面是中國遠洋商船停滯不前，另一方面是進入中國海域的洋船日益增多，一消一長之間，表明了中國航海貿易的變化，也表明了西方資本主義殖民者對中國航海事業的排擠」。與此同時，世界形勢發生巨大的變化，英國工業革命突飛猛進，美國「新大陸」開始崛起，歐洲大陸發生劇烈變革。相形之下，中國卻由於走向封閉，而陷入沉寂、保守的狀態。面對神州大地的沉寂，龔自珍悲憤地哀嘆：「九州生氣恃風雷，萬馬齊喑究可哀。我勸天公重抖擻，不拘一格降人才。」
18世紀的中國缺乏制度革新的思想和動力。清朝在可比的世界競爭中，危機四伏。危機之一，內部民族矛盾嚴重。清朝統治集團在前期以滿族為核心，滿漢有別，北京內外城之分即是這一區別的一個象徵。這一格局維持到19世紀中期沒有根本改變。清朝前期康熙、雍正、乾隆三帝中央集權進一步強化，地方割據勢力悉數蕩平。在傳統秩序里，只有國家，沒有「社會」。國家機器之外，農村依靠宗法制維持鄉間秩序。有清一代，由於滿族對漢族實行嚴酷的統治，漢人只能通過建立秘密結社來反抗，以白蓮教、天地會、哥老會為代表的秘密社會盛行成為18到19世紀上半期中國社會的重要特徵，這實為當時滿漢矛盾的一大反映。一般來說，秘密社會的興起是在王朝末年，皇權衰弱，對地方和士紳的控制力削弱之時，而清朝在其鼎盛的乾隆朝即已出現，說明漢族反抗滿族統治者的情緒從未稍減。
危機之二，缺乏海上開拓的能力。在大航海時代來臨之時，中國幾無海上拓展的能力，「禁海」政策實際封閉了向海外開拓的可能。從順治十二年（1655年）至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為防堵內地人民與台灣鄭氏政權發生聯繫，清朝實行嚴格的「禁海閉關」。從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到雍正五年（1727年）對南洋「禁海」，則主要是應對呂宋、噶喇巴兩地的西班牙、荷蘭西洋勢力的滲透。乾隆六年（1741年）在福建實行「禁海」，禁止私人下南洋貿易，則是鑒於荷蘭殖民者在爪哇屠殺當地華僑。在清朝前期，沒有再像明朝鄭和下西洋那樣，舉行大規模的出海活動。清朝的「海禁」政策具有兩面性，一方面是為了軍事上防止台灣鄭氏政權和外來的西方殖民勢力向內地滲透的需要，一方面是阻撓內地人民向外發展，在貿易方面控制軍事武器和重要原料的出口。「禁海」政策在貿易上實際達到了閉關或限關（即限廣州一關）的效果，而更大的危害則是放棄了向海洋拓展的努力，面對萬裏海疆，中國失去了可能成為海洋強國的資格。這與正在大力拓展海外殖民地的西方殖民者形成強烈對比。
危機之三，實行文化專制，文網恢恢，大興文字獄，窒息了革新的生機。慘酷嚴厲的文字獄幾乎與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相始終，從康熙年間的明史獄、方天甫、朱方旦之獄、《南山集》案，到雍正年間的查嗣庭案、曾靜、呂留良案，再到乾隆年間的徐述夔《一樁樓詩》案、卓長齡等《憶鳴詩集》案、王錫侯《字貫》案，清朝統治者一方面利用文字獄這種極端手段，鉗制言論，禁錮思想，扼殺漢族士大夫的遺民情緒和反清思想。另一方面，又以開四庫全書館， 修《四庫全書》，搜集、整理、編纂歷代典籍，網羅漢族知識精英，點綴其盛世的門面。在這種情勢之下，漢學的文字、音韻、訓詁、校勘、輯佚、考證之類學問得以助長，明末方興未艾的啟蒙思想火花漸趨泯滅。18世紀的中西方形成一個強烈的對比：西方知識分子（以法國為代表）掀起啟蒙運動，尋找向近代轉型的突破口；中國士大夫囿於文化專制的牢籠，只能滿足於以做傳統典籍的集大成工作為自娛。
利瑪竇
危機之四，士大夫普遍缺乏世界知識，缺乏向外探險的衝動。在18世紀，清朝曾於1729—1731年、1731—1733年兩次派使團赴俄羅斯訪問外，此外再沒有派遣使團赴歐洲其它國家訪問，這表現了清朝對歐洲外交的冷漠。對此，張星烺先生不無感慨地評論：「清代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盛時，外國使者來中國者甚多。教化王（即今之教皇）之使亦曾數至。然清朝在此一百三十餘年長期間，竟未一次遣使浮海至西歐，採風問俗。誠可異也。」為何國人當時不願出使歐洲？1654年被南明政權遣使羅馬教廷的耶穌會士卜彌格與羅馬宣教部之間的對話，頗能反映這一問題的癥結。當羅馬教廷質詢卜彌格「何以不多帶中國侍從俱來？」這一疑問時，卜彌格解答原因有三：其一、「蓋因華人體質不強，不適於長途旅行。當時被指派隨行者甚眾，僅有兩人願往；而此兩人中之一人因病止於中途，別一人在道數頻於死」。其二、「中國人之自尊心，使之自負其政治、其學識、其財富皆優於他國；則其不願聲稱求救他國可知也。是故不願遣華人赴歐洲」。其三、「中國商人不甚解葡萄牙語，如何能用此種語言與之交談國事。」卜氏所述隱情到18世紀其實也沒有什麼改變。身體不健、自負心強、不通西語，這是阻止國人遠赴歐洲的三大障礙。
17、18世紀中國人赴歐洲者多為跟隨西方傳教士的中國教徒，見諸史載者有：順治七年（1650年）隨衛匡國赴羅馬的鄭瑪諾，他在羅馬加入耶穌會，並晉陞司鐸，成為耶穌會華人晉司鐸第一人。1671年返華，隨閔明我、恩理格入京。1673年歿於北京。康熙二十年（1681年）隨柏應理乘荷蘭商船前往歐洲的沈彌格（又名沈福宗），1694年隨紀理安返回中國，死於中途。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隨傳教士艾遜爵赴義大利的中國教徒樊守義，他在歐洲呆了十餘年，1720年回到中國。樊守義的旅歐見聞詳載於其《身見錄》一文，是為國人最早的大西洋遊記，文中對所見義大利諸地稱讚備至。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另一名中國教徒胡若望隨耶穌會士傅聖澤踏上了赴法國的旅程，他在法國閑居了三年後，1726年回到廣州。雍正二年（1724年）義大利傳教士馬國賢帶領五名中國人（其中有三人知名：殷若望、顧若望、尤路西奧）從廣州乘船前往英國倫敦，經倫敦再返回羅馬，1732年馬國賢經過多方努力，終於在那不勒斯建立了一座中國學院，並收留了殷若望、顧若望兩名中國學生，這座中國學院稱得上是歐洲最早專門培養中國人的教學和研究機構。1793年英國馬戛爾尼使團啟程赴華訪問時，即從該學院延請了兩個中國學生隨船翻譯。乾隆五年（1740年）法國耶穌會士吳君自澳門回國時，率中國青年康斐理、劉保祿、藍方濟、曹貌祿五人前往，這五名中國學子到達巴黎後，進入路易大王學院學習，這是中國人留學法國之始。吳君後來擬增加求學人數，遭會督赫蒼璧反對，耶穌會會長亦禁止中國學子赴法。沙如玉接任赫蒼璧會督一職後（1745—1747年），1746年11月16日自北京致信法國耶穌會會長，「言及中國與澳門未能養成中國青年，擬遣赴法國學習，請求自法國或附近教區遣派新人來華」。紐若翰擔任會督期間（1747—1752年），1751年12月20日自澳門致耶穌會會長信札，「請會長允許再派中國青年赴法研究修養」。「自是以後，迄於耶穌會之廢止，中國學子就學巴黎或拉弗累舍者時有之。」乾隆十六年（1751年），北京青年楊德望得法國耶穌會士蔣友仁之助，前往法國拉弗累舍留學，1759年加入耶穌會，隨後又在路易大王學院學習神學。1765年回國，1766年回到北京，1798年歿於江西。不過，「宗教家皆主靜修，獨善其身。不願多與外界交遊，不注意政治學術。故鴉片戰前，由中國往歐洲留學宗教者，雖代不乏人，而求其有影響於中國文化則甚微也。」此外，還有一些國人隨外國商船漂洋過海，遠赴歐洲。如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廣東人謝清高乘坐外國商船遊歷亞、非、歐、美洲諸地，漂泊達十四年之久，他應是第一位環遊世界的中國人，他的出洋事迹和見聞經楊炳南筆錄，詳記於《海錄》一書。西學雖經歐洲傳教士傳播，進入了士人的視野，但大家普遍都輕視西學。一般士人囿於儒家「父母在，不遠遊」的信條和執迷於科舉制試，根本沒有遠赴歐洲遊歷的興趣，因而也就缺乏切身體驗的「西方經驗」。士大夫對歐洲所知甚為貧乏，他們只是從傳教士撰寫的一些介紹性小冊子（如艾儒略的《職方外紀》、南懷仁的《坤輿圖說》、利類思、安文思、南懷仁等撰《西方要記》之類）獲取遙遠的西方地理知識。中國著實可憐的西學與西方蔚為大觀的漢學對比相形見絀，反映了當時中西互相認識的深刻裂縫和極大差距。
上述各種危機情狀，當然不能為清廷當政者所看清。限於維護自身統治的需要，清朝的目光緊盯在內部危機，他像一支救火的消防隊，疲於奔命，應付撲滅各地起義和叛亂的烈火。對於世界形勢正在發生的革命性變化竟懵然無知。過去，人們總結中國未能自我成功向近代社會轉型的歷史原因時，有一種普遍的價值預設，即將中國傳統的政治制度（包括君主專制、中央集權、科舉制度）與現代化對立起來，視之為中國邁向早期現代化的主要障礙，這成為鑄造革命的邏輯出發點和主要理由。但西方國家的早期現代化歷史卻不能證明這一點。從近代英國、德國、俄羅斯、日本的例子來看，君主制或君主立憲制保留了相當長一段時間，傳統政治制度和政治傳統完全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轉化成為現代化的正能量，並不一定只有負面作用，至少在近代的早期是如此。 世界上大部分近代民族國家都不同程度地利用了傳統的政治資源，或在相當長的時間盡量保護自身傳統的政治遺產。只有美國由於天生是一個新大陸國家，缺乏自身的政治傳統，才產生一種嶄新的政治建構。如果在經濟領域，人們認可中國出現了資本主義萌芽，甚至出現了早期的工業化，在文化思想領域有著豐厚的歷史遺產應當繼承，那麼，在政治領域就不免發生疑問，中國傳統的政治制度或政治傳統，是否就沒有轉化為現代化助力資源的可能。在發掘中國傳統的政治資源時，民國的創建者孫中山先生設計近代國家制度時，曾特別留意繼承傳統的監察制度和考試製度，將西方的三權分立擴大到五權憲法。作為自由主義者的胡適論及「民主中國的歷史基礎」這個問題時，也特別指出「一個徹底民主化的社會結構」、「兩千年客觀的、競爭性的官吏考試甄選制度」、「政府創立其自身『反對面』的制度和監察制度」這些歷史因素「可以解釋辛亥革命,君主制的推翻，共和政府形式的確立，以及最近三十年與今後憲法的發展」。孫、胡的認識，表現出並不排斥利用傳統政治資源的可能。在一個革命話語佔主流的年代，強調維護傳統政治資源，會成為保守的代名；而徹底的推翻則可贏得革命的美名。孫、胡的努力表現出某種折衷的傾向。最後，我想以喬治·斯當東的一段話作為本文的結語，這段話如實地反映了18世紀末西人對中國政治文化的感受，它也許某種程度上折射了傳統政治文化的偉大與局限：
喬治·斯當東
如喬治·斯當東爵士所說：「這裡出現一個罕見的宏偉景觀：在人類的這個泱泱大國，人們都願意結合在一個偉大的政治實體中，全國都安靜地服從一個大帝王，而他們的法律、風俗、乃至他們的語言始終沒有變化。在這些方面他們和其他的人類沒有絲毫相同之處。他們既不想跟世上其他地方交往，也不企圖去佔領。」這個如實的觀察，中國是一個有力的例證，和權力相比較，人類更容易受傳統觀念的統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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