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道教與一帶一路的歷史擔當》

道歷四七一四年 歲在丁酉 十月廿七

西曆2017年12月14日

一、西北道教在一帶一路上的作為勾陳

興起於漢代的絲綢之路，與同期大行於世的道教，相遇於西北，連同久遠的歷史記憶，勾勒出一幅幅令人神往的仙跡圖景。

最早為絲路剪綵的大仙是周穆王和西王母。

眾所周知，早在張騫通西域之前的數千年間，就有一條中原通西域的「玉石之路」存在於西北地區，它是絲綢之路的前身。據先秦古書《穆天子傳》記載，西周穆王為了征服八方，曾駕八駿馬車西巡遊獵。他從中原出發，途經甘肅、內蒙古和新疆，最終抵達昆崙山西麓，與部落首領西王母相會，獲贈八車寶石。周穆王東返途中，又在一些采玉、琢玉的部落處獲取不少玉石，滿載而歸，「玉石之路」因此得名。

據《列子》記載，周穆王之西巡，其緣由起於西域有魔術師來中國表演幻術，加之早有黃帝登崑崙之傳說，勾引穆王前往西域探訪神秘之境，因到崑崙之丘，得見西王母這次歷史盛會之後，就有了《山海經》一系神話的濫觴，西王母成為道教階次最高的女仙，玉石成為修仙必備的食材。世人如欲仿效淮南王「一人得道，雞犬升天」故事，必先登崑崙，方得飛升天界。又因西王母掌管不死之葯，故產生了嫦娥奔月的神話。到漢代，西王母神話達於鼎盛。

公元前2世紀，漢武帝派張騫出使西域。張騫返回長安後，向漢武帝報告了沿途的地理及神話傳說、風土人情。因漢武帝迷戀神仙，嚮往與西王母相見，因此，張騫特別報告了有關西王母所在地域的情況，但是並沒有確定古籍所稱「昆崙山」在哪裡。於是，漢武帝根據張騫從於闐南山帶回玉石推斷，命名此山為「崑崙」。因此，直到清代，還以天山為昆崙山：「昆崙山即天山也，其首在西域。」

老子則是周穆王和西王母之後活躍於絲路上的第三位聖賢。

有關老子的歷史真實性，現在學界大概已經沒有人懷疑。但是對他的生平，史書記載非常簡略，因此為神話的出現給出了足夠的想像空間。正史最早記錄老子事迹的是《史記》。據記載，老子生平有兩大特點：一是隱居，二是長壽。他在秦地授給尹喜《道德經》後，「莫知其所終」。到哪裡去了呢？

漢成帝時（公元前32-前7年）任光祿大夫的劉向開始了神化之旅，他在《列仙傳》中說尹喜隨老子遊歷流沙之西即西域之地，並且服食巨勝即胡麻（芝麻）。後來經由大月氏使臣伊存口授的第一部漢譯佛經《浮屠經》陸續發展為老子化胡之說。

我們略去後世因《老子化胡經》而產生的佛道糾葛來看這些材料，可以看出，漢代人認為老子確實遊歷過西域的，是絲路上的一位聖賢使者。再後來，東漢大儒馬融、史學家班固、曹魏詩人杜摯、魏晉著名道士王嘉、西晉道士王浮、北魏地理學家酈道元、唐代章懷太子等，在他們的著作中，分別記載了西北各地老子西行的蹤跡，以及他在西域的發明。二十四史和方誌中，也有零星材料記錄老子西行的信息。

絲路上現存的人文遺迹及口述材料，則有甘肅天水的伯陽鎮、臨洮的鳳台山、敦煌三危山老君台、新疆和田比摩寺等處，也是久遠歷史記憶的零散表徵。廣東省社科院研究員羅尚賢在多年研究老子行蹤的基礎上提出，老子帶領尹喜等弟子，在塔里木盆地進行重建人間和諧的實驗，建立起大道之邦，其輻射範圍到達印度、波斯邊境地區。

今年九月底，新疆阿克蘇市政府與中國老子文化研究院聯合舉辦了「老子西行尋蹤考察研討會」，在梳理歷史文獻記錄的基礎上，又對新疆境內十多個市縣進行實地考察，為老子在西域地區的活動找到了更多的田野材料。

唐代尊老子為遠祖，奉道教為國教，道教宮觀的設立遠及西域，據王卡等著名學者考證，僅西州和沙州兩地有文獻記錄的道觀就有14處之多。而且，伴隨唐代的對外開放，許多域外僧人和方士進入中國，甚至域外宗教也傳入長安。

貞觀二十一年(648年），唐太宗遣右衛率府長史王玄策沿絲綢之路出使印度（時稱天竺），碰上印度各地戰亂，使團被叛軍扣押。王玄策隻身逃出，在無法直接返回唐朝的情況下，北上尼泊爾和吐蕃借兵返回印度，帶領這些僱傭軍平定了全印度的叛亂榮歸故里。

對這樣一個實施跨國作戰取得輝煌勝利的將軍兼大使，回國後並沒有受到特別的獎賞，因為唐朝實行以道治國、和平外交，不願意吞併他國的土地。皇上關心的倒是如何延年益壽。因此，王玄策專門從印度帶回一個名叫那邏邇娑婆寐的僧人。唐太宗迷信這位外國方士，遣人分赴南亞各國採集怪葯異石供他煉製長生不老葯。結果，太宗中毒而亡。從另一個角度來看，赴國外採集煉丹原料的過程，也是對外貿易和技術交流的過程。

比王玄策帶回天竺方士稍早，貞觀九年（635年），有一個名叫阿羅本的基督教傳教士，從歐洲沿著絲綢之路來到長安，請求在大唐傳播基督教。有著恢弘氣度和寬厚心胸的唐太宗降旨允許其傳教。因這個傳教士屬於基督教的一個分支聶斯托里派，漢譯為景教，故而在中國建立的教堂名叫景教寺。其後查明該教發源地在羅馬帝國（漢譯大秦），又改名大秦寺。

當時在長安、洛陽、成都等地建立了多處景教寺院。其中長安就有兩處，一在長安城，一在終南山古樓觀西側。其所以選擇道教仙都領地修建外來宗教場所，大約是出於便利東西方宗教文化交流和以當時的國教道教來引領外來宗教，這樣兩方面的考量。

果不其然，這個目標最終實現了，雖然已是千年之後。到唐建中二年，終南山的這所寺院刻立了一塊碑石，題名《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記錄景教在中國傳播的過程，碑文融攝中西文化，將中國的儒道釋三教經義與基督教教義相匯通，後世被稱為世界四大名碑之魁。

景教在中國傳播兩個世紀後，會昌五年（845年）唐武宗廢佛時被逐出中國，碑石埋於地下，直至明天啟三年（1623年）出土。清末，由於戰火頻繁，歐洲某公使館請求總理衙門設法保護此碑。丹麥人何爾謨出重金買下此碑，準備運往倫敦。

清廷立刻通令陝西巡撫制止，最後何爾謨獲准複製了一個模擬模型帶回倫敦。1907年，《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被安放於西安碑林，成為碑林博物館的鎮館之寶。世界各地則有碑文拓片流傳和收藏。

蒙古帝國時期，道教獲得特殊的禮遇。先是全真道受寵，後是玄教勃興。伴隨大蒙古國的建立，道教也再度沿著絲綢之路向西傳播。在成吉思汗征服中亞的過程中，有大批內地士卒、工匠和商人隨蒙古軍隊遷入西域和中亞各地，其中有不少人是道教徒。

最典型的事件，莫過於丘祖西行。丘處機此行的目的雖然主要出於政治需要，向蒙古帝王傳授中華哲學和文化，以實現「一言止殺」的宏偉目標。但是，他在往返於絲綢之路的三年時間裡，對沿途民眾和軍政官員同樣也進行了道教的教化。

作為弘傳道教的重要平台，他還在今屬蒙古國的阿不罕山留弟子宋道安等九人建棲霞觀，又派人在今新疆天池建鐵瓦寺。當丘處機行至今屬新疆別失八里時，受到王官、士庶、僧道數百人的威儀遠迎，「僧皆赭衣，道士衣冠與中國特異。」

後來，丘處機在阿力麻里（今伊犁）遇見留守此地的察合台漢大臣張公。張是一個道教徒，故而對丘處機自稱弟子，並報告：「弟子所居，營三壇，四百餘人，晨參暮禮，未嘗懈怠」。這也是道教在絲路傳播的有力證據。

敦煌學是現代中國文化的重要成果，也是絲綢之路上的一顆明珠。而它的出現與道教息息相關，是全真道士王圓籙發現藏經洞，並主動向官方報告請求保護，引發一連串後人見仁見智的事件，才奠定了此一學科的物質基礎。此學科的建立，有戲劇性的結果，作為絲綢之路上的宗教文化現象，至少有兩方面值得珍視：

其一，王圓籙為保護敦煌莫高窟而興建太清宮、修葺千佛洞、整修三層樓，是道教與佛教兩大文化體系交流融合的成果。一個道教徒為佛教當看守人，雖然也新建了本教的殿堂，但絕不像某些宗教一樣，佔領他教領地必先抹其痕迹。這也是兩千多年來兩教共存共榮的延續。

其二，西方有良知的漢學家為保存藏經洞的珍貴人類文化遺產付出了自己的心血，他們不是像有的外國考察人員將其倒賣，也不是像某些國內官僚將其據為己有最終四散流落。這些妥善保存於世界著名博物館的藏經洞珍寶，正在無聲地向世人展示中華文化的魅力，也為世界各地包括中國的學者們研究絲路文化和中國歷史文化提供共享的平台。

至於古代海上絲綢之路上的道教傳播史跡，主要集中於朝鮮半島。唐以前道教已傳至高句麗。唐初國內已無五斗米道的稱呼，但高句麗國民仍將天師道稱作五斗米道爭先信奉。武德七年（624年），高句麗的榮留王上奏唐高祖，希望傳授道教教義。高祖賜給天尊像，並遣8名道士前往高句麗講授《老子》，並巡遊朝鮮名山，舉行鎮護山川齋醮。

其後，太宗和玄宗也分別於貞觀十七年、開元二十六年兩次向高句麗、新羅王贈送《道德經》。《朝鮮道教史》記載：「高句麗末王寶臧之代，權臣蓋蘇文建議立道教。自是唐之黃冠來講玄經，而道教遂盛，其勢力乃居儒釋之上。」

唐代中後期，新羅國相繼派遣崔承祐、金可記、崔致遠和僧慈惠、義湘等人入唐學習道教內丹術，回國後大力傳播道教，崔致遠被後世尊為韓國道教鼻祖。

二、現代西北道教向海外的傳播舉例

改革開放以來，西北道教在浴火重生之後，迅速邁出了向世界傳播的腳步。一是通過師徒授受的方式，直接把道教組織傳承送往歐美國家。繼英國道教協會之後，目前在歐美十多個國家已經建立起道教組織，其中多數是經由西北道教中人推進。

二是學術交流。韓國金仙學會是一個集政、商、學各界人士於一會的學術團體，以研究和弘揚道教文化為己任。他們藉助紀念新羅文化名人金可記和崔致遠的契機，長期與陝西道教界和學術界保持密切聯繫，並頻繁組織互訪活動，在韓國恢復了因日本佔領而中斷一百多年的道教傳播。

三是2007年4月，由中國道教協會和中國宗教文化交流協會主辦的「國際道德經論壇」在西安和香港兩地舉行，進一步擴大了陝西道教在國內外的影響。

四是生態道觀的國際影響。在世界宗教與環境保護基金會的支持下，由樓觀台監院任興之和陝西社科院道學研究中心主任樊光春發起組織的生態道觀建設活動，於2006年在陝西興起，目前已推向全國道教界。

面對全球氣候危機，國際社會採取了一致行動，但成效並不明顯。聯合國認為，除了通過談判迫使各國政府接受節能減排這種行政措施外，還需要通過非政府組織向公眾傳遞信息，推動政府前進。在全球非政府組織中，對公眾影響最大的莫過於宗教團體。

2015年7月，為了幫助巴黎氣候大會就國際減排協議達成共識，世界宗教與環境保護基金會攜手聯合國以及氣候大會主辦國合作，在巴黎召開了一次氣候變化良知峰會，包括前聯合國秘書長安南、法國總統奧朗德等各國政要、以及各大宗教領袖、諾貝爾獎獲得者等意見領袖參加了會議。

中國道教協會也派代表參加了會議，並且做了主題發言，闡述了中國道教在氣候變化問題上的立場，為促進巴黎氣候新協定的達成做出了貢獻。聯合國開發計劃署、世界銀行等重要機構，聯合世界宗教與環境保護基金會等非政府組織，在全世界範圍內，尋求環境保護與可持續發展方面的宗教團體夥伴，與世界各主要宗教團體建立了聯繫和合作，陸續開展了聖山保護、生態朝聖之旅、水源地保護、野生動物保護等項目。

在中國，主要的合作夥伴就是道教協會。在生態道觀活動開展之前，就已經進行了一些宣傳和調研。生態道觀活動開展之後，作為一項示範性活動向世界展示。在諸多世界性宗教會議上，道教代表和道教生態觀總是成為會議的主角，《道德經》名句總是會議的主題。或許，這將成為道教成為世界性宗教的先聲。

三、西北道教的歷史擔當

目前，我國政府提出的「一帶一路」建設倡議獲得國際社會的廣泛響應，今後將對世界政治經濟文化格局發揮重要的作用。西北道教地處絲綢之路的東段，又與古代絲綢之路有著密切的淵源關係，因此理所當然地要在新時代有所擔當。除了繼續推進西北道教在國際上的傳播之外，還要在自身建設、自覺推進道教中國化進程、推進道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概括來說，就是「三自」：自信、自律、自強。

所謂自信，是要對道教在新時代的歷史地位和作用有信心，而不是盲目聽信某些貶低中華文化的人所希望的那樣——道教永遠保持弱勢的面貌。其所以自信，是歷史與現實的必然選擇。

首先，道教全面保存著中華文化。文化雖有廣義和狹義之分，但就道教而言，兩個方面都堪稱中華文化的代表，它主要體現在三個領域：

第一，政治信仰。道教教祖老子是中國古代民主政治的鼻祖，道教從漢代開始就大力實踐他的思想，無論是兩漢的《太平經》改革和張修張魯的政教合一，還是後世的十方叢林制度，都可以看到老子政治思想的背景。

第二，文化傳承。這裡的文化是狹義的概念，即衣食住行用俗，大致可歸入現今「非遺」門下。道教文化不僅滲透進中國的語言、文學、音樂、美術、戲劇、建築、園林之中，而且在各個領域呈現出自己的風采。特別是道教服飾，是在外族入主中原後強制漢人改變服飾的背景下保留下來的，足以看出道教保存華夏文化傳統的堅韌毅力。

第三，科學研究。道教從探究天人關係出發，非常重視對環境的觀察和研究，關注對人體自身的研究，因此可以說是中國最早的科研團體。尹喜在終南山結草廬觀星望氣，應當是最早的天文台。歷代皇家的天文觀測機構，多由道士住持。至於四大發明中的火藥，則是道士煉丹的副產品。道教的醫藥養生技術長期造福世人，至今仍保持旺盛的生命力。

其次，道教組織體系逐步恢複壯大。一是教務平台拓展，二是教職人員增加，三是自辦教務能力增強，四是國際影響擴大。

宗教學理論告訴我們，宗教具有意識形態方面的社會功能和實體方面的社會功能。前者是向社會提供一種認識世界的方式，一套評判社會行為的價值觀念和道德體系；後者則為社會提供一種組織社會的形式，一套調適和整合、凝聚社會的機制和體系。這兩種功能的綜合，成為社會的一種控制系統。從道教發展的歷史與現狀來看，它的社會功能是健全的是有強大生命力的。這是道教自信的根本所在，完全可以傳之久遠，走遍世界。

自律，是任何一個社會團體都不可忽視的，對道教而言可謂事關生死存亡。因此，歷代先賢不僅建立起師徒傳承和十方叢林兩套約束機制，還制定了一系列清規戒律，用來保證道教組織的健康發展。

進入現代社會以後，諸多因素破壞了這一傳統，對道教發展極為不利。許多道觀正在積極探索新時代宮觀管理的新途徑，并力圖通過對傳統體制的揚棄即繼承和創新，來提高道眾素質，強化戒規的持守。

在自信、自律的基礎上，西北道教必將走向自強，必將重現歷史的輝煌，必將在「一帶一路」建設中續寫新篇。

（本文為作者在西北道教論壇中的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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