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林 | 錢乘旦：中國學術不能再唯「外」是從

原標題：學林 | 錢乘旦：中國學術不能再唯「外」是從

中國學術史可以分為「古代」和「近代」兩個時期。「古代」學術延續了幾千年，形成一套中國話語體系和研究方法。「近代」學術起於西風東漸，到現在已基本納入西方模板，就連「國學」也差不多放到西方的框架和方法中去研究了。

從19世紀下半葉起，中國人大規模引進西學，開始了中國學術的徹底轉型。這一方面打破了中國學術封閉的狀態，讓國人接觸西方思想和文化，對改變國人觀念、推動中國轉型做出了貢獻；另一方面也助長了一種新的思想定見的形成，即凡是西方的都是「進步」的，凡是中國的都是「落後」的。這種判斷固化之後，就成為一種觀念崇拜，如宗教一般進入中國人的思想。

現在，中國人頭腦里裝滿了「進步」、「發展」、「先進」、「落後」、「規律」、「必然性」這一類西方文化特有的概念，為了不「落後」，因襲照搬西方話語，也就成了中國學術「進步」的一個標誌。20世紀以來，中國學術越來越「歐化」、「美化」，其原因就在這裡。這不是說，中國學者不是在做中國學術，而是說，有更多的中國學術變成了西方學術的傳聲器：套用西方方法、論證西方結論、用西方語言說話，甚至直接重複西方話語。

從歷史背景看，這是可以理解的。明清以後，中國日趨封閉，其思想與學術也日益僵化，喪失了應有的活力。19世紀中葉，西方用武力打開中國大門，給中國造成深刻的政治危機和民族危機。為救亡圖存，當時的知識分子開始了解西方，將注意力鎖定在西方的思想、文化、「科學」、「理性」上，認為這些是西方強盛的基礎。對意識到自己的欠缺而急迫盼望擺脫困境的幾代中國人來說，汲取西學便成了「進步」之事。這導致近代以後中國學術的全面轉型，從內容到方法、思維方式、語言，皆以「西」為師，及至今日，「西」師已成定型。

以「西」為師經歷了幾個階段：19世紀首先「歐化」，20世紀初「歐化」與「美化」交疊，然後是一統「蘇化」；經歷了「蘇化」以及隨後的「文化大革命」，到改革開放時，人們發現中國與世界又脫鉤了，再一次進入自我封閉狀態。為改變這種「落後」狀態，思想、學術界再次引進外國「產品」，這一次主要是美國「產品」，其數量之大、範圍之廣，前所未有。由此可見，中國人對西方（以及西方學術）的態度明顯和「中國落後」的心態有關，人們希望引進「先進」，改變「落後」。

經過一個多世紀的了解和介紹，我們對西方學術和西方思想已經不再生疏，甚至相當熟悉了――該翻譯的差不多都翻譯了，現在甚至已開始翻譯三流、四流作品；外來成果的權威性已經絕對樹立，如一篇哈佛大學的博士論文，就可以是中國學界百談不倦的經典。西文新出現的辭彙立即在中國使用，於是中文就不夠用，出現許多新造術語；西文的某個新概念，更不用說「新體系」，一經出現，用不了多久就在中國刊物上被「複製」。中國人經常說：我們對西方的了解，比西方對我們的了解多得多。這是決然不錯的。總之，中國與西方的接軌很通暢，中國學術已經不封閉了。

但問題出在缺乏思考，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現在的危機是迷信盲從，而不是封閉無知。無疑，我們對西方學術仍需要關注，抱虛心學習的態度，緊追學術前沿，舍此就不能進行學術交流、不可開展學術對話。但無論是學習借鑒還是交流對話，都意味著「先了解、再吃透、有思考、做分析」。筆者認為，這12個字很重要，做好學問需要這12個字。

其實，西方學術中最值得讚賞的是它的獨立思考與批評精神，有了批評才有創新，也才有活力。西方人在不斷批判自己：康德批判、黑格爾批判、「科學理性批判」、「工業資本主義批判」，等等；通過批判前人，後人成就出新的理論和新的體系，如亞當？斯密批判重商主義，凱恩斯批判國家放任主義，新的「主義」在批評中產生，西方經濟學就是這樣發展的。設想哪一天，中國學術界出現了例如「哈貝馬斯批判」、「新自由主義批判」這樣的作品，即便它顯得幼稚，也是逐漸走向成熟的表現。到那時，中國就出現「大師」了。

學術要求思考，思考是批評的第一步。中國學術不能再人云亦云，不能再唯「外」是從了。現在缺少的正是思考，是在思考基礎上的分析與批判，這是當前中國學術最大的障礙。現在的中國學術不是無知，而是沒有自信，中國學術應當構築自己的話語了。

來源：北京日報

錢乘旦，（1949年7月－），中國江蘇金壇人，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研究方向是世界現代化進程和英國史。主要著作有《走向現代國家之路》、《第一個工業化社會》、《在傳統與變革之間—英國文化模式溯源》、《工業革命與英國工人階級》、《英國通史》、《二十世紀英國》、《寰球透視：現代化的迷途》、《世界現代化進程》、《歐洲文明：民族的衝突與融合》等；主編《英聯邦國家現代化研究叢書》、《當代資本主義研究叢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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