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昌碩 曾抱十石鼓

《石鼓文》自唐初出土後，深受學人的關注和重視，文字、歷史、文學等方面研究源源不斷，主要集中在訓詁考釋、年代考證等方面，名家品題著述不下數百。《石鼓文》唐初見於文獻，宋時遷河南開封，後屢經兵火、搬遷等摧殘，風雨侵蝕，原物漫漶頗甚。其中一石在宋代被改鑿為臼，另一石也不存一字。據郭沫若先生計，完整字形有四百六十五字，殘字和重字若干。清代、民國時期，金石學興盛，顧炎武、朱彝尊、何焯、張燕昌、翁方綱、朱駿聲、羅振玉、馬衡、馬敘倫等學者對《石鼓文》進行了補註考釋、拓本梳理等工作。清代碑學書法的大成階段也迎來了《石鼓文》研究的新高潮，書家紛紛以《石鼓文》為取法對象，臨寫《石鼓文》並用《石鼓文》書風進行創作。《石鼓文》的拓本亦頗珍貴。拓本雖自唐始，但因原石剝蝕，只有北宋拓本存字尚多，以明代安國藏先鋒本、中權本、後勁本三種宋拓最為著名，今存日本。

吳昌碩臨《石鼓文》中堂

吳昌碩自三十多歲開始臨寫《石鼓文》，終身不輟。在其臨習生涯中，他積極搜集佳拓，對於各種《石鼓文》拓本獨具心得。筆者根據其有紀年臨《石鼓文》書作，對其所藏所見《石鼓文》拓本梳理如下。

一、宋拓阮刻天一閣本，也稱阮元重刻岐陽《石鼓文》拓本。天一閣北宋本為元代吳興沈中藏本，後歸趙孟頫。明中期由四明豐氏所得，後歸浙江鄞縣范氏天一閣。天一閣建於明嘉靖四十至四十五年間（一五六一—一五六六），是明朝當時退隱的兵部右侍郎范欽的私人藏書樓。以方誌、政書、科舉錄、詩文集為特色，藏書以珍本善本為主。故此件北宋本被認為是「最為可據之本」。

清代阮元認為天下石「以岐陽《石鼓文》為最古」，他重橅天一閣北宋本，曾翻刻過兩本《石鼓文》字。一是阮刻杭州本《石鼓文》。嘉慶二年（一七九七），時阮元任職浙江學政時期，他以天一閣本參明初諸本「推究字體，摹擬書意」，請張燕昌「油素書丹」，吳厚生刻石，置之杭州府學明倫堂，作為學習教材使用。錢宮詹感嘆好古之士能在七百年後見到北宋拓本，著實「功偉」。二是阮刻揚州本《石鼓文》。阮元重摹十石，刻置於揚州府學。伊秉綬稱「嘉惠藝林，洵盛事也」。惜刻工已不如杭州本精到。

吳昌碩認為「石鼓字以宋拓阮刻為最」，遒朴而有逸韻，然而已不可多得。宋拓阮刻天一閣本也是吳昌碩一生臨習最多的參考範本。

吳昌碩臨《石鼓文》條幅

二、汪拓本。光緒元年（一八七五），汪鳴鑾任國子監司業期間手拓羅紋箋本。至民國時期，傳本已稀。樊增祥曾有贊「平中得凹缺者全，坐令薛阮輸汪拓」。可見，汪拓本馳名晚清民國時期。

一八八六年九月，吳昌碩的好友潘瘦羊請吳昌碩為其臨天一閣本，願以自己所藏當朝名臣、書家汪鳴鑾手拓的羅紋箋拓本相贈謝。雖然最後贈「楮幅」未成，但吳昌碩對羅紋箋拓本給予很高的評價，稱「近以汪郋亭羅紋箋拓本為最」。並與自藏明拓本相比，雖「闕氐鮮」，但勝在「露釵股」。潘瘦羊還介紹吳昌碩結識蘇州望族有「貴潘」之稱的潘祖蔭，吳因此得觀歷代鼎彝和名家墨跡。

三、明初拓本。一九七年，吳昌碩得《石鼓文》一冊自吳江王任堂。「石鼓第八僅存微字，殊足寶貴。」而骨董商人卻對明拓中的「微」字作偽賺昧心錢。吳昌碩專門作絕句記之：「劫火已仇天一閣，宏文阮刻費搜羅。漫誇明拓存微字，翠墨蒼涼贗鼎多。」

四、元拓《石鼓文》。中國美術館藏吳昌碩《書畫合璧冊》十二開之六，開題道：「吳江王任堂話雨樓所藏元拓石鼓，後歸秀水杜氏曼陀羅館，氈蠟黝古。下天一閣宋拓本僅一間耳。」

吳昌碩臨《石鼓文》中堂

五、《石鼓文》殘本。一九一五年，吳昌碩購於杭州梅華碑集市。「汧鼓舊拓，氈蠟彌古，氐鮮二字無闕。」因此吳昌碩斷為明拓本。上有張廷濟作籀文，徐同柏題字。徐同柏是張廷濟外甥，廷濟得古器，必偕與考證。廷濟所用印，多出其手。張、徐二人與清代藏書家別下齋主蔣光煦友善，常聚別下齋校勘評論，問難析疑。故吳昌碩確認此乃蔣光煦舊物。雖為殘本，但明初所拓，甚為精妙，與近時本比，字數缺泐較少。張芑堂曾評價「與天一閣本相埒」，「若非割裂，當亦不讓宋本」。

六、「我水」一鼓舊拓本。得自上海徐渭仁，釋六舟捶拓。據徐渭仁子徐允臨記載，徐渭仁所藏《石鼓文》拓本為張燕昌精模北宋本，道光丁酉年（一八三七）購於萬竹山房。乾隆五十四年（一七八九），張燕昌以范氏天一閣北宋本為底本，參考甲秀堂本、上海顧汝和本等多種版本並作了詳細考釋，校摹上石並雙鉤刻石。一八三七年，徐渭仁將張刻石鼓移置萬竹山房，即顧汝和露香園舊址，惜道光己亥（一八三九）年被毀成劫灰。拓本僅存一冊，雖為新拓，然不可輕視。

七、吳雲兩罍軒藏明拓。吳昌碩曾見。僧六舟認為是元拓，因墨氣古黝，神味淵異，非明時氈蠟所能也。

八、河井荃廬所藏舊拓。河井所藏，即今藏日本三井家的三種拓本（先鋒、中權、後勁）之一，這三種拓本都是河井從中國收往日本的。河井荃廬自一九年左右來華後，每年替三井聽冰閣收藏曆代碑刻法帖，二玄社各種精印三井所藏唐宋拓本都是河井當時收去的，其中就有《石鼓文》這三種拓本。

吳昌碩臨《石鼓文》條幅

清代以來，鄧石如、楊沂孫、吳大澂、羅振玉等書家或多或少都在《石鼓文》上下過功夫，而對《石鼓文》臨習最多最深最有獨到之處的當數吳昌碩。自吳昌碩一出，就成為《石鼓文》的代名詞。

吳昌碩在學習《石鼓文》的過程中，主動而竭力地搜集各種類型的《石鼓文》拓本，並作出比較和判斷。這裡有一個很有趣的現象，他雖然作出高中低的評價，但並不影響其對該拓本的臨習，這符合他「更喜殘字搜剔精」的審美趣向。凡《石鼓文》拓本他皆盡心儘力去臨摹研習，或集字，或節臨，或背臨。他選擇《石鼓文》拓本更在意的是「神」，他認為「運筆從心」，「取神不易」。前有楊沂孫、吳讓之、莫友芝等前輩研習，作為後輩，雖「入手難置辭」，但進入了更覺「元氣沁臟腑」，鍥而不捨後方見筆力之「努」勢。這也成為他臨習不輟的主要原因。王震稱吳昌碩對《石鼓文》的執著精神是「望斷河山無一人」。

吳昌碩臨寫的《石鼓文》雖帶有己意的發揮，但他十分重視拓本的選擇、比較和完整性。比如他在「吳市舊家」得臼鼓舊拓，感嘆「文字無闕」即「大寶」。吳昌碩的臨本中，集字和節臨的形式佔大多數，偶爾也會就某鼓文字背臨之。雖然日日臨習，但是吳生平所臨的《石鼓文》全本僅四本。在多年臨寫的過程中，他逐漸形成自己獨特的品評《石鼓》拓本的標準。若「《獵碣》第七僅存廿七字」的話，則判定是北宋本；宋以前《臼鼓》的捶拓本上「猷」字有筆跡可尋；乙鼓有「氐鮮」等字者皆是明拓；北宋本尚存「碩」字……

吳昌碩《石鼓文》集聯

從吳昌碩臨作的自題來看，臨習過程中他更在意用筆的虛實表達，「宜重嚴而不滯，宜虛宕而不弱」。一八八六年他寫到「用筆處處虛卻處處實，近唯虞椒楊濠叟，儀征吳讓老得其神髓」。一九二年他又雲「臨《獵碣》字，須筆筆虛筆筆實。近唯讓翁、蝯叟能得此中三昧」。對於臨習《石鼓文》的諸家，不論聲名大小，只要符合其所認為的「運筆虛實兼到」的審美趣向，他都佩服。在吳昌碩看來，運筆虛實是否能兼得，主要在於筆力。「筆力疲苶，未能虛實兼到。」如果筆端不是「金剛杵」力，則不能呈現「錐畫沙」的筆意。吳昌碩有多年的臂痛疾，每每臂痛握筆，自感虛實無法兼有。他曾因自己「臂痛大作」而「殊嫌腕弱」，使得臨習《石鼓文》腕力未能到。病腕初痊，仍「豪無筆力」。所以，吳昌碩眼中追摹的石鼓大家既有吳讓之、楊沂孫、何紹基等聲名遠播的前輩，也有吳山子、張孟皋、張皋文等同好。他多次將自書的石鼓文與吳山子臨作相較，比較的核心在於力道：「須腕能移山，足能穿地，鬱勃跌蕩，出於自然。」吳昌碩生活並不寬裕，一九一五年，他以重金購得吳山子臨北宋本《獵碣》四幀進行臨摹學習，因為作品筆意沉古，有金石氣。吳昌碩認為自己用筆綿勁，而吳山子臨作則參鄧石如筆意，古茂雄秀，得跌宕之致。吳昌碩對張孟皋推崇有加，認為其繪畫「擬陳白陽筆意，兼用南田翁設色」，吳因師其畫風而名聲大振。不只是繪畫，《石鼓文》亦師張孟皋法，卻自嘆力不從心「未能神似」，僅似吳山子。晚年吳昌碩對石鼓文臨作「虛實」的關注集中在古意層面。他認為自己的臨作若有古意，則是「衰年樂境」。一九一九年，吳昌碩七十五歲時，自評臨作「古穆之趣能從虛處出，實處尚能略似讓之翁」，是一種「衰年進步」。

我們今天把吳昌碩石鼓文奉為經典。在他臨習《石鼓文》的初期，這種化成自己風格的創新是不被理解的。他將石鼓文的筆意摻入小篆，這樣的寫法並沒有得到當時篆隸大家的欣賞與認同。他的老師楊峴就表示不贊同，並很不以為然。一九三年，吳昌碩作篆書《小戎詩》四屏條時，自述莫友芝「不屑為」此種筆法。時年五十九歲的他卻怡然自樂，更堅定了自己的藝術立場。一九五年，吳昌碩對吳大澂的一則聯句發生興趣，他模吳大澂法，但「用筆仍本石鼓文」，自認為「更覺古勁有致」。

歷經時間積澱，經典終歸是經典。今年正值吳昌碩去世九十年，理解吳昌碩藝術高度向其藝術成就致敬的同時，對於我們今天而言，更重要的是，挖掘以吳昌碩為代表的那個時代的藝術家從傳統文化中創出新意創出變格的內核動力，體會其藝術創新觀念，拓展和加深我們在新時代對藝術創新的思考。

本文刊發於《書法》2017年第12期

原題為《曾抱十石鼓——吳昌碩所藏所見石鼓拓本述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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