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將降清的種種表現，可從這一場戰爭中看出

文史 12-19

向敬之

功成不必在我，建功必須有我。於今日而言，這大多是一句響亮的口號、豁達的情懷、崇高的精神。媒介喜歡用這一個辭彙，既滿足了被報道者的虛榮，也往往能為報道平添幾分文學的力量。

然而，以此來評價明清之際的貳臣，似乎顯得是一種政治高調、一種英雄主義、一種脫離實際。如果無利可圖，貳臣本是投效自虧、辱沒氣節，又何須為了一份虛榮拼盡了性命。

從明朝走向清朝的貳臣，不少屬於追名逐利之輩，躋身廟堂而醉迷權力的爭鬥，有些為何立功取寵而不惜侵害老友、出賣故國、忘了祖宗。但是也有像劉芳名一樣的職業軍人，有著另一種境界。

寧夏人劉芳名降清時，為順治元年，明朝已經覆滅，有家可歸但無國可報的他，像當時許多投降主義者一樣，尋找新的政治合作空間。他很幸運，因為是前明柳溝總兵，率部來降，於是被「凡一切政事及批票本章，不奉上命，概稱詔旨」（《清世祖實錄》卷五十三）攝政睿親王，在投降書上直接批複：「命仍原官，隸正白旗漢軍。」（《清史列傳·劉芳名傳》）

多爾袞

一句代最高指示，讓一個前朝漢總兵，成了一個正白旗漢軍。要知道，正白旗為多爾袞親領旗主。多爾袞將清朝的首任柳溝總兵劉芳名納入本旗，看來是一種高度重視，當然也算是一種政治拉攏。

多爾袞遠在京師，距劉芳名千里之外，但他一直沒有忘記降將劉芳名，而是趁著西征大軍拿下陝西三邊，命同是降將出身的孟喬芳為總督時，也給劉芳名安排了一份新的職務：寧夏總兵。

總兵還是總兵，鎮守還是鎮守，但寧夏要比柳溝名聲響亮得多，上了一個檔次。

這一個總兵，可以說終劉芳名在清朝的餘生，即是順治十七年九月，劉芳名殉職於江寧兵營，被清朝破天荒地追贈一個總兵為太子太保，他的實職仍不過總兵。

在劉芳名降清、仕清的十七年里，多次被加銜，卻幹了一輩子的總兵官。

清朝的總兵，是從明朝職官人事制度中繼承來的，初無定品，多以系左右都督、同知各銜，乾隆十八年始定品軼。

也就是說，劉芳名的總兵級別，還得靠系銜決定。若按乾隆欽定的清代總兵為綠營兵正，官階正二品。劉芳名的品級不低，高於從二品的巡撫，同於正二品的總督。然清朝的軍權歸為各省巡撫提督之文官。總兵必須聽從於總督，受巡撫節制。

劉芳名這位寧夏軍區司令員，行政權力不大，主管轄區有限，他都不在乎，干好分內事務就行，所以他上任伊始，就保境安民、彈壓不法、訓練士卒、招撫民心，對於「時秦地初定，土寇尚多，悍卒復乘釁謀亂」（《清史列傳·劉芳名傳》）的寧夏社會治安，起到了一定的穩定作用。

清廷能用他，官復原職，還有調任，在他看來是恩情無限，故而他要武夫報國、引為自豪。時間很短，他就治績斐然，贏得了陝西總督孟喬芳為之向朝廷請功。

孟喬芳在請功報告上寫道：劉芳名很有才能，連續率寧夏鎮兵主力，平定了漢中、固原的兵士叛亂。

李自成與劉宗敏

順治二年十二月初，漢中鎮總兵賀珍舉兵反清，自稱奉天倡義大將軍。這是李自成用過的頭銜，這位由明朝武官投降李闖的大順名將，要以此表示自己繼承李自成的事業。賀珍是一個不斷背叛夥伴而獲取利益的傢伙，於是年二月率部向清朝英親王、靖遠大將軍阿濟格投降，獲任漢中總兵。就在降而復叛的六月前，賀珍曾入川大敗張獻忠的三萬大西軍。

獲利不多，賀珍又反。這樣一位悍將反清，來勢迅猛，率勁兵兩萬出連雲棧，一舉攻佔鳳翔，並糾集七萬部眾北上攻打西安，影響巨大。

固原鎮副將武大定，也是降將出身，於是殺死總兵官何世元，據城造反。寶雞駐軍高汝礪都舉兵反清，響應賀珍。一時間，靜寧、靈台、關中各地義軍揭竿群起。

西北危局嚴重威脅到清朝政權的鞏固。武將出身的孟喬芳一面奏報朝廷、說明情勢，一面調兵遣將、率兵彈壓。

劉芳名就近進剿武大定，繼而攻擊賀珍。他畢竟是正規軍出身的降將，打仗有規章，有方略，而且帶著自己訓練出來的寧夏悍將，很快是告捷頻傳。

雖然賀珍之亂迅速蔓延，至順治八年轉移至川東地區，聯合劉體純、郝搖旗等大順軍舊部組成了著名的「夔東十三家」，被桂王永曆政權太子太保兼吏兵二部尚書、總督川湖諸處軍務文安之招安，「共獎王室」，進公侯爵。（《明史·文安之傳》）然而，劉芳名的寧夏轄區還是暫時安定。所以，孟喬芳為其請功，「芳名俱在事有功」（《清史列傳·劉芳名傳》）。

這一盤棋局，其實為明朝降將之間的較量，有仕清忠誠者，有牟利反叛者。雖然在他們的字典里已經找不到對明朝有多少情感，但是有一個經典的辭彙可以反映他們的精神實質，那就是「物以類聚，人以群分」。

而聚分的標準，就是一個詞：利益。

賀珍和武大定成了三姓家奴後，降而復叛，未必是對明朝、漢族乃至崇禎帝、李自成有真正的眷戀，他們在降清後得利不多，自然也就不能像職業軍人出身的孟喬芳、劉芳名那樣有著人生理想的堅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