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的「新生活運動」，為何飽受世人嘲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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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2月，蔣介石與夫人宋美齡在重慶參加新生活運動七周年晚宴，與社會各界賢達帶頭吃素

文 | 諶旭彬

蔣介石當年曾發起過一場「新生活運動」。及至1935年末，該運動達到巔峰，已覆蓋全國25省市1355縣14條鐵路，擁有勞動服務團6萬餘人。但在輿論界，無論是當時還是後世，該運動一直飽受詬病，批評與嘲笑的聲音從未停止。

時人並不理解蔣氏借新生活之殼，行全民軍訓之實的用心

「新生活運動的最後目的，就是要使全體國民的生活能夠做到整齊劃一四個字。這整齊劃一四個字的內容是什麼呢？亦就是現在一般人所說的軍事化。……新生活運動，就是軍事化運動。」——蔣介石，《新生活運動的意義和目的》。

1、蔣氏認為：中國之所以不如德國，「完全是由於我們一般國民的知識道德不及人家」

1934年農曆新年元宵節（2月19日），蔣介石在江西南昌樂群電影院「總理紀念周集會」上發表演講《新生活運動之要義》，新生活運動由此拉開序幕。蔣氏之講演，開宗明義即明白表示，搞「新生活運動」之目的，是為了「完成復興民族的使命」。蔣氏說：

「我們要改革社會，要復興一個國家和民族，不是用武力能成功的，要如何才可以成功呢？簡單的講，第一就是要使一般國民具備國民道德，第二就是要使一般國民具備國民知識。道德愈高知識愈好的國民，就愈容易使社會一天比一大有進步，愈容易復興他們的國家和民族！」

蔣氏還以德國為例，對「國民道德」、「國民知識」與民族復興之間的關係，作了一番詳盡的闡釋，感嘆道：

「（德國）不到十五年工夫，居然能夠復興起來……人家剛剛戰敗，過幾年就可以不付賠款，要賴債就賴了，而我們幾十年或百多年的賠款，到現在還是每年要照付。總之，德國也是一個國家，中國也是一個國家，德國沒有武力而能與各國平等，中國雖有武力，依然不能求得平等，這是什麼道理？沒有旁的，完全是由於我們一般國民的知識道德不及人家」。

2、蔣氏提高「一般國民的知識道德」的藥方，是提倡符合禮儀廉恥的「新生活」

如何提高「一般國民的知識道德」呢？蔣氏的藥方就是搞新生活運動，從衣食住行入手，使「所有的國民個個人都過整潔樸素一切能合乎禮義廉恥的新生活」。為什麼要從衣食住行入手呢？因為「一個人或一國國民的精神、思想、知識、道德，統統可以從基本生活的樣法，表現出來」。

為說明基本的衣食住行對民族復興的重要性，蔣氏將自己在江西的觀察和早年留日的經驗做了一番對比。據蔣氏說，江西「一般準備要做國家和社會中堅人物……的中學生」，「現在雖然大多數比較好了一點，但是我去年初來的時候看到的，幾乎無一個不是蓬頭散發，有扣子不扣，穿衣服要穿紅穿綠，和野蠻人一個樣子，在街上步行或是坐車都沒有一個走路坐車的規矩，更不曉得愛清潔，甚至隨處吐痰。還有，看到師長不曉得敬禮，看到父母也不曉得孝敬，對於朋友，更不知道要講信義。這種學生，可以說完全不明禮義，不知廉恥！這樣的學生，這樣的國民，如何不要亡國？」

反觀日本，「他們雖口裡沒有提出禮義廉恥來講，但是無論吃飯穿衣住房子，走路以及一切行動，其精神所在有形無形之中都合乎禮義廉恥！……日本人全國上下無論什麼人早晚一定洗冷水臉，全國已為一種普遍的習慣，如果有人不如此，旁的人一定目為野蠻，不愛國。我們曉得：常常洗冷水臉，可以使人精神奮發，頭腦清醒，又可以使人皮膚強健，不受風寒，還有最要緊的，不致耽誤時間。別看這個習慣，事情雖小，益處卻極大，所以日本人全國如此；試問我們中國，無論是軍隊里學校里家庭里，有幾個人能終年用冷水洗臉？普通那一個不是非熱水不洗臉！往往因為沒有熱水而不洗臉，或因為等熱水而耽誤幾個鐘頭。由這一點就可以曉得我們的民族不行！我們和日本人不必在槍林彈雨之下來衝鋒陷陣，就只對日常生活比一比，就可以曉得高低強弱！」

3、蔣氏實際上是想借「新生活」之殼造就一種全民的軍事化，但時人並不理解

蔣氏提倡「新生活」，是其對中國出路長期思索的結果。或許鮮為人知，對國民黨自北伐以來的「革命」，蔣氏曾有深刻的反思。1933年11月，蔣氏在黨政軍調查設計委員會講話中曾毫不留情地說道：

「幾年來，我們革命的成績，只有破壞，沒有建設，而政治上不進則退的惡影響，已將過去一切軍事勝利，銷蝕無餘，整個社會的惰性或舊勢力，已早將十五年北伐所造成的革命新時勢，完全拉轉來倒退了，剩下的只是一個更支離破碎更腐敗黑暗更紛亂貧弱的社會。」

既敢於坦言國民黨政治上的黑暗與失敗，蔣氏自當努力思考對策：「我們要起死回生，免於滅亡，那只有改革政治……將不適於現代生存的舊社會，徹底改造出一個嶄新的現代社會來」。而蔣氏「改造出一個嶄新的現代社會」的手段，正是「新生活運動」——早在1932年7月19日，蔣氏已在日記中寫道：

「近日甚思提倡復興運動，與民族德性，而以勞力為主，以禮儀廉恥為體，以艱苦忍耐為用，以樹立紀律，整齊秩序為目標。欲救中國，如不從救人心入手，則緣木而求魚也。欲救人心，如不從注重德性入手，則亦不能見效。」

禮儀廉恥、艱苦忍耐、樹立紀律、整齊秩序，這些關鍵詞，全是日後「新生活運動」的核心內容。此亦可見「新生活」背後有蔣氏長期的深思熟慮。

福建「新生活運動」十年（1934-1943）中公開禁止與提倡的主要事件

但對一般國民而言，「新生活運動」孜孜於衣食住行等生活習慣問題，與民族復興似乎很難扯到一起。1935年11月，冰心接受記者採訪時，就嘲笑了「新生活運動」：

「這，都是非常可笑的，這些事據說該由教育部或內政部管理的，而現在，……到綏遠去那次便有這個笑話：那邊小鎮上都有趕集的，但在新生活運動推行到了那裡之後，有許多鄉民竟不敢出來了，因為怕強迫扣鈕子，他們本來便習慣敞胸或竟不用鈕子的。」（《冰心女士訪問記》，載《婦女生活》第一卷第五期）

冰心不知道，她所嘲笑者（鄉民怕強迫扣紐扣而不出門），恰恰是蔣氏所深惡痛絕者。蔣氏素不務虛，在《新生活運動之要義》中，已經很清晰地闡明了「新生活」關注一般民眾日常生活細節的緣由，那就是：「講到這裡，我可以告訴大家，我現在所提倡的新生活運動是什麼？簡單的講，就是使全國國民的生活能夠徹底軍事化！能夠養成勇敢迅速，刻苦耐勞，尤其共同一致的習性和本能，能隨時為國犧牲！」讓一般國民吃飯有吃飯的樣子，穿衣有穿衣的樣子，居室要符合基本的衛生標準，走路要遵守交通規則……這一切看似瑣碎，實質上都是為了養成一般國民的自制力。這種自制力培養，實際上等同於一種「全民軍事化訓練」。執政者的這種用心，自然非冰心一類文人所能輕易理解。

4、借殼搞「全民軍訓」的一個重要隱衷，是為即將到來的中、日戰爭做準備

「新生活」以「全民軍事化訓練」為最重要的目的，與當時正在進行的抗戰準備有莫大關係。《新生活運動之要義》中，蔣氏有感於日本「全民洗冷水臉」，對比中國，不勝痛心疾首：「我們要復興民族，報仇雪恥，不必講什麼槍炮，就先講洗冷水臉，如果這一件最小的事也不能勝過日本人，其它的講什麼！」此段言論，已將「新生活」與抗戰準備之間的關係點明。1934年3月7日，蔣氏又說：

「就整個國家之前途觀之，世界大戰必將於最近爆發，國家之存亡興替，即決於此。吾人……必在大戰之前夕，竭力準備。但目前因時間之迫促，人力物力之缺乏，與乎國家之迄未統一，一切準備已不能以全國為範圍，亦不能百廢而皆舉，只能在整個國家與民族利益之立場，擇定條件最完備之區域，集中人才物力準備一切，使成為民族復興之最簡式的根據地。予以為此種事業大概有兩種，一曰明恥教戰，即普遍的國民軍事訓練；一曰交通及基本工業之建設。」

蔣氏所謂的兩種為抗戰做準備的事業，前者即新生活運動，後者則是國民經濟建設運動。正因為「新生活」肩負著為抗戰做準備的重任，1935年3月24日，鑒於運動進度「未能盡如吾人之所期」，蔣氏再度強調「新生活」須遵循「軍事化」、「生產化」、「藝術化」三大原則：「軍事化者：在使一般國民能重秩序，守紀律，一切動作能迅速確實，共同一致。生產化者：在使一般國民能消極的崇尚儉樸，減少消費，愛用國貨；積極的更能勤苦工作努力生產，多為社會服務。藝術化者，在使一般國民能尚整齊，愛清潔，一切事物由整潔而自然美觀。」

蔣氏雖然屢屢強調「新生活」的全民軍事化目的，但全面抗戰爆發之前，在公開發表的有關新生活運動文件和演說中，蔣氏始終不曾明言「抗日」二字。1935年2月27日，蔣、汪還曾聯名發布嚴禁排日運動命令；同日，國民黨中政會通告各報紙、通訊社，禁止刊載排日和抵制日貨消息。恰與前引蔣氏3月24日的講話所強調的「軍事化」、「愛用國貨」等內容南轅北轍，何為虛情，何謂真意，自不難判斷。外交上努力周旋拖延、內政上竭力預作籌劃，同時避免刺激日軍，是國民政府此一時期抗戰的基本策略。到1938年，全面抗戰已然爆發，蔣氏也就無所避忌：

「老實說，我從前倡導新生活運動，提倡國民生活軍事化，生產化，以及合理化(或是藝術化)，希望一致做到整潔簡樸、迅速確實的程度，就是因為鑒於國家的危險，要大家有應付非常事變，擔當非常責任的準備。到今天，我們的同胞可一致明了我的意思了。這新生活運動的精神力量，就是我們民族抗戰最大的武器。」

1948年，蔣夢麟亦撰文回憶說，1936 年，蔣介石曾在北平對他說過：

「新生活運動要請你們在北方的同志好好的推動，我有一個深意藏在這個新生活運動裡邊，我想發動全國人民，利用新生活運動發動全國人民，來作抗日運動。」

「新生活」為何未見實際成效，反鬧出許多笑話？

「新生活運動」自啟動伊始，即飽受批評與嘲笑，如與宋氏姐妹交好的項美麗說它是「全國性的一場不大不小的笑話」，馮玉祥說「新生活是說著騙人的」，最刻薄者，莫過於James Thomson的評語——「建基於牙刷、老鼠夾與蒼蠅拍的民族復興運動。」這些諷刺，建築在「新生活」的失敗之上。「新生活」何以會失敗？

1、蔣介石承認，新生活運動「只做到表面一時的更新，而未達到永遠徹底的改革」

運動缺乏成效，是其備遭嘲諷的主要原因。運動兩周年之際（1936年），蔣介石曾發表紀念講話，並不諱言其成效之微末：

「我們現在到處都可以看到新運的標語，而很少看到新運的實效；到處都可以看到新運的團體和機關，卻是很少看得見有多數國民確實受了新生活運動的效果。至於一般社會能在衣、食、住、行中表現禮、義、廉、恥的四維，其生活方式能達到軍事化、生產化、藝術化，而且厲行勞動服務，具備互助合作的品德，愛國家民族的現代精神，那當然更是少了。」

運動三周年之際，蔣氏又總結道：

「過去的工作，在推行方面，標語多而工作少，方案多而實行少；在推行對象方面，只注意到社會上層，而未及於下層；只注意到通衢馬路，而未及於街頭巷尾。所以三年來新運的結果，只做到表面一時的更新，而未達到永遠徹底的改革。」

因其流於形式，「新生活」在當日已演繹出許多笑話。以禁止婦女燙髮為例，因屢禁不止，湖南常德縣別出奇招，頒布法令規定全縣妓女舞女一律燙髮，以資區別。此令一出，效果頓生。非但一般婦女不願再燙髮，連規定要燙髮的妓女舞女們，也轉而把頭髮弄直。無獨有偶，重慶新生活運動促進會也曾要求重慶各理髮店在門口高掛「燙髮即是娼妓」的標語，企圖讓那些喜好剪髮燙髮的「閨秀名媛、知識女性、公務人員之主婦」能夠望而卻步。更惡劣者，如長沙市長王秉丞，將禁止女性燙髮上升到中西文化優劣層面上來，說什麼「現行燙髮，學自西洋蠻俗，……有傷風化。……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可毀傷。而今用火焚炙，有乖孝道」——宋美齡向媒體解釋禁止燙髮，其理由不過是「崇尚樸素」；到王秉丞這裡，卻成了荒唐的中西文化之爭了。

2、失敗原因一：運動本身「形、神分裂」

1930年代，「民族主義救中國」是國民政府竭力推行的一種「國策」。受這一「國策」指導，政府在提升國人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方面做了很多工作，雖然這些工作在今天看來可商榷之處很多，譬如由中央政府出面將所謂的「中國傳統武術」提升到「國術」的高度；再如將迄今尚未取得學術界共識的「四大發明」當作歷史定論寫入教科書，等等。「新生活」運動也不可避免地與這一「國策」結合到了一起。蔣介石說得很明白：「新生活運動者，……即求國民生活之合理化，而以中華民族固有之德性——『禮儀廉恥』為基準也。」

1937年5月，延安城南懸掛的「歡迎中央調查團」、「實行新生活」的大標語

蔣氏一方面說一般國人在衣食住行上「吃飯坐的坐，站的站，蹲的蹲！餐具零亂，吃飯以後弄得菜湯飯屑狼藉滿地……」，簡直「和野蠻民族一個樣」；一面又搬出「中華民族傳統美德」（禮儀廉恥），正是為了平衡國人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事實上，蔣氏並不號召國人向古人學習，他提供的學習對象，是分散中國各地的外國僑民和傳教士。蔣氏說：「我國今日復興民族，救亡圖存，亦惟有模仿外人，實行新生活」，「在中國內地一般普通華僑，其生活習慣、精神、行動，無不符合新生活之原則，吾人應取人之長，補我之短，以外僑之生活為新生活之實際模範」；「我視察各省，囑各省軍政長官，應與當地教會團體聯絡，因若輩之生活，多半合於新生活」。

一邊打出「中華民族傳統美德」的旗幟，另一邊卻號召民眾向外人學習，這種奇特的「形、神分裂」，貫穿了整個「新生活運動」。因為存在這種「形、神分裂」，同在竭力推動「新生活」的賀衷寒和張學良，對「新生活」的理解，卻出現了截然相反水火不容的奇觀。賀衷寒說：

「新生活運動的唯一目的，就是要把『五四』的新文化運動的破壞運動，改變成一個建設運動。『五四』是把中國固有的精化完全不要，今天的新生活運動，是把中國固有的精華加以發揚。」

張學良卻大唱反調：

「外人不但在物質文明上勝過了我們，即在精神文明上也勝過我們。所有仍在崇信本國精神文明，以為在今日推行新生活運動無其必要的國人，我以為應當趕快覺醒了。」

可想而知：這種「形、神」分裂，一方面不免將許多想要尊孔復古的人物和勢力吸引進來，另一方面又不免將許多抵觸「中國傳統文化」的知識分子排斥出去（譬如胡適）。同時也給了國民政府的敵對者攻擊的口實，如宋慶齡1937年在紐約《亞洲》雜誌上刊文《孔教和現代中國》，斥責「『新生活運動』的思想基礎是本質上反動的傳統儒家哲學。……對人民毫無裨益。因此，我建議取消這個迂腐的運動。」

3、失敗原因二：國民黨的黨組織沒有深入到縣及縣以下社會，無法推動「新生活」

「新生活」何以不能有實質的大成效？蔣氏夫婦本人雖然可以身體力行過標準的「新生活」，以為國人之楷模，但不公正的社會遊戲規則未變，楷模的力量其實也很有限。法學家章淵若當日的批評可謂一針見血：

「只有在一個賞罰分明、貪污絕跡、紀律振肅的國家，社會才有是非，才有公道，而民眾才會明禮義，知廉恥，有紀律，守秩序。否則，在好人終是吃虧的變態社會律下，有誰願肅身自好呢？」

說到底，能夠做到讓自己的行為忠實遵從內心的道德律的，畢竟是少數；大多數的一般國民，其行為依據，仍然是決定現實利益的社會遊戲規則。

既然在現行「變態社會律下」，民眾無意向楷模學習，無意主動去過「新生活」，當局的強力推動就顯得至關重要。但蔣氏對是否以政治力量推動「新生活」，表現得相當矛盾。一方面，要求各級黨部「將新運列為黨務考績」。另一方面，又再三強調：「新生活運動乃是一種社會運動，應當要拿從事社會運動的精神來做，而不能以做政治工作的方法來做」、「新生活運動的推行，絕少依靠政治之力量，而必須大家以身作則，來做『潛移默化』的功夫。」這種兩頭搖擺的結果，是主持新生活長達十餘年的黃仁霖，也搞不清楚「究竟這一個運動，是一個政府機構，還是一個社團組織。」

蔣氏之所以搖擺，原因有二。

其一，當日部分知識分子對用搞政治運動的方式來推動「新生活」本就相當反感，如胡適就曾公開刊文，勸告蔣氏：新生活運動應該是一個教育運動，而不是一場政治運動。生活是一種習慣，生活習慣的改革，要依靠教育的進步，而不能依靠政府的強制。

其二，國民黨即便欲以政治運動的方式推動「新生活」，也是力有未逮。國民黨名義上號稱「一黨訓政」，但「黨」實際上既無力「訓」民眾，也無力「訓」政府。如高華所言：「國民黨只是在中央一級實行『以黨統政』，省以下則實行黨政的完全分開，在省以下的基層，其黨務機構形同虛設。」1934年，曾有國民黨地方黨務人員在《中央黨務月刊》上刊文，憤怒聲討「一黨訓政」的有名無實：「本黨名為訓政，實無殊於退聽……各省市縣黨部坐擁虛位，毫無實權，絕不能過問各當地任何政務，偶一置喙，誹謗隨之。」大陸時期的國民黨，其組織幾乎完全沒有深入到縣及縣以下社會中去，黨既不領導政府，也不領導軍隊，甚至連基層的「地方自治」，也幾乎見不到黨的影子，「號稱數百萬黨員，……但大多數是掛名黨員，平日決不發生任何組織上的聯繫」，據1942年的統計數據，70%的區分部連定期開會都做不到。國民黨在基層的黨力如此脆弱，蔣氏也就只好寄望於社會的自覺了。但如前所言，「變態社會律下」，社會是沒有過「新生活」的自覺的。所以，運動最後完全走形，鬧出各種笑話，也就不足為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