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最危險的書：塔西佗<日耳曼尼亞志>——從羅馬帝國到第三帝國》

【作者】[美]克里斯托夫?克裡布斯

【譯者】荊騰

【出版單位】北京聯合出版公司/斯坦威圖書

《歷史》（Histories）一書上起四帝之短命統治的漫長一年（69年），下迄圖密善之死（96年），正如該著的前言對讀者的提醒（在面對塔西佗緻密嚴謹的風格所帶來的挑戰時，譯者總是感覺他們自己有所遺失；在此，對著作的描述逐漸轉變為對時代的描寫），這本書「充滿了災難，其中有戰爭的暴戾、激烈的內訌，即使沒有干戈紛爭也殘暴兇險」。羅馬已經喪失了傳統的德行。為了呼籲一種早已失落的責任感，四帝時期的首位皇帝伽爾巴（Galba）在69年時曾宣稱：「我要選拔自己的士兵，而不是收買他們」；不久以後，他就為他的這種說法付出了生命的代價。塔西佗簡潔有力地評述道：「假使他從未領有過統治大權，人們還會認為他是個有能力的統治者」。

儘管其中偶爾出現文雅得體之舉，以及轉瞬可見的明朗時日，但完成於2世紀最初十年結束之時的《歷史》卻讓人們看到，「諸神並不關心我們閑逸無憂的安全，而是更多注意我們應受的懲罰」。然而，人們只能想像塔西佗對圖密善統治時代的描寫可能會是什麼樣子的；因為不幸的是，這部（可能）有12卷的涵蓋了28年歷史的著作，只有前4卷和第五卷的開篇留存到現在（保存於一份11世紀的手稿中，該手稿藏於洛倫佐?美第奇［Lorenzo de Medici］圖書館，並以該圖書館命名，被稱為美第奇二號手稿）。它們只呈現了不到兩年的歷史。Habent sua fata libelli：書亦自有其命。

《編年史》（Annals）是塔西佗的第二部長篇史著，而且對於許多人來說亦是其巔峰之作，對於那種將絕對權力委於一人，同時將正義棄予偶然和命運的政治體制，這部史書繼續進行了剖析。與他早先所作的說明不同，塔西佗在這部著作中不寫他自己在賢君涅爾瓦和圖拉真統治下所經歷的時代。相反，他回溯既往，開始著手一段關於暴政的考古學。他的記述始於奧古斯都之死（在14年），正是奧古斯都——儘管他似乎只是自稱「平等人之中的第一人」——開始了第一人（the first man）的統治；而他的敘述結束於尼祿之死，即朱利亞?克勞狄王朝最後一位皇帝，這也是（早先撰寫的）《歷史》開始之處。

也許塔西佗的旨趣在於歷史事件的「來龍去脈」，這讓他更加深入到過去、權力陰謀，以及人性之脆弱的反思之中；抑或他認為不去記述這些「幸福的時代」要更為穩妥些——除了在描繪早已死去的暴君時偶有提及？無論如何，《編年史》主要是一部關於獨夫之治的研究著作，對於那些「被諸神賦予至高無上的事務裁決權」的人，以及那些「只留下諂媚順服之榮光」的人來說，這部著作都會讓他們心神不寧。

它生動地刻畫了脾氣乖張的提比略（Tiberius）、笨拙痴愚的克勞狄，以及矯揉造作的尼祿等諸帝的形象。這些皇帝在統治之前還是溫良仁善的，而且道德的偽善是可以期待的最好結果。然而既非提比略，亦非「被所有正常的和不正常的殘暴行徑弄得污穢不堪」的尼祿保持了他們最初的努力。在這樣的境況之下，自由只可能存在於帝國之內的外來移民中，或者是在帝國之外，例如，在日耳曼人之中。

另一方面，羅馬像是「一個景況凄涼的國家」，在這位皇帝的統治之下，被委於諸趨炎附勢之人。一位精於政治陰謀的人士曾提醒提比略的母親「不要把宮闈秘事，心腹親信出的主意以及士兵們乾的事情聲張出去；而且提比略不應把任何事情都交給元老院，從而削弱元首（principate）的權力。專制權力所必須的一個重要條件，即人們如果只聽命於一個人，事情才能夠得到妥善的處理」。在《編年史》中，塔西佗還給讀者抄錄了一份很長的遭人詬病的財務單；但是這部共計18卷的著作（是否完成，以及在何時完成，並不確定），而今卻只有1-6卷和11-16卷遺留給我們（這要歸功於來自9世紀和11世紀的兩份手稿）。關於卡里古拉（Caligula）——那位惜愛一匹名為「疾足者」（Incitatus）的馬愛到打算將其任命為執政官的瘋癲皇帝——一朝的情況，這部書一頁內容也沒有留下來。

約翰?彌爾頓稱塔西佗為「暴君們最有可能的敵人」。他還是一個戴著白色手套而不手染鮮血的殺手。他所選擇的武器是含沙射影。他先是報道傳聞：關於奧古斯都之死，「一些人懷疑是他的妻子暗中作祟」。然後展現了具有破壞性的另一面：皇帝和他的母親沒有參加他們親人的葬禮，是因為他們「認為公開場合的哀悼將會有損他們的尊嚴——或者是擔心人們在注視他們的行為舉止時，會看穿他們的偽善」。他僅僅通過並置的方式就可以產生影射的作用：尼祿的縱慾放蕩被火把所照亮；之後我們就聽說了羅馬的大火——當然，「這是出於偶然還是皇帝蓄意為之，很難說清」。那麼，在這樣的旁敲側擊之中，誰應擔負罪名昭然若揭。

他對人物、政治分析以及敗壞的道德準則的揭露性描寫使其讀者著迷了近兩千年，他對16世紀晚期和17世紀政治言說的深刻影響使得這一時期被稱為「塔西佗時代」。毫無疑問，他的影響在很大程度上應歸功於他那尖刻犀利的敘述風格，他以這種風格剖析了病入膏肓的羅馬政治體制。他那頗具神采而又犀利洗鍊的文風啟發了直至20世紀的諸多作家，包括20世紀最偉大的塔西佗主義者（Tacitean）羅納德?塞姆爵士（Sir Ronald Syme）[ 羅納德?塞姆（1903—1989年）：英國偉大的塔西佗主義者，生於紐西蘭，著有《羅馬的革命》、《塔西佗》（兩卷）。]。當這位20世紀的歷史學家寫下「人世朝代雖有更迭，而文風依舊」的時候，他心裡想的可能就是他自己以及他從這位羅馬史家那裡所得來的恩惠。

這種十分獨特的文風讓人為難：它以幾近晦澀的簡潔，不拖泥帶水的明快諷刺，不對稱的句式結構，以及難以捉摸的含混雙關為特徵。這種簡明的風格往往會使其讀者透不過氣來，並且它總是集中在令人難以忘懷的字句之中：「他寧願因犯下罪行而受到控告，而不願僅因有犯罪的企圖而受控告。」他避免平白無奇而毫無起伏的敘述編排，並盡量避免使用日常辭彙，從而在翻過每一頁時都會讓讀者出乎意料。尼祿開始付諸實行「那項蓄謀已久的罪惡」，乃是因為他的情人並在之後成為其妻子的波佩婭（Poppaea）通過「頻繁的嗔怪並偶爾以嘲笑的方式」刺激了他，塔西佗本可以敘述為「以頻繁的嗔怪和偶爾的嘲笑」。但他避開了這樣對稱的句式，從而使其讀者始終屏息凝神。

同樣不對稱的是，他對事實的呈現方式，其中最複雜最重要的事情往往只是被一筆帶過。他是一個令人難以捉摸的作家，他引導其讀者發現他們已經誤入歧途，並且通過其暗示來破除那些誤導性的成見。源於塔西佗主義者的那句時髦話語：「因其缺席而引人注目」，恰好可以作為其文風力量的一點標識。

塔西佗因其語言所具有的那種詩性的力量而被譽為羅馬民族中少有的偉大詩人之一；他無疑也是他們最偉大的諷刺作家之一。他對人性的缺陷和軟弱冷眼相看，同世人若即若離。他飽含悲憤，評論卻不失機智風趣。然而，他終究按捺不住，始終持守著對超越於日常喧囂之上的人性尊嚴的一種永恆的信念。對此，人們或許會產生些許疑問，關於數世紀後人們對於《日耳曼尼亞志》的利用，塔西陀會作何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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